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国内研究动态
1.禽流感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
（1）禽流感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禽流感疫情的肆虐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损失，截止到2007年，全球经济由于禽流感疫情至少损失150亿美元，我国经济至少损失600亿元（沙爱龙、刘泽隆，2007）。在疫情的冲击下，我国家禽业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2003年，我国家禽业总产值为2450亿元，但由于遭受禽流感疫情的冲击，2004年时大约减少268亿元。近年来暴发的H7N9疫情使家禽业整体损失已超过800亿元，许多家禽养殖户（场）被迫关门，面临停产和破产（中国经营网，2014）。禽流感疫情发生之后，大量家禽死亡或被扑杀，直接影响家禽市场的供给。2005年，我国共发生约 30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共有15.82万只家禽发病，15.12万只因病死亡，2222.58 万只家禽被扑杀（于乐荣等，2009），到2005年底，肉鸡的存栏和出栏仅在正常水平的70%左右（蒋芳，2006）。虽然扑杀数量巨大，但相对于我国家禽存栏来说，影响并不大，而疫情对消费者的心理影响更为严重，“谈鸡色变”导致社会公众对家禽产品的消费需求迅速减小，导致家禽产品价格短时间内暴跌。其中，疫情对肉鸡市场的影响在40%左右，对蛋鸡市场的影响在30%左右，肉鸡市场遭受的冲击效应较大。这是因为多数感染禽流感死亡病例是由死者生前接触活禽或食用禽肉等引起的，很少有因为食用禽蛋而感染发病的，国内60%以上消费者对鸡肉持否定态度，所以，活禽、禽肉的消费下降幅度最大（沙爱龙、刘泽隆，2007），活鸡价格暴跌。林莉和林伯全（2007）认为禽流感疫情致使肉禽的价格下跌幅度大于蛋禽，雏禽大于成禽。2005年全面暴发的禽流感疫情使活鸡价格和雏鸡价格一路下跌，直到2007年才恢复到原有的价格走势（唐江桥、徐学荣，2010）。蛋鸡市场价格也出现了暴跌，禽流感疫情初期，需求下降仅在10%以内，影响并不明显；疫情大规模发生以后，鸡蛋的消费需求下降幅度较大，达到20%左右，但有些地区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40%，引致鸡蛋价格偏离正常态势，急速下降（冯永辉，2005）。
禽流感疫情的冲击效应也波及了家禽养殖业的上下游产业。农村地区的家禽养殖以散养为主，家禽喂养主要以玉米、麸皮等粮食为主，外加部分饲料，但在饲养规模较大、生产设备先进的养殖场，饲料成为家禽喂养的主要食料，其商品购买量在饲料市场的占比较大（张泉等，2006），因此，随着家禽数量的减少，饲料的市场需求也会减少。据估计，由于禽流感疫情发生，2004年肉禽配合饲料同比减少104万吨，减幅6%，蛋禽配合饲料同比减少67万吨，减幅5%（黄德林等，2004）。而玉米和豆粕是饲料的主要原料，其市场需求也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2004年上半年肉禽蛋饲养对玉米的需求下降15%～30%，玉米价格走低，大豆价格也出现暴跌（曹智，2006）。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出现以后，消费者对家禽产品产生恐惧心理，逐渐减少对炸鸡、鸡肉汉堡等快餐食品的消费需求，导致相关快餐业生意萧条，遭受严重损失，部分经营者表示将用鱼等其他原料来取代炸鸡供应，或关门转行，离开快餐业（李小云等，2010）。家禽羽毛是羽绒及其制品的原料，大量家禽被扑杀和消灭，将严重影响羽绒及其制品的生产和供应。我国每年生产出口的羽绒产品数量为全球最大，达到8万吨，约占世界羽绒贸易总量的80%，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出口羽毛和羽绒的价值达2.57亿美元。禽流感疫情发生之后，国外企业因害怕羽绒产品携带病毒而撤销订单的情况时有发生，此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库存可能会上升，甚至出现积压。据安邦集团研究总部估计，在需求受到一定影响以及原料成本压力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羽绒及相关的服装行业生产因此遭受的损失，可能高达产值的10%以上（张泉等，2006）。
旅游业、政府投入、公共卫生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禽流感疫情的影响。据旅游市场2009年5月月报可知，禽流感疫情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旅游业产生影响。第一，国家采取干预措施直接造成旅游业锐减。禽流感发生后，政府为防止本地区发生疫情，会采取限制本地居民前往或途径疫区旅游，或禁止疫区游客来本地区旅游等临时性干预措施，进而造成旅游人数骤减。第二，禽流感疫情影响旅游消费心理。由于禽流感是人畜共患疾病，游客出于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的担忧，往往更改出游计划或最终放弃出游计划，从而对旅游行业造成影响，张泉等（2006）也得到类似结论。第三，禽流感疫情降低旅游消费能力。收入水平决定消费能力，但禽流感疫情的发生往往使国民经济受到影响，尤其是使当地经济遭受重创，以至于养殖户等社会公众的收入水平下降，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旅游消费能力下降。政府的投入也会因为疫情发生而增加，禽流感作为一种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一旦发生，政府对疫情防控、灾后恢复等的财政投入不可避免，并随着疫情规模和持续时间发生变化。禽流感病毒能直接感染人类，尤其是2013年暴发的H7N9疫情，导致多人感染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14年2月4日，我国共报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286例，死亡60例，引起了社会恐慌（中国新闻网，2014）。
