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实践与符号权力

第一章将呈现本书的概念范围和主题框架。首先，我将重温布迪厄年轻时所写的有关权力、空间和城市形式在法国贝阿恩省（Béarn）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扩散的著作，以此确立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对城市学者的重要相关性。在这两个案例中，城市化都是转型发生的关键载体，而城市、城镇或营地则是锚定力量的场所，这些力量即溶解法国农村的社会肌理、推翻法国在北非的帝国主义的力量。布迪厄剖析了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1954—1962年）拘押数百万阿尔及利亚农民所用的再安置营地，揭示了符号空间、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因大规模强制性迁移而造成的剧烈脱节：认知范畴、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和在营地布局中的定位被打乱了，而没有调整一致，这产生了“反城市的城市性”（anti-urban urbanism）这种矛盾形态。布迪厄早年的这些研究表明，所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都具有空间相关性和可能性的条件；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都是在对物理距离的操纵中得以表达和加强的；以及，与资本积累中心（经济资本、军事资本或文化资本）的邻近性是社会变迁力量及变迁速度的关键决定因素。

随后，我将讨论支撑布迪厄的研究、同时可以有效推进城市研究的四个基本原理，即：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rupture）时刻，韦伯关于将行动者（惯习）、世界（社会空间）、研究者的认知范畴（认识论上的反身性）进行历史化的邀请，莱布尼茨与涂尔干的研究中运用拓扑学论证模式的强烈要求，以及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关于要注意符号结构的建构效能的指示。关于我所称的布迪厄的拓扑学本能反应（Bourdieu’s topological re.ex），即从几何构型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冲动，我将揭示它的起源和方法论，并详细阐明了它的分析效果。通过将这些原理放在历史认识论的背景下展开论述，我将为希望采用布迪厄主义研究思路来分析城市中实践和权力的学者提出三条建议：避免概念拜物教、提防“讲布迪厄语”（speak Bourdieuese）的修辞学诱惑，以及要毫不犹豫地从布迪厄思想工具箱中挖掘出某一个理念（而不要觉得必须完整地展开他的分析）。

对于城市理论和城市调查而言，布迪厄是一笔财富。就像在社会研究的其他领域中一样，布迪厄促使我们提出新颖的问题、生成新鲜的研究材料、撰写出丰厚的描述、详尽展开深层的阐释，并对社会现象做出强有力的解释——简而言之，他使我们构建出只有在他的帮助下才能产生的科学对象。作为一个根本上的折中主义思想家，布迪厄首先受到了认识论原则的规约，践行着他喜欢称之为“概念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of the concept）的思想，因而他会忌惮于那些要求人们全盘接受其思想“体系”的道统观点。事实上，布迪厄曾公开表示：“就像马克思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想说我既不是布迪厄主义者（Bourdieusian），也不是布迪厄神（Bourdivine）。”（Bourdieu, 2005: 325）［15］2018年1月和2021年1月，《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发表了两组文章。作为使“布迪厄来到城市”的“介入手段”，这两组文章展现了布迪厄理论的分析可塑性、方法论的多功能性和经验层面的生产力。仔细研究他的理论，我们还可以发现沉睡于其著作中的一个新颖构想，即“城市”是多种资本发展繁荣的场所，以及各种惯习的交汇之处。

第二章以我在《城市放逐者》（Urban Outcasts, 2008a）一书中阐述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探索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在城市光谱最底端中的三元关系。这一章将重新审视并详细阐述我提出的“地域污名化”概念。这一概念由布迪厄［Bourdieu, （1982）1991］的“符号权力”学说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63）的“受损身份”（spoiled identity）模型结合而成，旨在刻画地点污痕如何影响受贬损地区的居民（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对于自身在城市中所处位置的构想，以及他们用于在社会与空间中进行再生产和流动的社会策略）、周围的市民和商业经营者、政府的基层官僚机构、文化生产场域的专家（如记者、学者、政治家），以及如何影响政府官员和政策。

