第一节 引言

随着优利乌斯·恺撒继承人的胜利，这不但在欧洲历史上开始了一个独特的阶段，即“奥古斯都时期”，也在世界历史的标准划分上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纪元，即“罗马帝国”，尽管这显然只是历史的后见之明。这一事实总是给历史学家们——从最初到现在记载奥古斯都的作家们——造成一个难题，因为奥古斯都既是一位终结者，又是一位开创者。这诱使历史学家们在元首制之初（无论它被定在公元前27年或公元前23年或公元前19年，还是定在其他某一年）放弃编年叙事——仿佛这个时间静止了一般——而让位给对罗马帝国“建立者”所创始的“制度”的主题性叙述。奥古斯都的确“创建了”罗马帝国；但是屈从于这种主题性诱惑的危险就在于，它使奥古斯都开创的制度看起来非常类似深思熟虑和既定方针的产物，然而这些制度却需要被视为正在形成的、不完善的和尝试性的产物，被视为一种连续不断的政治叙述发展演变的结果。这一叙述将在本章呈现。[1]

继第一章所叙述的“三头同盟”时期之后，关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史料来源，过于纷繁复杂以至于无法在此进行概括性描述；[2]但在某些方面，这些史料远未达到我们满意的程度，起源于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帝国的诸多制度，仍然难以查明。我们所进行的叙述也诱导人们过于强调次要的骚乱事件。史料证据的一个或两个特征必须引起读者的关注。首先应该注意的一个特征是，在塞维鲁时代（Severanage）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卡西乌斯·狄奥用希腊文写了一部《历史》，其相关内容（第51—56卷）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唯一完整的古代编年叙事。[3]我们非常幸运，关于奥古斯都的大部分统治时期，狄奥都有完整的叙述幸存下来，并作为后奥古斯都时期历史学家普遍感到满意的狄奥拜占庭删节本的对照本；但是狄奥的叙事存在诸多的小纰漏，其原因并非出自任何恶意，而是纯属于抄本中枝节内容的缺失，在这里，我们或者求助于这个删节本，或者完全无视狄奥的叙事。[4]由于奥古斯都统治最后20年详细情况的缺失，导致这一时期的史料前后极其不平衡：造成人们对后半期产生太多猜测的空间，还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对前半期过度强调的某种失衡性。

狄奥《历史》的另一个必须注意的特征是第52卷的独特性。它几乎完全由一场模拟辩论所构成，这是一场被设定在公元前29年，将作为奥古斯都顾问的阿格里帕和麦凯那斯之间关于“民主制国家”或“君主制国家”优缺点的辩论；麦凯那斯关于拥护后者的演说十分冗长。[5]在这里，我们接受的普遍观点是，麦凯那斯的演说至少是狄奥所创作的一种“行动方针”（démarche），期望影响他所处时代政府的方针政策，而不能被用作狄奥有所意图的直接证据，也不能被用作人们普遍认为发表这篇演说的当时实际情况的直接证据。

除了狄奥的《历史》，还有两个重要的史料来源是苏维托尼乌斯的《奥古斯都传记》和《提比略传记》：苏维托尼乌斯撰写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是极其珍贵的史料，但它们是按主题而非年代顺序编写的。[6]无论如何，苏维托尼乌斯和狄奥提供的都不是同时代的史料，所以产生了诸如他们记载的史料到底来源于何处，这些史料究竟有多大可信度等问题。在同时代的资料中，今天幸存下来的有奥古斯都撰写的《奥古斯都功德录》（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铭文与草纸文献）、维雷乌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罗马史》的相关部分，[7]以及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志》（Geography）。据我们了解，还有更多的史料：奥古斯都撰写过一部自传的残篇（只记载到公元前25年为止），还有一些他的书信和言论的汇集；阿格里帕也写了回忆录，我们还听说过各种各样同时代人和接近同时代的人对这一时期的事件的记叙——尽管他们的记叙没能保留下来。[8]李维书写的《历史》一直持续到公元前9年，但是，关于这部作品我们手中掌握的只是所谓的“概要”（Periochae）或“目录表”，而且对一个重要问题，即李维的《历史》是不是狄奥记叙奥古斯都时期的主要史料来源，就像他记叙前期的历史一样？答案似乎是：很可能并非如此。[9]这一答案使奥古斯都时期的这位历史学家处在了令人担忧的境地，即他所记叙的主要史料来源，其本身是建立在一种不为人知或遗失的史料基础之上，这些史料的可信度并没有经过判断和证明。

至于铭文，尽管数量庞大且至关重要的铭文需要细致识读，但是其中有一组，如果没有一句解释的话，它的确会让读者困惑：即以“年表”（the Fasti）和“日历”而知名的列表。[10]“年表”是一年一度的罗马执政官或者举行凯旋仪式的那些人，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刻写在石料上的名单，从早期开始，这种简单明了的名单有时被附以其他事件的简短注解。幸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一组列表，被称为“卡皮托利年表”（the Fasti Capitolini），其中既有执政官又有凯旋者，它刻在了罗马广场南端的一座奥古斯都凯旋门上。[11]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正如我们掌握的情况一样，那些“年表”并非古老的原始史料，而是一部博学者的汇编，它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出于宣传的目的、被整个地竖立起来，而非出于记叙历史的目的。“执政官年表”的铭刻也被竖立在自治城市当中，同时还添加了自治城市的地方官员名单，一些自治市保留了这样的名单：“城镇行政长官”（vicomagistri）名单提供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直至公元3年的执政官名单。日历是一年中的节日和组织其他活动的列表；[12]毫无疑问，日历由罗马官方负责刻写，但是流传到我们手里或多或少的零散碎片显示，有的日历属于自治城市或社团（corporations），甚至是私人性质的铭刻。最有价值的是普莱奈斯泰广场上的“普莱奈斯泰年表”（the Fasti Praenestini）：它们也是由一个博学者创建的，即奥古斯都的孙子盖乌斯·恺撒和鲁奇乌斯·恺撒的家庭教师、古物学家维利乌斯·弗拉库斯（Verrius Flaccus）的作品。

今天可以利用的新的信息量——在第一版《剑桥古代史》中，撰写奥古斯都时期的作者还没有掌握的信息——仍然不多，它们是由少量的碑铭和草纸文献组成的，但其中有一些确实具有较高的价值。不过，历史学家在处理奥古斯都时期的史料证据上，将自己的任务进行了巨大扩展，这源自三种概念上的发展。首先，学者开始将物质遗迹——建筑物、艺术品、钱币——视为研究核心，而不仅仅是已经明确了的依据：对罗马人而言，它们是正在述说的历史遗迹，它们传递着政治信息。[13]其次，这种评价与鉴别是一种更加广阔深远的视角的组成部分，在此，我们必须将符号的象征性和神话的制造视为所有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功能，将一个国家的政治象征和政治形象视为了解这个国家全部历史的基本要素。最后，向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延伸——奥古斯都时代著名人物的文学作品。在这一领域的博弈中，几乎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胜任，他们更像是一位旁观者。当前，在精通文学的专家们中存在一种趋向，即他们将那些文学作品视为对“奥古斯都时代价值观”或“新社会”价值观彻头彻尾的政治声明，无论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宣传，还是作为对政治统治或多或少的隐蔽性抵制。历史学家无法回避将此类资料同样视为核心史料而非边缘史料的挑战，尽管他不可能掌控所有证据的不良感觉因此而加重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