（2）禽流感疫情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我国家禽饲养以散养为主，散养户在总养殖户中的占比达到60%左右，而饲养数量小于50只的散养户约有1113亿户（于乐荣等，2009），家禽养殖不仅为养殖户提供日常所需的动物蛋白，还是养殖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禽流感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后，养殖户该如何应对？禽流感疫情对养殖户的冲击程度如何？这样的冲击是否会引致养殖户家禽生产投入、防控投入、不安全销售等决策行为的变化呢？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黄德林等（2004）通过建立农户畜产品生产收入模型对养殖户遭受的损失进行测算，认为禽流感疫情的发生使2004年养殖户来自肉禽的人均收入比2003年减少6.29元，收入下降70.69%，而养殖户来自蛋禽的人均收入比2003年减少8.20元，收入下降14.35%。于乐荣等（2009）认为禽流感疫情暴发确实对中国家禽养殖户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养殖户来自家禽养殖的收入及家庭收入都明显下降，但禽流感暴发对养殖户其他替代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禽流感疫情发生一次会使养殖户人均家禽养殖收入平均下降65%，养殖户人均收入平均降低29%。疫情对不同养殖户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冲击程度因饲养规模而异，中小规模养殖农户的家禽养殖数量减少，短期内恢复生产比较困难，来自家禽养殖的收入出现下降态势；散养户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小，生产恢复容易且速度快，出现饲养规模增加态势（于乐荣等，2009）。周立楠和李雯洁（2006）也得到类似结论，认为2005年11月暴发于新疆的禽流感疫情，对以饲养家禽为主的养殖大户造成的损失惨重，分散饲养的农户损失较小。养殖户因饲养家禽种类不同而遭受的损失也不相同，张莉琴等（2009）分别计算了种鸡繁育、商品鸡规模养殖和散养三种模式养殖户在禽流感防治中的成本效益，认为损失最严重的是种禽养殖户，其次是商品禽养殖户，散养户损失相对较小。
有学者把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对养殖户的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后续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疫情暴发时的扑杀及处理、组织等成本，包括扑杀禽只的损失和控制支出、扑杀和处理费用、紧急消毒、紧急免疫、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监测成本；后续损失包括生产中断带来的损失、受区域影响损失、紧急免疫导致的损失、市场价格影响的损失（张莉琴等，2009）。康小玮（2006）利用同样的方法核算了疫区养殖户的损失，并认为受威胁区和非疫区养殖户的损失包括强制免疫时养殖户承担的直接费用、养殖户强制免疫造成产量下降和市场关闭造成销售量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而刘瑞鹏（2012）从理论上把蛋鸡养殖户遭受的禽流感疫情损失分为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其中直接经济损失是指既有家禽产品的市场价值损失与禽流感疫情暴发给蛋鸡养殖户带来的额外支付费用之和，即直接经济损失=蛋鸡价值损失+鸡蛋损失+（免疫费用+处理费用+设施损毁费用+疫后饲料销毁费用）+其他损失；而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禽流感疫情暴发给蛋鸡养殖户带来的额外支付费用及预期机会收益的损失，即间接经济损失=鸡蛋损失+淘汰鸡的价值损失+（疫情处理费+免疫费+设施损毁费+饲料浪费+其他损失）-（人工机会成本+饲料机会成本+其他机会成本）。张淑霞和陆迁（2013）建立了蛋鸡养殖户经济损失评价模型，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个方面测算了禽流感疫情对养殖户造成的损失，认为在养殖户具有相同的饲养技术和防控水平的条件下，禽流感疫情给养殖户带来的损失为37. 83元/只，其中直接经济损失（90%）大于间接经济损失（10%），但禽流感疫情对不同日龄蛋鸡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同（100日龄、240日龄和360日龄蛋鸡遭受的平均经济损失分别为35.81元、57.74元和27.29元）。
