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3岁那年，我父亲自杀了
13岁那年，我的父亲自杀了。他被诊断为双相性情感障碍，又名“躁郁症”。但在20世纪50年代，没人知道该如何治疗这种疾病。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自杀死的。母亲告诉年幼的孩子们，爸爸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父亲走了，留下妈妈和7个孩子，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4岁。
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我的父亲严厉又有虐待倾向，但他却是一个优秀又体面的人。他极其严格，对孩子要求很高，因为他想让孩子有所成就；他相当聪明，会切割花岗岩，又在哈佛大学做过泥瓦匠，同时还是花匠和园艺师。高中时他曾是一名优等生，一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但他看起来总是很不安定。他常会季节性发病，缺席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特别是冬天那几个月，他通常会住在州立医院。几年之后，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一件事—在他们25年的婚姻里，他曾试图自杀过40多次。
他最后的一次尝试，是把一根橡胶软管塞进他那敞篷卡车的排气管里，然后开车出去了。那年他44岁。
他走得太早了，以至于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但他似乎也不想了解我。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惨白而空洞。他很少跟我说话或者教育我，更别说进行心对心的交谈了。我听说，他认为是妈妈和另外一个男人有染才怀上的我，认定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的出生可能会对他造成情感上的伤害，并一直影响他的后半生。母亲是否如此，我一无所知，但我不相信她是这样的人。只是父亲的一面之词，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却让他一辈子都疏离我。他给我留下的感觉是：我从来都没有父亲。
但他的突然离世还是让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为什么他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儿呢？他怎么忍心永远离开我们，让我们做没有父亲的孩子？
忽然之间，我成了一名男子汉，感觉自己一下子从13岁变成35岁。这是我漫长人生旅途的开始。
父亲的去世迫使我开始寻找工作。这个家庭一直都一无所有——没有火、没有电、没有衣服，现在，连食物也没有了。我需要找一份工作……或者几份工作。
我的母亲以前一直是个家庭主妇，现在她也需要找份工作。她很快在瑞克苏尔制药的冷饮店找到了份工作，每天下午4点下班回家，然后直接上床睡几个小时—因为她还得去当地的精神病医院上夜班，从晚上11点上到第二天早上7点。两份工作还不够，她还需要第三份—周末去邻镇的霍华德·约翰逊家里当保姆。事实上，爸爸的死把妈妈也从我们身边带走了。
我的兄弟姐妹生活都相对稳定，两个姐姐继续上大学，哥哥接手了父亲的园艺事业，另一个哥哥在上高中。两个妹妹都还小，不能工作。我们一家人在这个世界上很无助，父亲的亲戚排斥我们，把父亲的死怪罪在妈妈头上，我们只能默默承受。
每天凌晨，我摸黑走1英里去报社，早上4点到达。在那儿，我把成捆要投递的报纸为报童准备好，让他们投遍韦斯特伍德（Westwood）的所有商店。此外，每天早上，我还要拉着我的小红玩具马车走上数英里，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挨家挨户地把报纸投到千万个家庭的信箱里。
当然，这份工作也给我带来了额外惊喜——报纸里经常夹有免费的面包优惠券，我会剪下一些来，拿去超市，兑换成面包，然后骄傲地拿给妈妈。妈妈会用面包做出各式各样的食物，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布丁面包、三明治，把面包切成细条早上蘸着碗里的牛奶和糖吃，把两条面包叠到一起当晚餐吃，把涂满黄油和肉桂的土司风味面包作为小吃。面包是我们的主食——而且经常是我们唯一的食物。
周一至周五早上，我在指定的线路上投完报纸后，还要不情愿地去上学。每天早上走完10英里后，我头脑清醒、警觉灵敏，而我的大部分同学刚从被窝里爬出来，准备去学校。4个小时的行走令我的大脑比大部分孩子都要亢奋。
父亲去世后，我的心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对学习一点提不起兴趣。老师经常重复一些我在小学就已经学过的东西。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上学不是强制性的，我就不会去学校了。事实上，父亲走了之后，由于缺少监督，我经常旷课。
学校根本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挣钱、打棒球和到处走走。也许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我和家人一直处在“求生”模式下，所以我无法预测未来，只能活在当下，得过且过。
我几乎也没时间去学习和做作业。放学之后，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做：我得快点赶到五金店或干洗店，在那里做清洁工或干粗活，一小时能挣50美分。我的工作包括掏出脏衣服口袋里的钢笔、铅笔、糖果和任何会损坏干洗机的东西。当然，我也会掏出许多硬币，有时甚至是美元大钞。我的最高纪录是30美元，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巨款了。每次我都会把这些意外之财拿回家给妈妈，她看到后，眼里就会放出光芒，像看到了圣诞树一样。
除了走路，我的另一个喜好是棒球，我对此很着魔。除了上学和打工，我一有时间就会去打棒球。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皮特·戴利是接球手，效力于波士顿红袜队。所以，我也成了接球手，梦想着能进红袜队，梦想着在芬威球场（Fenway Park）上，打中一个全垒打后，慢跑环绕所有垒包一周，向观众脱帽致意。我从来没想过别的职业。打棒球是我的梦想，我可以用力击打，可以快跑、运球、投球、接球，以及做其他任何动作。只有在这时，我才会自我感觉良好。我的偶像是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 1918～2002，美国职业棒球球员和经理），我总是穿他的9号球衣。棒球赋予我力量，它给了我目标。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侵入越南和深陷柏林危机，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面临着征召入伍去打仗的命运。我曾目睹了许多年轻的职业棒球球员应征入伍，例如泰德·威廉斯，从此中断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我可不想这样，所以我决定先为祖国服务，再成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
我想在16岁生日时加入海军陆战队，去应征时我发现必须年满17岁才能入伍。我还要等上漫长而痛苦的一年，饱受沉闷的老师和枯燥的教科书的折磨。我的所有考试成绩都是F（当之无愧），表明我对学习的兴趣每况愈下。问题在于我自身：不学习、不做作业。因此我得遭遇留级、复读九年级的屈辱。我整天身处一群年轻孩子中间，但与他们又没有共同语言。我感觉孤立，只好每天掐指盘算距离下个生日还有多少天，这样我就可以逃离苦海了。
不幸的是，我在海军陆战队的日子异常短暂。进入新兵训练营6周之后，我们这一组奉命从军营的一楼搬到二楼。当我们拖着沉重的提箱爬上一段很长的楼梯时，我前面的一个人绊倒了，冲我砸了下来。紧接着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下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楼梯上跌落。往下摔落的时候，我撞倒了许多新兵，最后落到了最底层，很多人都压在我身上。我的膝盖、后背、颈部和肩膀都受了伤。更糟糕的是，我的左胳膊后半生都没法使用了。这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我是左撇子。
膝盖恢复到可以从事体力活动后不久，我就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参加洛杉矶天使棒球队的选拔，但并未入选。于是我又回到波士顿联盟球场打半职业棒球。在那里，我的球技得到了极大提升。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我喜欢本垒打，并且乐此不疲。我以前用左手的时候，感谢上天赐予了我一个强健的手臂，不用起跳就能把球投出很远。现在我用右手掷球，比左手还要强壮有力。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
然而，刚满20岁，我就发现自己不能打快球了。由于受到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视网膜黄斑变性的影响，我的视力不断下降。刚开始我对这些一无所知，直到几年后它开始恶化。我与职业目标渐行渐远。作为一名棒球运动员，如果不能打快球，那你的职业生涯就算是完了。最终签约的棒球队还是把我裁了下来，那年我22岁。我问自己，你还能做什么？该怎样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