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上路第一天

1997年7月4日，早上6点，距离“吗啡点燃我的梦想”之时已近16年。我终于要实施我精心策划的“不可能之旅”——步行穿越美国。

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每天我的住所、衣食、日常工作都将被新的景象、不同的声音和各种经历所取代。虽然暂别妻儿，但我知道回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自我。

我不是一个人徒步穿越美国。我还聘请了一个名叫查尔斯的巴西青年来当我的司机和同伴。查尔斯是一位巴西足球明星，因为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腿部受伤，不得已才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查尔斯坐在崭新的白色福特面包车的方向盘后面，车里塞的设备足够装备一家体育用品店了。我的妻子埃斯特拉忙着抓拍照片。

许多人前来祝福，还有一些人来观赏我的E-150福特面包车。它是我为这次的冒险量身定制的，里面改装成了快捷酒店房间，有一张双人床、一台电视、一台电脑、一台录像机、庞大的储物箱和4个宽敞的将军座椅等。有了这充足的储藏空间，查尔斯和我就可以装下这次长途跋涉所需要的一切。开车是查尔斯的工作，我所到之处，他都会开车以蜗牛般的速度尾随。

终于要启程了，我很兴奋，也有一些忐忑。我的行程将超过5000英里。我体重超重，年逾50，患有糖尿病，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另外，将要离开我的妻子埃斯特拉和儿子们了，我也很伤心。走完第一英里之后，我的朋友们都按计划退出了，只有埃斯特拉和尼古拉斯陪我沿着查尔斯河走完剩下的5英里。我的小儿子路易斯陪我走完了第一英里后，骑自行车完成了剩下的路程。

我步行穿越美国的正式出发点在位于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的科普利广场（Copley Square）。这是我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一次不常规的旅行。我要反过来走完这条艰苦的马拉松路线。年轻时，我曾跑过两次马拉松。第一次大约用了4个小时，第二次，由于脚上起了严重的水疱，我不得不在臭名昭著的“心碎山”（Heartbreak Hill，波士顿马拉松线路中最难翻越的山）退赛。

站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的会徽上，我像迎接教皇一样，跪下来亲吻大地。

这是我迈向5000英里路程的第一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6.2 英里处，我将会到达波士顿马拉松在霍普金顿（Hopkinton）的正式起跑线。

查尔斯在两英里之外的肯莫尔广场（Kenmore Square）等我。见到他时，我已经走完了12英里，正需要休息。衣服湿透了，我换了身衣服，然后爬进面包车。车厢外气温是32.2 C，而车厢里的温度只有15.6℃。我的血糖很低——我知道，低血糖意味着该给身体补充能量了。我吃了一些咸味儿花生米，喝了几口健怡可乐。

任何有过长途跋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不管出发前你多么精心策划过自己的旅程，都有可能被牢牢卡在路上——不是什么心血管系统问题或肌肉酸痛问题，而是你脚上的水疱。我躺在新床上，查尔斯照料我的双脚。在我行走训练的12周里，每次回到家，儿子尼古拉斯都会细心地伺候我。他帮我剪脚趾甲，用注射器的针头挑破水疱，敷上药，用保湿霜给我做足疗按摩。我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竟然可以如此出色地完成本该是大人做的事情。

查尔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帮我脱掉鞋和袜子后，他先用酒精清洁了我的脚，然后喷了冷却剂，最后开始寻找新的潜在问题。他发现了两个潜在的水疱，于是在每根脚趾上都绑了管状的脚趾绷带。

换上了崭新的袜子和鞋，我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已过中午，我还得走34英里到万宝路（Marlboro），才能结束今天的行程。

很显然，要完成今天的目标，我需要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答应媒体上午10点从科普利广场出发时，我就知道天黑之前走不完，但我要履行对媒体的承诺。

到达克利夫兰广场（Cleveland Circle）时，我已经走完了15英里，还剩32英里。将近下午2点了，我感觉脚上又起了新的水疱。因为不适，我已经换了两次运动鞋，旅程刚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又走了几个街区，经过波士顿学院，缓缓走下心碎山。对每位波士顿马拉松的运动员来说，这座山都是出了名的克星。心碎山在赛道上大约18英里处，这些小山太陡峭了，以致于许多运动员都中途退赛，所以被取名为“心碎山”。

晚饭之前，我斜靠在车里的双人床上小憩。我打开电视，调到第4新闻频道。电视上正在播放出发之前记者玛丽·埃伦·伯恩斯在舱口纪念音乐壳剧场对我的采访。查尔斯从来没见过自己上电视，这一刻，他笑容满面，或许是因为他迷恋上了那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女记者。

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查尔斯检查我的双脚能否重新上路。它们已经面目全非，满是绷带和水疱的伤痕。我开始怀疑它们能否一天行走40英里。天气太热，我之前训练的日子里没有这样的酷热。查尔斯帮我挑破脚上的水疱，敷上抗生素膏，这至少使我暂时感觉好些了。我又开始行走，疼痛也随之回来，但我强忍着，并对自己说，坚持下去，一步一个脚印。我不能慢下来。

黑夜拉开了序幕。

我筋疲力尽，累到骨头都酥软了，脚上的水疱起了一层又一层。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逼着自己上了另一座陡峭的山峰，它就在那儿—3英尺（1英尺约等于0.305米）宽的马拉松黄色条纹起跑线横在路上。我到了！我的反向马拉松就在此结束！我俯下身来，手掌撑在条纹上，亲吻起跑线，用尽全力大喊：“我做到了！”

我们都笑了。查尔斯把车停了下来，我爬到车里休息。

“你怎么了？”他问。

此时我的情绪又占据了上风，五味陈杂的感觉只有自知。“我通过起跑线了，”我告诉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没法解释，也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走完心碎山已让我精疲力尽，但还要走完最后8英里才能到万宝路。继续走之前，我需要先休息一下。躺在这寂静的夜晚，我甚至能听见两万双运动鞋拍打赛道的声音。每年4月中旬，你都会在霍普金顿听到这个声音——一个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

我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末我还在跑马拉松的日子。那时候还不到500个运动员，但跑步时运动鞋拍打路面的声音是你在霍普金顿记住的唯一声音。

已到晚上9点半，我还得走8英里。在85号公路上，两辆警车朝我们开来，把我们围了起来。原来是有人报警说黑暗中有个“怪胎”正沿着85号公路往下走。值得庆幸的是，警察很恭敬有礼，他们看到面包车后就知道我在干什么了。在慈善列表中看到我有在为C.O.P.S.（警察解救的幸存儿童）筹集资金时，他们向我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嘱咐我晚上走路要小心点儿。

查尔斯看上去神色慌张，因为他有点为自己的临时签证紧张。

半小时后，当我经过9号公路时，我知道，这艰苦的一天接近尾声了。我的屁股疼痛难忍，由于长时间的汗水浸渍，我胳膊下的皮疹一阵刺痛，此外还伴着头疼，我的脚也因受了重创而疼痛着。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前进，因为，当事情开始变得艰难的时候，任何放弃的念头都会让整个计划泡汤。

如果我继续唉声叹息，今天就永远也走不完。我需要想些别的事情才能走完后面艰难的几英里。于是我开始回忆以前的生活，并很快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