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生活给我的致命一击

1980年1月，我在罗德尼·亨特公司上夜班，在这里做喷漆工已经14个月了，每天下班时身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漆。1月30日，大约上午11点，在我们规定的午餐休息之前，突然一辆工业叉车冲我开来。原来是司机雷在和我开玩笑，想吓唬吓唬我。我试图闪开，但不幸的是，我右腿卡在一块上万磅的铸铁下面，身体扭到了一边，而脚却还停在原地。我的右膝感觉像是爆炸了一样。我以前膝盖曾多次受伤——次数太多，数都数不清，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打棒球和橄榄球时受的伤。但这次明显不同，这次的疼痛绝对超过了我能承受的强度，如果用1到10级的疼痛级别来衡量的话，这次的疼痛大概有30级。

在工友赖恩·西布利的帮助下，我站了起来，疼痛丝毫没有消减。我能走路，但每走一步就好像有人在拿斧头砍我膝盖。接下来的几分钟，我试着走出刚才的伤痛，使膝盖恢复过来。我和工友们走去餐厅，感觉舒缓了很多。但吃完饭准备回去工作时，我发现自己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很费劲。这时，工友们才发现我真的遇到麻烦了，有几个人来到桌边扶我站起来。我的膝盖又肿又硬，看样子伤得很重，里面尖锐而持久地疼痛着。在回去上班的路上，工头吉姆·凯瑞问我：“你的腿怎么回事？”

我跟他详述了受伤的过程。“雷简直是个神经病。”我继续说，“一定要对他严加制裁，别再让他当叉车司机了。”

“他太过分了。每次他开叉车在厂子里转悠的时候，总是试图吓唬别人，很多年了。”吉姆继续说，“我保证会严厉处分这件事。你多小心，放松些，如果情况变得糟糕，请告诉我。”

我听从吉姆的建议，保持平时的步伐，疼痛确实缓和了很多。几分钟后，吉姆过来对我说：“我把雷打发回家了，暂停他的工作，直到调查完这件事情为止。”

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上完了班。回到家里，我用一个填满冰的毛巾裹住膝盖，然后服了几片布洛芬，但因疼痛而抽搐的膝盖还是让我坐立不安，难以入睡。

苏珊被我的哀叫和呻吟声吵醒了：“怎么了？”

我痛苦地说道：“工作时出了点事故，膝盖毁了。”她起身来到床边，检查我的膝盖。

“噢，天哪！”她叫道，“它现在肿得是平时的两倍。”她去楼下又给我拿了一个冰袋，帮我把膝盖摆到一个能让我安心入睡的位置，然后仔细地用毛巾重裹冰袋，敷在我肿胀的膝盖周围。

我在床上断断续续睡了3个小时后，决定下床试试。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膝盖受的伤比我原本以为的要严重很多。我几乎无法走路，腿疼得可怕，膝也盖肿得完全变了形。尽管如此，我还是慢慢穿好衣服，准备去上班。

看到我这样，苏珊责怪道：“你不应该去上班，应该去医院。”

我跟她说：“我的工作是咱们的饭碗，我必须得去。”

“你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健康比工作更重要。”

她真的很生气，但我知道，如果打电话请病假，那我们将面临很严重的后果。我对苏珊说：“请冷静点，相信我。我确定我在做正确的事。”

在车间，我跟白班的工头解释了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故。他已经从夜班工头那里看过报告，好像真的很关心。他让我做些可以坐着干的活，这样至少可以让我受伤的膝盖修养几个小时。整个上午，我都坐在凳子上，心不在焉地做着工作。工厂的经理，一个长得像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闻名世界的电影导演，擅长拍摄惊悚悬疑片）但又像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一样粗鲁的家伙，命令工头让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不允许有人在厂子里偷懒。”

最后，一直注视着我在挣扎工作的工头把我送到20英里之外的富兰克林县（Franklin Country）医院，那里的医生确定我是“膝盖内部错位”。他们把我送回家，嘱咐我躺在床上，并且尽早去看骨科医生。

一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给詹姆斯·吉本斯医生打电话，1966年我的第一次膝盖手术就是他做的。“很抱歉，吉本斯医生在度假。他一个月后才能见你。”接线员说。

我实在等不及了，就去了邻镇看骨科医生，他又把我送到加德纳的亨利·海伍德医院，让我去那里做关节镜检查。这说明，我膝盖的伤势确实很严重。医生说：“你至少要卧床休息整整6周，配合一些轻微的物理治疗。6周以后来见我。”

“这6周我该做些什么？”听到这个坏消息我傻眼了。

“躺在床上，吃我给你开的止疼药，每天在床上做这些练习，直到下次见我为止。”他边说边给了我一张说明表。

回到家后，我心灰意冷。我被命令卧床休息，这就意味着我将长时间不能去工作。虽然我能得到伤残赔偿，但整个社区的人都会认为我是在装病。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这让我很害怕。我要怎么养活家人呢？到底要做多少次膝盖手术呢？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后半生会不会要靠轮椅或拐杖过日子？