禽流感疫情除了使家禽生产者遭受严重的损失以外，也沉重打击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甚至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我国不仅是禽肉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禽肉已经成为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品。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畜产品供给的迅速增加，我国居民对禽肉的消费需求迅速增长，人均禽肉消费量从1985年的1.55公斤上升到2010年的7.19公斤，后者是前者的4.6倍（陈琼等，2012）。我国禽肉消费的区域特征明显，上海、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方省份的禽肉消费量较大，而这些地区往往又是禽流感疫情的多发地区，因此，疫情暴发将导致这些地区禽肉消费需求骤降（聂凤英，2004）。社会公众的消费信心主要来自人们对某种消费品的实用性、安全性等的看法，并直接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消费行为。禽流感疫情暴发后，国内外媒体对其进行广泛宣传，尤其是人感染禽流感死亡事件的出现引起了社会恐慌，消费者对家禽产品产生恐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居民对禽流感疫情相关知识了解甚少，不清楚禽流感疫情的传播途径，加上社会上有关禽类产品安全的报道声音很弱，导致消费者对大型养殖场生产的、在正规经营场所销售的禽肉产品仍持怀疑态度，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者出于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考虑放弃消费，家禽产品需求量迅速下降，市场低迷（武深树等，2004；常平凡，2004；蒋芳，2006；冯永辉，2005）。我国居民有消费活鸡的习惯，由于疫情的发生，消费者转向消费熟制禽肉或者放弃消费，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2.禽流感疫情的补偿政策研究
（1）补偿政策实施研究
高致病性禽流感暴发以后，政府及时采取防控措施，阻止了疫情的蔓延，但是扑杀家禽和强制免疫都会给相关养殖户带来相应的经济损失。众多学者认为应该给予受损养殖户一定补偿，例如，茅于轼认为，国家在疫区（点）执行强制扑杀政策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放弃疫区（点）养殖户的个人利益，进而使整个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应急选择，因此，国家应该给予疫区（点）养殖户相应的经济补偿。根据《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可知，国家对强制免疫进行补助，对因强制扑杀而遭受损失的养殖户给予补偿，并根据地区差异和各地财政状况实行差别化的损失补偿政策。强制免疫疫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非强制免疫疫苗费用由国家和养殖户共同分担（两者各承担50%）。禽流感疫情补偿政策对每只被扑杀的鸡、鸭、鹅等禽类补助10元，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禽类、不同禽龄的家禽进行差异化补助，补偿金额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财政在东、中、西部地区承担的比例分别为20%、50%、80%，剩余部分由地方财政负担）（国务院，2004）。补偿政策关系着养殖户配合扑杀行动的积极性，梅付春和张陆彪（2008）通过二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禽流感疫区（点）散养户配合扑杀补偿政策的因素，认为养殖户补偿的满意度对配合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且为正向影响，即补偿标准越高，散养户配合扑杀补偿标准的意愿越大。闫振宇等（2012）也有类似观点，认为政府的扑杀补偿金额会显著影响养殖户的上报疫情意愿，疫情损失补偿金额越合理，养殖户上报疫情的意向就越大。此外，补偿政策还影响着疫区家禽业的灾后恢复，张淑霞等（2015）采用 Heckman模型对养殖户生产恢复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疫情补偿政策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生产恢复决策。禽流感疫情的暴发使疫区（点）养殖户感受到家禽养殖业的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政策，他们就会感受到没有切实的保障，缺乏恢复生产的条件，在疫后纷纷选择放弃家禽养殖，这对疫区（点）的家禽养殖行业灾后重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2）补偿政策优化研究
