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做人之度》：是非之度

人是世界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心灵是衡量自身的尺度。有才无德难以成功，有才无度也难以成功，有才有度才能成功。成功的人，就是能够熟谙、把握是非之度、曲直之度、刚柔之度、清浊之度、雅俗之度、方圆之度、屈伸之度、变通之度的高手，所以才能宠辱不惊、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成为人生的“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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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的相对性、时空性、地域性、宏观、微观性都是不可忽视的，不能漠视的。

明辩是非，坚持正义，主持公道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之一。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个人必须要坚持原则，否则他就是没有骨气，没有原则的随风草，是不会得到世人拥戴的。

关于是非，首先要解决其“认知”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停留在片面的阶段，如盲人摸象一样，并自以为是，那就难见全貌。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的认知往往还停留在肤浅的表层，如人们对金字塔的认识，对“神六”的认识，仅仅知道了一个概念，便以为知道了，这是多么可笑。由此推理，认何人的思维都有盲点，认识都有局限，又怎能真正辨别是非之度。

由于认知的局限性、片面性、肤浅性才导致了有些人是法盲；有些人是文盲；有些人是艺盲；有些人是科盲；有些人是性盲，我国还有6.2亿营养盲。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没有理由骄傲、自矜、自愎。因为除了在自己所钻研的领域，每个人都是“盲人”、“半盲人”。所以有位哲人说：知道自己的无知就是真知和大知。换言之，人们对熟悉的事物往往也是最无知的。譬如人们对自己的心灵、身体等方面所知道的要比其它领域的更少。苏格拉底曾经说：“你问我知道什么，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听似谦虚实则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大道理。

从科学方面讲，在显微镜没有发明之前，细菌、病毒存在不？可我们的认知达不到那个层面。在天文望远镜没有发明之前，人类对天体的认知又是什么层面。

古代的认知和现代的认知，由于科技的发展又产生了多少次大的革命。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在2世纪曾经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杜埃尔在1899年断言：“所有能发明的，都已经被发明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总裁在1946年断言：“电视机上市6个月之后，不可能还有市场，每天盯着个三合板赫兹，人们很快就会厌烦。”李·弗雷斯特博士（三极管发明人和无线电之父）在1967年断言：“无论科学多么发达，人类也不可能登录月球。”

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多年前某些专家对其所在领域的断言，当时的人听起来如同真理一样，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它们变得可笑至极。

可见，作为人的认知、人类的认知都应该不断提高、不断改变视角、不断改变观念、不断改变认知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才能过上物质生活的丰盛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的完整人生。

其次，是非之度论之亦有两途，先论明辩是非的问题：无论做官还是为民，是非都是每个人所必须面临的大问题，只不过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其影响也不同罢了。

清朝曾国藩在初办团练时，他的弟弟曾国葆回家招募了一千团丁，按理可当个营官。曾国葆自己也以为这个营官是稳了，但曾国藩偏不给他当，他心里气不过。曾国藩把弟弟唤进内房，先是把正已才能正人、持身严军令严的道理说了一通，再又将十个营官，一个个拿来跟曾国葆比，曾国葆也自认为不如他们，最后又给曾国葆讲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告诉弟弟无功而处高位并非好事的道理，这才把曾国葆说得消了气。

自曾国藩创办湘军起家到出任两江总督，先后投奔他的亲戚、朋友、学生、门生、旧交何止成百上千，但是他始终坚持正已原则，注意求贤若渴，唯才是举，非才不用。对他有恩的南五舅过世后，其独子江庆前来投奔，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乐于照顾，可是这位表弟既无才情，性格疏懒，交给他办的几件事几乎无一成功，偏偏还爱以总督表弟自居。曾国藩认定这位表弟不堪造就，尽管南五舅生前有恩于他，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他离营还乡。曾国藩当官以廉勤为本，不图虚，不讲情面，对于乡亲邻里能帮则帮，不能帮助的必说清楚；对公益善事，能做的即做，不能做到的也不饰排场，确实做到了正已正人。他对他的表弟说：“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着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字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欠债。”如此这般规劝亲属，在官居极品的大官中实属少见。

明辩是非，其目的是为了远离是非，明祸福之道，离是非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为人所应懂得的道理。在这方面，战国时期的范蠡可谓是最有心得的人。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王，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有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退隐，才免去后来的杀身之祸。

此外，关于是非的判断，往往因为立场、价值观不同，则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古代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璞玉，献给本国的大夫子罕。子罕不受。于是这个人说：“这是宝玉呀，最适宜给君子做用具，留给我们地位低下的人是不合适的。”子罕回答：“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美玉为宝。我们何不各守其宝？”

可见小人以“璞玉”为宝，子罕以“不贪”为宝。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小人之语也不无道理。“不贪”是宝，“宝玉”也是宝。“不贪”是“精神之宝”，而“宝玉”则是“物质之宝”。由于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其取舍也必然不同。按照常理来说，人们既需要“精神之宝”，也需要“物质之宝”。而且在很多人眼里，“物质之宝”比“精神之宝”更为重要。特别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反思和常思。但愿人人皆以“不贪为宝”，事事不贪，时时不贪，因为只有“知足”才能“常乐”。君不见“贪”字是由“今”和“贝”而成吗？眼里只有眼前的贵重，这怎能长久？想必这也是先圣造字的良苦用心，让人见字省义，时时得到提醒。