我将勾勒一个关于城市中空间污名（spatial taint）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拓扑学模型，它可以指导我们开展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探索符号空间如何通过社会空间而映现到物理空间。我将论证，弥散的地点污名（place stigma）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现象，它在20世纪末随着隔离街区（即美国的黑人共同体贫民窟和西欧的同质化工人阶级地区）的解体而显现出来，而这种隔离街区是福特制—凯恩斯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标志。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地域污名（territorial stigma）不同于工业城市中由“底层社会”（bas-fond）（Kalifa, 2012）一词所概括的传统贬损地形，因为前者已经脱离关于贫困和族群的污名而自主运转，被国家化、大众化（它在所有地方、被所有人承认）并由政府支撑，被等同于社会解体并通过有选择的强化而被种族化。地域污名引发了恐惧和反感，导致国家采取惩罚性的纠正措施。由此，遭受抨击的贬逐地区就成了贫困刑罚化政策的试验场，而这些政策是由新自由主义国家结构重组促成的（Wacquant, 2009a, 2012a）。

受贬损地区的居民用以应对空间毁谤的社会符号策略并不局限于内化和复制。这些策略包含从顺从到漠不关心，再到反抗的广泛范围，而对具体策略的应用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轨迹。可以说，仅仅去理解符号空间如何印刻在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上，或去剖析传播于公共领域中的城市主流话语［就像罗伯特·博勒加德（Robert Beauregard, 2013）对战后美国城市危机和衰落的相关修辞话语所做的颇有影响的研究那样］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些话语如何沿着城市的阶梯向下渗透进了其所抨击的人群的生活中；在那里，这些话语针对包括反抗毁谤所用社会符号策略在内的不同实际目标而被重新包装、重新评估和动员。［16］

在过去的十年间，关于街区污名的研究在各个学科和不同国家中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展示了街区污名是如何在不同的城市环境和政治形态中运作的，并推进了我们关于符号结构如何在城市的不平等和边缘性空间生产中发挥作用的经验理解（Slater, 2016; Kirkness and Tijé-Dra, 2017; 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19; Smets and Kusenbach, 2020; Sisson, 2021）。这方面的研究表明，我们不仅需要制定用于缓解物质匮乏的公共政策，还需要公共政策来减轻二元化大都市中的符号支配压力。研究指出，政府亟须制定“地域去污名化”的项目计划（Schultz Larsen and Delica, 2021），以能够使贬逐营垒中的居民融入公民共同体。但是，一旦污名深入广大公众的心中，我们便要面临它作为负面符号资本的异常黏性。这就是污名化在根本上的不对称性：它相当容易去玷污（某个人、群体或地点），但很难清洗掉。［17］

第三章将进一步拓展分析范围，来为我的三本书《城市放逐者》（2008a）、《惩罚穷人》（Punishing the Poor, 2009a）和《致命的共生：种族与刑罚国家的兴起》（Deadly Symbiosis: Race and the Rise of the Penal State）（即将出版）所探讨的研究课题绘制一张理论地图。在这个三部曲中，我厘清了在世纪之交出现于两极化大都市中的阶级分裂、族群区分和国家建构之间的三角关联，并将规训式（disciplinary）社会政策和消除式（neutralizing）刑事司法结合起来，以解释政治生产、社会空间分布以及对边缘性的惩罚式管理。这一章将展示我如何运用皮埃尔·布迪厄的三个重要学说（社会空间、官僚场域、符号权力）来澄清仍然模糊的范畴（如贫民窟），形成新的概念［如地域污名化和发达边缘性（advanced marginality）、惩罚性抑制（punitive containment）和自由主义家长制（liberal paternalism）、超监禁（hyperincarceration）和负面社会正义论（negative sociodicy）］，并将之作为比较社会学分析工具，来研究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后工业化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那尚未完结的起源过程、社会不安全扩散时代中对贫困的刑罚式管制，以及新自由主义利维坦的建立。［18］上述各种概念所独有的布迪厄主义风格，在于其坚持不懈地将社会行动的物质时刻和符号时刻结合起来，并追溯后者在制度和社会化身体中的双重沉淀。［19］

将阶级、种族、移民和国家在当代的排列组合纳入一个单一框架中来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对于由发达边缘性引发的城市骚乱，其种族化、刑罚化和去政治化在西欧和美国是如何相互增强的。这一研究将证实，惩罚不仅像埃米尔·涂尔干［Durkheim, （1893）2007］所提出的著名学说那样，是社会团结的关键指标；惩罚还是一种核心政治能力，也是将国家主权展现为分类与分层机器的关键场所。此外，第三章还将揭示种族和司法制裁之间的深厚亲缘关系：二者是官方贬损的同类形式，共同参与公共放逐者的制造。这一分析表明，刑罚制度及政策是构成大都市社会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基础，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将警察、法院和监狱纳入城市理论和城市调查的核心内容。