我国目前实施的禽流感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补偿政策（王晓琳，2004），而行政补偿方式的选择有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两种。我国目前对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中养殖户的补偿方式就是直接补偿与间接补偿相结合的方式，既对扑杀的家禽给予现金补偿，又采取了减息、免税等优惠政策。这两种补偿方式的结合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弥补养殖户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间接补偿灵活高效的优势，对养殖户的后续损失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康小玮（2006）通过对天津市津南区和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养殖户调研发现，直接的现金补偿基本能够按时发放，而间接的政策性补偿在一些地区却没有较好地发挥作用；间接补偿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并没有对养殖户产生影响，贷款利息补贴并没有较好地贯彻执行；间接补偿种类少，没有充分结合地方特点，政府应该对其给予较多的政策支持。张莉琴等（2009）通过对天津、安徽等疫区的调研发现，政府的补偿政策对不同类型养殖户的实施效果是不同的：种禽养殖户损失最为严重，政府给予的补偿金额远远不能弥补其损失；散养户损失较小，政府的补偿金额往往能弥补其大部分损失，补偿较为充分。所以，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类型养殖户的损失程度给予不同的补贴扶持标准，重点扶持在疫情中损失严重的规模养殖户，特别是种禽养殖户。张淑霞和陆迁（2013）也认为我国目前的疫情损失补偿金额过低，仅能弥补蛋鸡养殖户疫情损失的26.43%，尚不到蛋鸡养殖户疫情损失的1/3。此外，疫情损失补偿金额对不同日龄蛋鸡的补偿强度各异，100日龄、240日龄、360日龄蛋鸡的补偿强度分别为31.61%、17.32%、42.9%，这意味着政府还应该针对不同日龄实行差别化的补偿标准。此外，我国的补偿标准除了依据养殖户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外，还要考虑疫情事件造成的在畜产品市场价格冲击下养殖户的损失。
我国禽流感疫情补偿工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属于“临时性政策支持”，存在诸多问题：补偿政策多为行政法法规，有待法律化（梅付春，2011；丛振华，2013），补偿范围偏小，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程序复杂，缺失补偿监督机制（翁崇鹏、毛娅卿，2011；梅付春，2011；丛振华，2013；张淑霞、陆迁，2013），以至于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不明显，其有效性和合理性有待提高（张莉琴等，2009）。补偿标准为补偿政策的核心，直接关系着补偿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学者们对补偿标准的确定有不同的观点。康小玮（2006）认为应在综合评价完全补偿额度、成本补偿额度和国家能够承担的补偿额度三个方面问题的基础上确定出合理可行的补偿标准，而梅付春（2011）发现只有将疫情损失补偿金额提高至市价水平，才能鼓励养殖户积极上报疫情，杜绝养殖户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补偿标的准缺陷，但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政府支出成本。还有学者认为养殖户是补偿标准的接受者，从养殖户受偿意愿角度来确定补偿标准可以使其更公平、更有效。王凤霞（2010）则从主动上报疫情角度分析养殖户的受偿意愿，认为在提高补偿额度的条件下能够提高养殖户的报告意愿，在保证规模养殖户的报告意愿在50%以上的基础上，需要对蛋鸡补贴8～10元/只，对肉鸡补贴6～8元/只。
禽流感疫情损失如果单由政府来分担，将会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那该如何建立疫情损失分担机制呢？学者们为此进行了探讨。梁瑞华（2007）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养殖户个人应该共同分担补偿成本。他通过得益矩阵和均衡分析得出，在政府的五种补偿政策分担模式（政府全部承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同比例分担、中央政府+个人不同比例分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人不同比例分担、个人全部承担）中，最佳的补偿政策分担模式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人不同比例分担。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若地方政府不承担属于自己的补偿份额，就会把此部分补偿金额转嫁到养殖户身上，但养殖户可能不给予配合，所以中央政府+个人不同比例的分担模式可能是最容易实现的补偿政策分担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为了建立禽流感疫情补偿政策的长效机制，应该引入农业保险，这样资本构成高的养殖户（包括种禽养殖户和规模养殖户）利益才会得到有效保护（张莉琴，2009）。