苏珊和孩子们都很震惊，现在我成了废人。我们被卷入了一团乌云之中，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家里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帮助我。苏珊坚忍不拔，她不仅帮我一起做练习，还会说一些鼓励、为我打气的话。虽然这个不幸的变故不是我的错，但我感到内疚和挫败。我让家人再次失望，我感觉与孩子们完全脱节了。更糟糕的是，我和苏珊之间也没有了亲密。

我在床上躺了几周之后，膝盖没有一点儿好转。我开始变得孤僻，像个隐士一样。孩子们几乎不和我说话了。苏珊虽然对我照顾周到，但也和我产生了距离感。我越来越沮丧和压抑，开始在食物上面寻求庇护。冰淇淋和糖果占据了我大部分的饮食，我还经常吃巨大的肉块和土豆。短短几周，我体重增加了30磅，一下子飙升到280磅。

3月上旬，吉本斯医生终于给我做了检查。他研究了一下X光片，然后和苏珊离开了房间。我像被告在等待判决一般。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回来了。

“唐纳德，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呢？”他的语调使我确信，这是个坏消息。

我回答说：“我想知道膝盖何时才能恢复，这样我就可以回去工作了。”

“你的膝盖永远也恢复不到正常水平了。”他说，“你的腿永远也不能再用了。你需要人工膝盖，但那个手术大约20年以后才能做。”

他解释说，这种手术需要在我60岁左右才能做，因为只有这样，手术之后的人工膝盖才不会在我的后半生磨完。“其他任何手术，”他补充说，“都是浪费时间。”

我一下子懵了。体力是我挣钱谋生的手段，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这一直让我的内心充满了骄傲。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吉本斯医生可能已经见多了这样的情况，他继续说着：“你需要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生活。重回学校吧，你的心智很好，应该运用起来。把你在运动员生涯中所拥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吧。”

我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当吉本斯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确实在听。

拄了几个月的拐杖之后，本来没受伤的左膝盖也开始困扰我了。我饱受折磨，气球大小的膝盖阵阵刺痛，常常使我难以入睡。最后不得已，吉本斯医生把我送到了另一位著名的波士顿骨科医生西奥多·波特那里。波特医生曾为米基·曼托（Mickey Mantle，1974年被选入名人堂的美国职业棒球队员）、乔·拿马斯（Joe Namath，职业橄榄球球员）和皮特·马拉维奇（Pete Maravich，NBA全明星球员）等人做过手术，并以此闻名。我很激动能够预约到他。

给我做完检查之后，波特医生问我是否愿意当一次“试验小白鼠”，他想在我的膝盖上试验实施膝盖重建手术。如果手术成功，我就又可以走路了。我立刻点头同意。手术立即被安排在独立日的周末，波士顿新英格兰浸信会医院。我心花怒放，希望再次被点燃。

手术花了6个多小时。在恢复室醒来时，我比刚才手术时还要难受。许多穿着蓝色衣服的普通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我听见附近的病床上偶尔传来尖叫声。我无法呼吸，也感觉不到我的腿。我试着说话，但是说不出来。护士擦掉了我脸上的泪水，告诉我：“你做得很好，一切都很好。现在，我要给你注射一针吗啡来止痛。”我没有感觉到针头，但是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鼻子、喉咙以及其他不可告人的地方都插着管子。

我又回到了病房，注射吗啡。我感觉自己被输送到另一星系，一个宇宙中最可爱的地方，从一个宁静的世界漂流到另一个宁静的世界。食物再次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刚吃完，一个护士就出现了，她又给我注射了一针吗啡当“甜点”。

当吗啡开始生效的时候，我在便携式笔记本上勾勒出了看似不可能的未来——哈佛法学院，徒步穿越美国。

那天晚上，波特医生没来给我做检查，所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新目标。然而后来，我最小的妹妹楠希（西蒙斯学院终身教授）和她当时的丈夫乔治（波士顿拉丁学校的一名古怪老师）顺便过来看我。寒暄过后，我递给她我的笔记本，看她有何反应。

发现我是认真的之后，她说：“不要制定一些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我想，做这些事情确实会有助于消磨时间。”她是正确的。

妈妈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我给她打电话，每天晚上都会这么做。起初，我们闲聊了会儿，然后聊到我的手术。最后，我鼓起勇气说：“我已经决定好后半生要做什么了。首先我要上哈佛法学院，然后徒步穿越美国。”

电话那头是沉默。最后她说：“别开玩笑了！”