总体而言，本书的三章内容将共同展示布迪厄能够如何激发、丰富和重新定位大都市研究，甚至将其融入更广泛的拓扑社会科学中，并将城市纳入对符号区分、社会空间，以及城市、郊区和乡村的自然环境或建成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一般化分析中。［20］布迪厄不仅仅是在已建立完善的理论观点上增加了一套强大而灵活的新概念，诸如惯习、资本、社会空间、场域、信念（doxa）、符号权力、反身性（reflexivity）；他还为重新定义城市概念创造了条件，将城市视为多种形式的资本展开积累、分化和竞争的领域（特别是资本对资本的竞争），以及各种惯习的交汇点，这事实上使城市成为开展历史斗争的中心场地，也成为其中的战利品。

总之，我将探讨皮埃尔·布迪厄的作品（oeuvre）中看似矛盾的城市的缺席的存在（absent presence of the city）。城市化是国家（作为最高符号权力）、各种文化生产场域、权力场域及其中相互竞争的资本形式得以产生和出现的驱动力。城市化还将因不同社会轨迹和社会位置而拥有差异化性情倾向的能动者带入同一个压缩化物理空间中，从而为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的辩证法注入了独特的活力，使之既可能产生不和谐，也容易产生和谐一致。然而，布迪厄对于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环境（social milieu）所具有的独特性则保持沉默，而当他把城市化处理为一种过程时——集中体现在他早年对自己年轻时所在乡村的社会死亡的描述［Bourdieu, （1962）2002］，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环境所具有的独特性对于他的论述非常重要，却不知为何被置于了幕后。我将探究这种自相矛盾的沉默背后的原因，并指出，“将布迪厄城市化”（urbanizing Bourdieu）有助于强化他对各种场域之兴起的论述；而多种场域兴起的结果，可被称为一种微观宇宙的社会（a society of microcosms），而非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987） 1991］所说的“个体的社会”（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21］然而，这也会打乱他对行动的论述，并且需要从理论层面进一步详细阐述在大都市的物质及符号层面的多重宇宙（multiverse）中，惯习的内部连贯性和外部一致性。

做研究的核心要义是公开而坦率的辩论，而我很幸运地引发了超出我应得的许多辩论。仅举三例：发达边缘性、地域污名化和（超）贫民窟［(hyper)ghetto］概念，已经在理论层面受到拷问、在分析层面得到延伸和拓展，并在远离其最初诞生地点的各种经验情境中得到了测试和检验。［22］与之相应，本书各章内容都是经过扩充的，附加了我以现场讨论和书面辩论形式对其引发的批评所作的回应，并对这些回应进行了修改和扩展。在第一章结尾处，是在 2012年5月举办于英国约克的“布迪厄来到城市”（“Bourdieu Comes to Town”）会议上，我向与会者所作的回应，以及随后由德国同仁在《城/郊：批判城市研究杂志》（Sub\Urban: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tadtforschung, 2017年7月）上围绕我的同名文章而组织的专题中，我所作的书面回应。在第二章的结尾处，我回应了2016年5月举办于谢菲尔德的“使华康德发挥作用”（“Putting Wacquant to Work”）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也回应了在该会议产生的论文集（Flint and Powell, 2019）中撰稿人提出的反对意见。第三章增补了2010年10月我在举办于布鲁塞尔的“新自由主义城市中的族群性、边缘性和刑罚性”（“Ethnicity, Marginality, and Penality in the Neoliberal City”）会议上所作的现场回答，以及我针对2014年夏季《族群和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期刊上来自不同学科的十位学者围绕我发表的论文所作评论而写的详尽回应，这是我为本书专门起草的。