同时，是非的判断评价标准，还有一个角度的问题，空间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地域的问题，乃至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问题，如角度上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空间上看，从月球表面看月球和从地球上看月球，其景象、气象完全不同。从时间上，历史上的“是”今天看来可能是“非”，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等。从宏观上看，一泓泉水是清澈美丽的，可用显微镜看，里面就可能含有很多蠕动的细菌，令人厌恶。如不同地域上，在甲地上看是“是”，在乙地上看就是“非”。如北宋王安石与苏轼的一段佳话，一次苏轼到宰相府拜谒，他在丞相府的书房等候，偶然看到王安石写的一首诗，只有前两句，“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拿在手中观赏玩味，突然一笑，信笔续上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待王安石忙完接见苏轼之后，看见苏轼续的两句诗，冷笑不语，后来将苏轼贬谪到黄州，一日朋友请苏轼饮酒，恰逢金秋，苏轼看到满园黄花飘落，不禁大惊失色，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乱续丞相之诗，顿觉忏悔汗颜。可见，任何人的思维都有“盲点”，任何人的经历都有局限，任何人的知识都有界限。

值得提醒的是，任何人的判断都会受其年龄、性别、经历、学识、专业、职务、信仰、甚至情绪的影响，如同看一部《红楼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又如何判断其孰是孰非呢？

切记，是非的判断往往还会受习惯性思维的影响，俗话说：笑比哭好。这是人们对笑与哭的判断标准，但曾几何时韩国人对笑就持相反态度，他们认为孩子更不能随便笑，男孩随便笑，长大就不够帅，女孩随便笑，长大就不会有好的归宿。可随着世界潮流的变化，人们对“非药物疗法”的重视，现在韩国人却转变了观念，往日的“非”，变成了今天的“是”。他们不仅提倡笑，而且还笑出花样，如抖着笑、跳着笑等等。同时，在国内创办了很多笑疗诊所、笑疗中心，并且把笑的文化推向世界。

由此可见，是与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的相对性、时空性、等都是不可忽视的，不能漠视的，最令著者痛心疾首的一件往事，那是在1978年，我复习考中医师，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国才录取一万名，况且我当时是农民，没有学习系统的中医学知识，只是海阔天空的漫无边际的自学。当时黑龙江省初试报考者就有七千多人，我当时手中又没有系统的复习资料，但为了不失去这个机会，只好拼命了。每天夜以继日，那时林区经常走电，又点不起蜡烛，在煤油灯下读书熬到半夜。第二天五点钟还要起床上班，身心俱疲，焦虑烦躁，可那时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大的才七岁，二的五岁，小的两岁。小不知事的孩子怎么能理解爸爸的心情呢！他们经常打闹影响我复习，妈妈说他们也不听，愤怒之下，我便经常惩罚他们。有一天晚上，我气急之下正在打他们，可农业大队的同事老郑，来我家串门，他看我怒不可遏，急忙上前拉着，而我此时正在气头上，仍然继续打孩子。老郑当时生气就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做的过分了，急忙跑了出去，想把他追回来，他生气地说：“增宏！你也太不像话了，你看看你把我胳膊都打青了！这要打在孩子身上该什么样。”我急忙向他赔礼道歉，但他还是生气地走了。从那以后，他和我逐渐疏远，我心里时常愧疚，但又覆水难收。事实上，我管教孩子没错，错在不应该那么严厉的打他们，更错在不应该在朋友来访的时候还继续打孩子，我的无心之过，伤害了朋友、失去了友谊，实在是值得铭记的教训。

古人说：当面教子，背后教妻。然而当面教子也要考虑时间、地点和场合。如我的一位朋友，他是某银行的行长，可他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他仍然在银行的员工面前打骂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羞愧难当，气急败坏的跑了出去，恰巧马路上的汽车疾驶而过，将他当场创伤，造成下肢腿部残疾。他因此事也懊悔不已，郁郁寡欢，不久就患了肝炎，三年以后转变为肝硬化，久治不愈。五十多岁就含恨死去了。

抚今追昔，往往生活中活的越认真的人，也是伤得越深的人。有时候你认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换成是别人就没有办法理解，也许是太多的人思想是很片面的。

一个人太认真了，就会感觉什么都没有意义，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形成了以后就不容易改变，想要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除非有足够的智慧，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要说服别人有同样的想法。

郑板桥以“难得糊涂”自勉，其义是做人做事要求大同存小异，有肚量，能容人，善解人意，就会有许多朋友，且左右逢源，诸事如愿；相反的，若过份明察秋毫，过份挑剔，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论个是非曲直，容不得人，人家也会躲远远的或敬而远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最后，只能关起门来“称孤道寡”，成为使人避之的异己之徒。

总之，我们在原则的问题上面要坚持、坚守，在非原则的问题上面可以中庸、变通。如钻研学问讲究认真，大是大非必须认真。

认真需要权衡，鸡毛蒜皮的琐事无须认真，有时，一句轻松的玩笑，一份睿智的幽默，干戈遂化作玉帛，其效果远比认真实在得多。古往今来，是非之度都是做人的大原则，大学问，大艺术，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以人为鉴，以时空、地域等为鉴，明辨是非，铭记是非，才不至于失去是非判断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