方明旺（2016）认为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应构建以“国家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为核心内容的扑杀补偿机制，在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他补偿主体尤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补偿工作中的巨大作用。除大力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外，我国还可以通过建立重大动物疫情基金来进行分担（白雪峰等，2008），这种方式在欧洲的疫情损失分担机制中较为常见。方堃（2005）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种由国家公共补偿机制和商业保险机制相结合的农业公共灾害社会保险制度来应对各种农业公共灾害。虽然多数学者从疫情补偿范围、标准、方式等方面对完善疫情补偿政策提出诸多建议，但对于如何确定疫情补偿标准、疫情损失补偿金额该如何分担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国外研究动态
1.禽流感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
（1）禽流感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禽流感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每一次暴发都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在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都发生过禽流感。在美国，1978年的禽流感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500万美元，1983～1984年的禽流感疫情带来的直接损失约为3.49亿美元，间接损失约为55亿美元（Gasley，2003）。Landman（2004）分析了荷兰暴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认为此次疫情给该国带来了2.7亿欧元的直接损失，以及超过7.5亿欧元的间接损失。据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统计，禽流感对亚洲禽业部门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00亿美元。在越南，禽流感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亿美元，而在印度尼西亚，禽流感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3.87亿美元（Hall et al.，2006）。在澳大利亚，1985年的禽流感疫情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300万美元，其中约100万元赔偿给农场主，200多万美元是清除疫情行动所需要的全部费用。禽流感疫情暴发对GDP的冲击程度主要取决于它的传播速度、被消灭和控制的速度、当地家禽业的结构及当地家禽业对GDP的贡献等（FAO，2004）。Chang 等（2007）评估了禽流感疫情暴发对台湾宏观经济的冲击程度，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国内消费、出口以及劳动力供给可能遭受的损失，得出的结论如下：若禽流感疫情仅限于禽类部门，实际GDP则会下降0.1%～0.4%；若禽流感疫情出现在人类之间传播，实际GDP则会下降4.2%～5.9%，同时劳动力的需求将会降低4.9%～6.4%。而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它是允许资源流动和替代的，此时实际GDP下降2.0%～2.4%，劳动力需求下降2.2%～2.4%。对于禽类出口国家来说，禽流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比如在泰国，禽流感疫情暴发导致2004年GDP下降了1.5%（Verbiest and Castillo，2004）。
家禽养殖业是受禽流感影响最直接、最严重的产业。疫情暴发使大量家禽死亡或被扑杀，影响家禽产品供给，同时禽流感疫情还对社会公众的消费信心造成一定影响，导致禽类产品需求急速下降，甚至还影响家禽产品出口。1983～1984年禽流感暴发使美国约有1700万只鸡被扑杀，1985年禽流感使澳大利亚约有24万只鸡被扑杀（沙爱龙、刘泽隆，2007）。1999～2001年，意大利发生禽流感，导致1300多万鸡死亡或被宰杀。2003～2004年，印度尼西亚暴发禽流感疫情，死亡和扑杀家禽1710万只，其中蛋鸡1500万只、代种鸡200万只、肉鸡10万只（Hartono，2004）。2004～2006年，泰国共扑杀家禽6380万只（NaRanong，2007），国内家禽供给减少，加上许多国家禁止从泰国进口家禽产品，导致该国鸡肉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2003年，荷兰暴发禽流感疫情，约有1400万只家禽被隔离，1800多万只病鸡被扑杀，欧盟为防止禽流感疫情扩散至欧洲其他国家，禁止荷兰出口活禽及其产品，以至于荷兰的家禽出口遭受严重损失。Aral 等（2010）研究了2005～2006年禽流感疫情对土耳其肉鸡加工企业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肉鸡产品生产和企业收入分别降低34.8%和44.3%，生产者的贷款上涨了161%，56%的生产者由于疫情的暴发取消了扩张企业规模的决定。禽流感疫情在亚洲地区的发生，致使以经营家禽产品为主的快餐店生意萧条，营业收入骤降。日本1000多家肯德基连锁店从2004年开始顾客稀少；马来西亚肯德基连锁店生意一落千丈，其股票的市值也不断下跌；韩国数百家肯德基连锁店则无人问津（郑国中，2004）。