如今，我们总是面临一种危险，即抱着阐明和澄清的目的而对自己工作所作的回溯，会演变成一种迂腐的自我辩护，甚至更糟糕地，会转向智识上的自恋和理论教条主义。每位学者都对自己的研究情有独钟，对长年累月的辛苦劳动成果怀有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马克斯·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Science as Vocation” ,（1919）1946］一文中提醒我们，科学的任务是生产那些已注定要被“超越”的知识。社会科学家在形成一个概念、建立一个理论、提出一个经验命题之后，他就必须仔细检查它们的缺陷、划定它们的适用范围、指出它们的无效之处，并准备好应对超越它们所必需的集体工作，或是进行修订，或是吸纳、拒绝。

在科学的领域里，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所完成的工作，过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事实上，这就是科学工作的意义。文化的所有其他要素大体上也这样，但科学在非常特别的意义上受制于这一命运，并致力于这一超越。每一项科学的“成果”，都意味着新的“问题”，意在被“超越”，成为过时。面对这一事实，任何致力科学的人都必须泰然处之。当然，科学工作自有其内在的艺术品质，因“耐人品味”而流传，或作为一种工作训练的手段，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原谅我重复一句，在科学上被超越，不只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更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能不期望别人将会比我们更上一层楼。［Weber,（1919）1946: 138］④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邀请读者来认真思考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在振兴和重塑城市研究方面的启发性潜力，来测试我在边缘性研究中通过践行布迪厄的认识论和理论原则而形成的概念，并由此发掘这些概念对自身研究计划的意涵，从而加入刻画和解释21世纪大都市中社会生活与权力结构之重大转型的集体努力中。法国认识论学者加斯东·巴什拉说得很好，他写道，科学的主体不是一个孤立的“我思”（cogito），而是复数的“我们思”（cogitamus）。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只是推动城市理论向前发展的庞大知识网络上无数节点的其中一个。

注 释

①“制度仪式”（法文：les rites d’institution）由布迪厄基于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 法文：les rites de passage）概念而提出，意在指出所有的仪式都致力于将某个任意划定的边界神圣化或合法化，促使人们将某种限制视为正当合理的，并由此而在共识层面培养人们对它的误识（misrecognition）。——译者注

②“构想与区分的原则”（法文：les principes de vision et de division）是布迪厄使用的术语，用以说明行动者在认知与构想（envision）社会世界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将其区分（divide）为具有不同意义的范畴。在1986年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演讲（后收录于Choses Dites一书）中，布迪厄曾提出社会世界是根据人们的构想和区分原则来表达和建构的；在其著作《国家精英》的开篇，布迪厄也指出社会世界在客观上的分化与行动者施加于其上的构想与区分原则之间存在对应性。——译者注

③在布迪厄的笔下，社会现实的“语义弹性”（法文：élasticitésémantique）强调社会世界中事物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导致我们理解和表现社会世界的方式不是固定或普适的，而是被社会背景或文化情境所塑造。——译者注

④此处译文参考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李康译，载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7—18页。——译者注

［1］这是一个我个人的鸟瞰图，用以标示出主要流派来为读者作一些导引。如果更细致地来看，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相互交替、融合与冲突的分支（例如增长机器理论和城市政体理论），也能看到旧的范式有时经历了令人惊叹的复兴，例如Sampson（2012）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的有力重述，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批判地理学的蜕变（例如Brenner and Theodore, 2003）。Harding和Blokland（2014）曾对城市理论的全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述。更多观点可参考Roy, 2009, 2016; Farías and Bender, 2010; Parker, 2015; Robinson, 2016; Storper and Scott, 2016; McNeill, 2017; Lawhon, 2020。有别于分析性综述的主题概述，参见Tonkiss, 2005; Amin and Thrift, 2017; Jayne and Ward, 2017。

［2］ 这里的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指对城市展开探究的多学科领域。Leitner et al.（2019）对批判城市研究（critical urban studies）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但富有启发的概述。Tom Slater的Shaking Up the City（2021）一书对该研究领域在新自由主义高校中发生的管理主义转向（managerialist turn）进行了激烈批判。

［3］ 尤其参见Neil Brenner的New Urban Spaces: Urban Theory and the Scale Question（2019） ; Saskia Sassen的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2018） ; Manuel Castells的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2011） ; Helga Leitner、Jamie Peck和Eric S. Sheppard编著的Contesting Neoliberalism: Urban Frontiers（2007） ; Nik Heynen的“Urban Political Ecology I and II”（2014, 2016）；以及Daniel Aldana Cohen的“Confronting the Urban Climate Emergency”（2020）。

