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由美英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取得一定经济绩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问题，新自由主义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并进而升级为游行抗议活动，1999年WTO在西雅图会议上遭到抗议，2001年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一位抗议者以死亡向世人警示。

在美国本土，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电力行业的废除规制同样遭受了危机，最主要的例子就是2000—2001年加利福尼亚的电力危机及1999—2003年的美国电讯业的崩溃。对于美国电力行业规制废除在加州遭遇的重大失败，威廉·G．谢泼德总结了失败的几个原因：①加利福尼亚的解除规制政策设计得很不好，因为该解除规制是1996年的一次政治妥协的结果；②几次偶然性的短缺条件更恶化了其不足；③安然公司、EL Paso公司和很多其他公司实施了操作和扭曲市场的腐败行为；④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FERC）为自由市场理论家Curtis Hebert所控制，直到2001年4月他只是简单地拒绝让FERC开始采取有效行动。如果FERC早些采取补救行动，危机本来会很快消除。危机也产生了巨大的后遗症，很多州因此推迟了对电力的规制废除，它们指责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FERC的规制废除是个悲惨的失败。

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规制缓和不仅在美国遭遇到了困境，同样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损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及2008年次贷危机后，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新自由主义继承自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自由经营等思想，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等措施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严重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突出，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如对于金融规制缓和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工业化国家直到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才尝试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除资本市场的规制，而发展中国家却一直被鼓励要加快实施解除资本市场规制的后果——经济衰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银行业危机，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都很痛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就更严重。贫穷国家没有安全网络来缓和衰退所造成的影响。此外，金融市场中的有限竞争意味着自由化并不总能够带来它所承诺的降低利率的好处。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失业与就业不足现象已非常广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几乎到处恶化，生活在边缘的人在经受经济停滞的折磨。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少数人掌权、弄权和破坏环境的全球性制度。

我国学者方福前在《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面性》一文中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大多接受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工具的论断，因而认为以促进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取向往往只是迎合了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因此新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是强调自由，而不是平等和再分配。他们认为，政府应集中关注效率和增长问题，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繁荣了，才能实现平等；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管制和国家福利来实现平等的做法实际上是削弱了市场的活力。”

其二，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思想在由国际垄断资本推动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毕竟不是一种“经济松绑”的模式，一般来说，它并不能提升“个人的主动性”。在不干预的理论托词下，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进行了广泛而带有进攻性的干预。它强加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经济秩序，该秩序的基础是重点突出金融与国际精英的联盟，还有各国穷人的从属地位与对美国利益的普遍服从。新自由主义虽然提升了世界上的权贵及其附庸的权力与生活水平，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灾难。美国学者罗伯特·迈克杰斯尼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实践者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转变的要求，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继续领导和统治发展中国家的有力工具。植草益早在2000年就已经指出了美国的“阴谋”: “美国的规制放松政策多以强化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而展开，于美国而言，其他国家存在政府规制是阻碍美国企业展开国际性活动的重要因素……若撤除规制，美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自由地活动，美国在竞争中必定获胜，美国经济再生的国家目标就能实现。”雨果·雷迪斯甚至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

从以上两个意义来看，新自由主义也不应该成为主导世界，尤其是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思想，政府一定范围上的干预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解除经济性规制，降低了经济活动的协调性和国家制定政策的能力，妨碍了鼓励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观念的规制改革也试图用市场秩序改变社会和政治，结果遭遇到了重重阻碍，没有注意到市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关联。新自由主义意味着社会关系根植于经济体系中，市场正持续不断地寻求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塑造社会，市场外在于社会关系与政治秩序，从而产生了社会分化和政治失序。而事实上，市场经济应植根于社会关系中，而非社会关系植根于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唯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起来，即市场经济只有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关系与政治秩序才能发挥最大功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民主也好，市场机制也好，它们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被赋予的任务是，尽管民主、市场机制都极其不完美，但既然人类没有更好的东西，就必须努力寻找方法，让它们能顺利地运作。东京大学教授岩井克人说：用亚当和夏娃来做一个比喻，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中，人们尝到了自由这个禁果的甘甜。而在那种甘甜中，当然包含着不稳定因素这种原罪。但自由不应该被舍弃，也无法舍弃。作为不愿舍弃自由的我们，必须学会驾驭自由的办法，如果不能适当地驾驭自由，最终就会陷入失去更多自由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