“你会看到的！”我反驳道。

挂了电话之后，我就陷入了深深的睡眠。睡了整整12个小时。突然间，膝盖上的疼痛就像是一把刀正在划开我的腿，一直划到了小腿。我按铃找护士。

“我承受着难以置信的疼痛。”我说。

我的膝盖在做牵引治疗。当她把我的腿慢慢放低到床上时，疼痛稍微减轻了点儿。护士除掉模型上的维可牢尼龙搭扣，移走搭扣的上部，我感觉有个混蛋把刀插进我的大腿里，沿着大腿一直割到小腿。

早饭过后，我拿起黄色便笺本，在上面胡乱画了起来。这次我绘制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一些可行路线。当然，任何旅程都要从波士顿开始。我决定从波士顿马拉松的起跑线开始我的穿越之旅。在哪里结束呢？旧金山还是洛杉矶？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翻遍到手的每一期《国家地理》，对我来说，这些杂志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拍摄的大苏尔的照片，我一直想亲自去看看。这下好了，机会来了。我假想的旅行就在那里结束，那里有气势磅礴的太平洋撞击着悬崖峭壁。此外，我还欣喜地发现了一些押韵：Boston to Big Sur（波士顿到大苏尔）。终于搞定，始发点和终点都设定好了。现在，我要不断地修改和调整这两点之间的路线。我算了算，整个旅程大概需要4到6个月。

然而，一旦止痛药的效力退去，我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回家之前医生就告诉我，我的膝盖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两天一次的物理治疗极其疼痛，让人难以忍受。在其他的日子里，除了去厕所，我每天都在床上度过。

一天早上，我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下了楼梯。做完早饭后，我盯着湿乎乎的麦片，有种呕吐的冲动。我放弃早餐，费劲地爬上楼，回到了床上。我紧紧抱着枕头，不敢放手。我消沉堕落得太快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整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我已经厌倦了挣扎，也被笼罩在继子们和苏珊身上的乌云伤害了。每个人脸上和眼睛里都充满悲伤，没有了以往的欢笑和兴奋。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关爱，家里的气氛也明显不同了。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刻—或许一睡不醒才是对我最好的解脱。

那是1981年，当时我37岁。我可能再也不能走路了，这个痛苦的念头变得日益尖锐。我失去理智般地坚守着吉本斯医生的建议：制定一个计划。我当时能想象出的唯一计划就是我那吗啡引出的梦想。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会再次走路的，我会考上哈佛法学院的。但现实是，除了躺在床上，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每天都在计划怎么自杀，这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只会让周围的人过得更悲惨——没有我，他们会过得更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我决定把想法告诉苏珊。

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脱口而出：“我现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负担。我想我应该离开你们的生活。”

苏珊无言以对，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迅速转过身去。很显然，她也一定感受到了我的痛苦。

第二天早晨，吉本斯医生打来电话，让我去剑桥奥本山医院，请心理医生评测我的心理。出于对吉本斯医生的敬意，我同意了。苏珊开车带我去，整整两小时车程，她一个字都没说。

医生给我做完心理测评后，同意把我送进奥山本医院的精神病房。随后一名医生告诉我：“你知道你妻子正在考虑搬出去吗？”

“什么？”我惊呆了。我知道过去的几个月里，苏珊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我从没想过结束我们的婚姻。我只剩一人孤军奋战了，我甚至都不能和她说话——因为医院好几天不允许我打电话。

终于，等到能给她打电话时，我鼓起勇气问她：“医生说你要离开，是真的吗？”苏珊回答：“我受够了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你不再是结婚时我爱的硬汉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我改变主意，我会打给你。”

说完她直接挂了电话。我被击垮了！但很快我就告诉自己，我会走起来的，我要证明给她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跟苏珊的这次通话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我开始蜕变。我开始学习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创造生活，忘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努力重拾自信，阅读了许多关于个人优势的书，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有许多优势。我感觉，只要专心致志，我就能改变未来。住院的这段时间改变了我，它给了我一些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东西，我开始重获自信。我逐渐意识到，正是异常艰辛的努力和专注，才使我有了运动生涯。我知道，如果以后要从事别的工作，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未来，我就需要像当初想要成为运动员的时候一样努力，一样专注。

3周之后，我出院了。苏珊决定给我一次机会。尽管她和孩子们仍然跟我保持距离，但至少我们都在尝试。

我当然不可能继续在车间工作了。罗德尼·亨特公司为我提供了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机会，而且工资和以前一样多。更重要的是，我又有用处了，身心每天被各种工作占据——这对我恢复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新工作需要用电脑，虽然我以前没学过电脑，但我学得很快。我阅读了大量图书，开始对这些机器有了深层次的了解，此外公司还同意派我去学习一门课程—“电脑办公”。虽然这应该让我很兴奋，但实际上我却很害怕去学校，毕竟，我曾经是一个成绩很差的不良学生，甚至都没上到高中。

我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袭上心头：我害怕自己不能养家糊口；害怕被家人抛弃；人到中年，身体残疾，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未来了；我害怕自己穷困潦倒，在人生结束时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