禽流感疫情暴发对旅游业的影响也较为严重。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禽流感疫情的不断出现已使亚洲旅游业遭受严重损失。由于禽流感疫情肆虐，游客的恐惧心理逐渐增加，纷纷改变或放弃出游计划，致使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收入锐减，损失严重（李小云等，2010）。Hsiao 等（2008，2009）基于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分别估计了禽流感疫情给全球和亚洲旅游业带来的影响，结果一致认为，家禽暴发禽流感疫情数量显著影响全球和亚洲旅游业，游客会因为禽流感疫情具有高死亡率、人畜共患等特征改变出游目的地，发生疫情国家的旅游业进而受到影响。禽流感疫情的发生也会引起大的家禽生产企业工人的失业率上升，例如，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一般是规模较大的工业和企业从事家禽生产，疫情发生使其破产，导致大规模的工人失业。另外，禽流感疫情还感染人类，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隐患，有记录的第一次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事件发生在1997年的中国香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3～2016年，全球共发生856例人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事件，其中452例死亡。这些感染H5N1禽流感的病例分布于16个国家，分别为阿塞拜疆（8例）、孟加拉国（8例）、柬埔寨（56例）、加拿大（1例）、中国（53例）、吉布提（1例）、埃及（356例）、印度尼西亚（199例）、伊拉克（3例）、老挝（2例）、缅甸（1例）、尼日利亚（1例）、巴基斯坦（3例）、泰国（25例）、土耳其（12例）、越南（127例）（WHO，2016），但整体来看，人类感染H5N1型禽流感病毒病例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这不仅与禽流感疫情空间分布相关，还与这些国家公共卫生防控体系薄弱有关。
（2）禽流感疫情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禽流感疫情微观层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禽鸟死亡所带来的损失、生产减少所导致的损失以及对于贫困或者是脆弱家庭生计的影响（于乐荣等，2009），影响涉及农民、商人以及小摊贩等市场链上的各个环节。其中对于零售商和庭院饲养生产者来说，从绝对数量上看损失较小，但相对于其资产和收入来说损失是很大的。Verbiest 和 Castillo（2004）认为禽流感疫情在2004年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和越南的影响最为严重，但疫情对这些国家造成的宏观方面影响相对不严重，因为家禽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贡献度不大。然而，禽流感疫情对养殖农户微观层面的影响更加深远，特别是在小农户以养殖禽类为生并且没能力支付扑杀和重新投入养殖成本的地区更加明显。在越南，家禽生产主要来源于庭院生产，因此禽流感的暴发会直接对农户生计产生冲击，例如，根据越南家庭生活水平调查数据可知，禽流感发生后，绝大多数贫苦家禽养殖户收入损失严重，生产设备损失仅占收入损失的10%（Beach et al.，2007），基于同样数据，Phan 等（2007）认为疫情使传统小农户整体收入平均下降2.1%。Obayelu （2007）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评估了2006年禽流感疫情对尼日利亚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认为疫情降低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心，75%的家禽养殖户停止补栏，处理掉原有的家禽离开家禽行业，80%的消费者由于担心会被病毒感染而停止对家禽的购买和消费。
禽流感疫情的暴发会降低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还会影响居民对禽流感的认知。Tiensin 等（2005）认为2004年泰国发生禽流感以后，公众由于缺乏对禽流感的认知和相关信息的交流，对禽类产品丧失信心。消费者对家禽产品的信心降低以后，会转向其他替代品进行消费，国内禽产品消费量迅速下降，加上家禽进口国家对泰国家禽生产的限制，致使泰国家禽工业遭受打击。因此，提高公众对于禽流感的认识，增强消费者对于禽类产品消费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禽流感的认知方面，Olsen 等（2006）在泰国农村做了一项调查并和以前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农村中认为“空手接触生病或死亡的家禽是安全的”的居民比例大大下降，“使用不同刀具分开来切禽肉和其他食品”的居民比例明显增加。Liu等（2007）利用调研数据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回归方法分析了消费者对发生在中国台湾的禽流感的认知情况。研究发现电视是中国台湾消费者得知禽流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健康风险的最普遍的信息渠道，性别、教育、职业等社会人口特征也会影响消费者对禽流感的认知。