［4］ 在这里，我想到的是Talja Blokland的Community as Urban Practice（2017） ; Mario Luis Small的Villa Victor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a Boston Barrio（2004） ; Mary Pattillo的Black on the Block（2008a） ; 以及Ruth Fincher和Jane M. Jacobs的Cities of Difference（1998）。关于拉丁美洲城市的田野研究非常活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美国的学术争辩中引起注意（但可参见Deckard and Auyero, 2022）。

［5］ 参见Florida 的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Revisited: Revised and Expanded［（2002）2014］以及Edward Glaeser的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2008）。关于这两种对城市的美好愿景的犀利批评，参见Peck, 2005, 2016。

［6］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围绕这些主题具有政策倾向的指南手册正成倍增加，例如Andersson et al.（2011）关于创意城市的研究、Willis and Aurigi（2020）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Stowers（2018）关于可持续城市的研究、Burayidi et al.（2019）关于城市韧性的研究，以及Routledge Equity, Justice and the Sustainable City系列中已出版的书目。

［7］ 在这方面，Routledge出版社再次向市场推出了价格畸高的指南和读本，参见Miraftab and Kudva, 2014; Parnell and Oldfeld, 2020; Rukmana, 2020。另见AbdouMaliq Simone在“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2020）一文中的独特考察。Ren在“From Chicago to China and India”（2018）里提出了地理学中城市研究焦点转移的邀请，也参见Marco Garrido、Xuefei Ren、Liza Weinstein编组的论文专题“Toward a Global Urban Sociology: Keywords”，载于City & Community（2021, vol. 20, no. 1）。

［8］ 两卷本巨著Oxfo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Urban History（Gilfoyle, 2019）综合了美国城市历史学的三代研究流派。Clark的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2013）对从古至今的城市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

［9］ 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科学家中还鲜为人知，但它已经在潜移默化之间对科学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此一来，巴什拉与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进行了对话，康吉莱姆影响了福柯和布迪厄的思想，而柯瓦雷则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和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主要灵感来源。Hans-J.rg Rheinberger在On 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2010）中对此作了扼要介绍，Lo.c Wacquant的The Invention of the “Underclass”: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2022a）则可作为一个实践演示。

［10］ 布迪厄早年在卡比尔殖民地（Kabylia）和法国贝阿恩省（Béarn）所作的跨地中海民族志中，探讨了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之间的对应性（尤其参见Bourdieu, 1962, 1970; Bourdieu and Sayad, 1964）。在后来的Distinction（Bourdieu, 1979）和The State Nobility（Bourdieu, 1989a）中，布迪厄关注了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的辩证关系。而在晚年，布迪厄（Bourdieu, 1993a, 2000）则探究了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我将这三种二元的（dyadic）努力汇集成一个单一的三元（triadic）框架。布迪厄本人在奥斯陆大学曾作了一篇未发表的演讲，题为“Physical Space, Social Space and Habitus”（Bourdieu, 1996），他在其中差不多要把这两个二重奏整合为一个三重奏了，但这篇短文并没有兑现其标题的承诺。

［11］ 有关符号结构的一个具体例子是族群种族分类学（ethnoracial taxonomy）（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美洲原住民等）。美国人通过这种分类法学会了区分彼此，政府也通过这种分类法来对人们进行分类。符号结构既存在于客观上的官方分类中（如人口普查、学校、医院等机构使用的分类学），也存在于主观上的日常类型学中。另一个例子，是当人们在城市中移动穿梭时，他们脑海中隐含的社区地图及其感知到的各种属性特征。

［12］ 精神范畴和社会范畴在地理上的这种双重投射在殖民城市中尤为明显。关于被占据的物理空间的顽固存续，Zeynep .elik（1997）对阿尔及尔（Algiers）的建筑所作的深入历史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其中的建筑既是130多年殖民抗争的反映，又是其构成成分。

［13］ 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在消极层面作用于贫民窟作为族群排斥工具的建造［Drake and Cayton, （1945）1993］，在积极层面则作用于上层阶级飞地和封闭社区的创建（Low, 2004; Holmqvist, 2017）。我曾概述过一个将这两种动态过程结合起来的城市隔离模型（Wacquant, 2010a）。

