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学家的觉醒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就有先觉者看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阴险圈套。西南联大教授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就据理力争，努力摆脱“洋文化”的羁绊，猛力批驳“民族自决”的谬论。1939年顾颉刚著文指出:

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此外也有别的野心国家想在我国边境上造出什么国来，现在不便讲。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35]

在这之前，顾颉刚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认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篇末说，还有一个“五大民族”的名词需要再谈。《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谈的便是这个问题。他认为:“‘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辽史称“华夷同风”;金史称“蒙安人汉户本一家”，金世宗强调女真与汉以及其他民族“天下一家”;温庭筠称渤海人与唐人“车书本一家”;高适称“汉家烟尘在东北”，我们看史学家、诗人、辽金帝王都称汉人与其他民族是“一家”，所以《二十五史》没有“民族”之论，只是近代学者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观念，才硬把不同文化“一家人”分开，强行加上一个“族”，什么商族、周族，就连箕子后面也加个“箕族”，倒好像不加族，就是没有学问似的，连蒋介石也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不指名地批评某些学者趋炎附势:

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36]

蒋介石的语言与傅斯年、顾颉刚的极为相仿，这种批评还是十分严厉和恳切的，痛其文化人还不觉醒。到了近代，中国人更自觉地意识到: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退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37]

这分明在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以“民族血统”论亲疏，而以文化来决定分晓。

然而，东北史学界可能是接受“欧洲文化中心论”影响的重灾区，按着西方强大经济优势、军事优势和文化压力，东北的史学家也不可能拒绝接受民族论而执意“人论”。

因而，按中国人“唯上、唯书”的传统观念，不仅中原人看东北文化是一片荒芜，就连东北的文化人自己也心虚，缺乏自信，仍然是跷起脚尖眺望中原，总想拿自己的东西与中原相比，说这个受中原影响，那个受中原影响，就连辽西出土的汉魏墓葬壁画，这铁证如山的东北汉文化，也说是受中原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新发现没有披露于全社会之前，总想在中原那里排上座次，甚至索性背起行囊到黄河长江去寻找文化之根。在一些文化人的历史积淀里，只知有肃慎、东胡、契丹、女真，不知有殷燕、秦汉、唐宋。对此，一切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史学家无不感到痛心。

如今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张口族，闭口族，倒好像得了什么“真传”一样聊以自慰，对于不善于讲“族”的人们反倒歧视起来。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则在《中国史学思想反思》一文中庄重地写道: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已经基本上是西方宏大理论的俘虏。让我们从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被俘中解放出来的时机已真正到来。[38]

是时候了，东北人彻底割断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羁绊，毫不犹豫地摆脱“俘虏”的被动局面，回到原来的大民族史观的立场上来，还原东北人的话语权。

但中国现代文化史，就是一部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史。西学东渐，堪称两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最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关于“族”的划分，按照西方的准则，直到现在也绝不是平等的“族”，只有文明与野蛮之分，高贵与低劣之分，而且将“族”的概念引申为“国”，在操纵者手里，“国”也不是平等的“国”。按百年惯性思维，难以改变以西方“族”来划分人群，只是总还可以求得改变“族”的对立的一面，只期盼“族”的和谐与融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