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政策演进研究:日本经验与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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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统制经济到规制经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

日本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传统可追溯至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的保护幼稚性工业理论及卡尔·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并根据日本本土的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日本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不能简单信奉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思想,而是应该注重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主张适当采用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政策思想。朱保华、陈雪玫、彭文兵:《他山之石——日本经济思想初探》,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筱原三代平借鉴了李斯特理论,并结合日本国情,使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说明了政府扶持和发展幼稚产业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筱原三代平认为,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及H—O要素禀赋论,只能使日本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业,并会进一步扩大日本与欧美之间的距离。他认为,日本不能静态地,而应动态地理解比较优势理论,因而一些经产业结构优化且长期收入弹性大和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具有发展潜力的幼稚性产业,经过政府的扶持,完全可能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由争论和研究得到了发展和深化。特别是日本政府为尽快恢复战后经济而采用有泽广已等学者根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提出优先发展能源和重工业的倾斜式生产方式,使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大。朱保华、陈雪玫、彭文兵:《他山之石——日本经济思想初探》,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玉野井芳郎评论说:“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日本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的唯一的外国理论……不仅在战前,就是在今天,也仍在日本知识界发挥着巨大影响。在此意义上,人们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来讨论现代日本。”[美]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日本在有选择性地借鉴吸收了国外经济思想的同时,了解日本经济的大批经济学家到政府各部门任职而充当政府参谋,形成了独特的“官厅经济学派”。如有泽广已、中山伊知郎、东畑精一、都留重人、石桥湛山、下村治等,他们一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接受过教育,并引领且直接参与了战后政府政策的制定。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理论界大名鼎鼎,而且大多担任过政府机构的重要职务,这些人兼有政府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如被称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父的下村治担任过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势力最强大的经济机构——和田博雄领导下的经济安定本部的物价局局长,并出任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闻名的池田内阁的首席经济顾问;石桥湛山曾担当大藏省大臣、通产省大臣,并最终出任日本第55届首相;被日本政府授予“御三家”的有泽广已、中山伊知郎、东畑精一三人,都是日本政策咨询委员会的领袖;都留重人在和田博雄领导下的经济安定本部综合政策协调委员会担任主席,该委员会主要负责政府经济政策的宏观协调。这些官厅经济学家将自己的经济理论付诸日本的经济实践,日本战后所执行的经济政策,都是基于这一代学者建立的思想基础。概括而言,他们的思想可归为以下方面:

其一,将民族和国家视为产业政策分析的基本单位,将经济系统看作是可以被人为干预或操纵的体系,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家负责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长期经济计划,对关键资源进行控制,注重国家对产业的指导与协调。

其二,在政策实践层面,确立倾斜式生产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1945—1946年产能急剧下降,伴随失业与物资短缺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不能恢复,社会局势动荡,1946年12月,担任日本政府煤炭委员会委员的有泽广已在其《挽救日本经济的残局》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并提出重点倾斜生产方式理论,该理论是组织以煤炭政策为核心,有计划地迅速提高其他基础部门的生产能力,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创造条件。,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特定产业被提升到经济战略的地位。树上泰亮(1992)分析指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实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而日本则体现的是“产业化的经济学”。[美]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即莱斯特·塞罗所称的“生产者经济学”,生产导向是日本经济政策的中心主题。

其三,防止过度竞争。防止过度竞争的思想是生产者经济学的应有之义,政府对产业进行干预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规避不正当竞争,这一观念反映出政府在一国经济范围内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以提升产业结构和国家竞争力的意愿,同时也是对生产者利益的保护和对消费者利益的漠视。防止过度竞争也就意味着私营企业竞争的开展只能在政府界定范围内进行,政府通过规制和行政引导,限制每个行业的竞争类型和程度。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日本战后不仅采取了宏观调控的干预方式,而且深入到了各产业与各企业进行微观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