［14］ 拓扑学（topology）是对几何构型之形式属性的数学研究。Bourdieu（1989b: 16）曾指出：“在其客观主义时期，社会学是一种社会拓扑学，即莱布尼茨时代被视为数学的新分支的‘位相分析’（analysis situs），是一种对相对位置及这些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分析。”我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讨论了拓扑社会科学（topological social science）的样式（见本书边码第34—35页、第37—40页、第50—53页、第81—91页）。

［15］ 这句话是布迪厄2001年6月在举办于法国瑟里西拉萨勒（Cerisy-la-Salle）一次关于其作品的国际会议闭幕演讲上的口头发言。这次会议对他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活动（如果只在最后一天出席就好了），因为他生性羞涩，不喜欢成为关注焦点。

［16］ 这种重新评估的一种经验表现可在各种文化形式中看到，例如语言竞赛（linguistic contests）、加标签、纹身，特别通过污名倒置（stigma inversion）策略而创作的音乐，包括20世纪60年代黑人贫民窟的城市蓝调（Keil, 1966）、90年代的黑帮说唱（Kubrin, 2005），以及21世纪10年代的drill说唱（drill music）（Stuart, 2020）。

［17］ 关于群体去污名化策略的途径及其陷阱，参见Lamont, 2018。

［18］ 此处的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是指（马克思笔下作为出卖劳动力者的原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就业群体。他们的生计被铭刻着各种相互关联的不安定形式，这些不安定形式植根于雇佣劳动的碎片化和福利国家在就业、收入、住房、家庭等方面的撤退。我将在第三章再次论述这个概念（参见本书边码第148—149页）。

［19］ “历史行动的原动力……不是将社会作为外在构成的客体来面对的某个主体。它既不存在于意识中，也不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两种状态的关系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以制度的形式）被客体化于事物的历史和（以我称为‘惯习’的持久性情倾向系统的形式）被内化于身体的历史之间。”（Bourdieu, 1982: 37—38）

［20］ Powell（2022）曾将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扩展到乡村场景中，对北威尔士（North Wales）一个衰败煤谷中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转型展开了巧妙剖析。

［21］ 在这方面，布迪厄的观点接近于马克斯·韦伯。对于韦伯而言，现代性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组织的社会”（society of organizations），而布迪厄从韦伯那里借用了“价值领域”（value spheres）概念，将场域理论化为一个拥有自身规范秩序（nomos）的宇宙。关于韦伯和埃利亚斯在这方面对比的启发性解释，参见Breuer, 1994。

［22］ “（超）贫民窟”的概念已被用于以下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中真实存在或想象中的族群及种族隔离相关经验研究：加拿大（Apparicio and Séguin, 2008）、英格兰（Flint, 2009; Slater and Anderson, 2012; Powell, 2013）、苏格兰（Gray and Mooney, 2011）、德国（Eksner, 2013; Ronneberger and Tsianos, 2015）、法国（Kokore., 2007; Pan Ké Shon and Verdugo, 2014; Avenel, 2016）、丹麦（Schultz Larsen, 2011; Bakkaer Simonsen, 2016; Hansen, 2021）、挪威（Andersen and Biseth, 2013）、瑞典（Malmberg et al., 2013）、意大利（Paone, 2008; Clough Marinaro, 2015; Petrillo, 2018）、西班牙（Martinez Veiga, 2014）、葡萄牙（Queirós and Pereira, 2018）、匈牙利（Málovics et al., 2019）、捷克（Stejskalová, 2013）、斯洛伐克（Fil.ák and Stager, 2014）、罗马尼亚（Mionel and Gavris, 2015）、印度（Gayer and Ja.relot, 2012; Susewind, 2017）、巴西（Perlman, 2010; Nunes and Veloso, 2011）、智利（Labbé and Palma, 2021）、拉丁美洲（Gilbert 2011; Céspedes and Calorio, 2021）、黎巴嫩（Knudsen, 2016）和以色列/巴勒斯坦（Peteet, 2016; Pasquetti, 2022），也被运用于遍布欧洲的吉卜赛人相关案例中（Kovács, 2015; Picker, 2017; Powell and Lever, 2017; Vincze et al.,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