2.禽流感疫情的补偿政策研究
禽流感疫情暴发以后，各国政府采取强制扑杀等防控措施来防止疫情的传播蔓延，随后出台相关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对养殖户遭受的疫情损失给予补偿。在发达国家，政府的疫情损失补偿政策不仅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对补偿范围、标准、方式、速度及补偿监督机制等做了详细说明。例如，在加拿大，《动物卫生法》（Health of Animal Act）中规定当动物在进行检测、治疗等必要的处置时受伤或死亡，或因防控疫情而被扑杀，则要按照动物的平均市场价值支付动物补偿金（白雪峰，2008）。而《动物扑杀补偿条例》（Compensation for Destroyed Animals Regulations）中则规定了家禽、家畜、宠物等不同动物补偿金额的最高值，同时还要求政府向动物所有者支付清洗费用、运输费用、无害化处理等费用（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2000）。地方各省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制定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动物扑杀（禽流感）补偿条例》[Compensation for Certain Birds Destroyed in British Columbia （Avian Influenza） Regulations]，将联邦政府颁布的《动物扑杀补偿条例》中规定的动物补偿种类、补偿金额最高值等作为参数，制定出考虑禽龄、市场价格等因素在内的补偿标准，使鸡、鸭和鹅的禽流感疫情补偿方案更加科学化（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2004）。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疫情补偿政策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Pratt 和 Falconi（2007）认为禽流感扑杀措施必须伴随一个补偿政策，对家禽养殖户受感染死亡或被扑杀的家禽数量进行补偿。因为农户只有获得应有的补偿，才可能在禽流感发生时报告受感染的家禽数量而不是出售它们以减少损失。所以，补偿政策在控制禽流感策略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它为生产者提供一个激励用于报告疾病疫情和服从扑杀措施，这可以减少疫情发生和控制措施之间的时间差（Delgado et al.，2006；Vu，2011）。
目前不同地区在补偿标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发达国家，补偿比率一般处于50%～100%，例如，美国按照禽流感疫情中受损物品评估价值的50%～75%进行补偿，在紧急情况下，对扑杀家禽和消毒费用等损失的补偿水平可达到100%；德国按照全市场价值对疫情中被扑杀的家禽、消毒处理费用、实验室成本等损失进行补偿，即补偿比率为100%；荷兰对被扑杀的健康家禽的补偿比率为100%，对被扑杀的染病家禽的补偿比率则为50%，但对死亡的家禽则不给予补偿（Delgado et al.，2006）；日本按照被扑杀家禽市场价值的80%进行补偿，对无害化处理成本、鸡蛋因疫情暴发无法流入市场发生损失的补偿比例为50%（Pratt and Falconi，2007）。补偿标准往往是在政府的指导方针下，由独立的具有认证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确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疫情补偿标准的差异较大。泰国作为禽流感疫病高发地区具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疫情补偿机制，实施效果较好（Otte et al. 2008）。泰国政府在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补偿标准，在疫情发生的第一阶段（2004年1～5月）按照动物市价的100%给予补偿，为了激励养殖户及时上报疫情，在疫情发生的第二阶段（2004年7～12月）按照动物市场价值的75%给予补偿（Delgado et al.，2006；Pratt and Falconi，2007）。在越南，政府的补偿标准较低，按照被扑杀动物价值的15%对养殖户进行补偿，并且小农户在获得补偿方面存在很大困难。在尼日利亚，政府不考虑家禽种类和年龄，按照一只250奈拉（1.90美元）的标准对被扑杀的家禽进行补偿，但受偿仅限于大规模商业养殖户，不包括小规模和散养户（Delgado et al.，2006）。老挝和柬埔寨属于疫情低发病地区，这些国家没有相应补偿措施，但柬埔寨政府宣布，可以为家禽养殖户提供疫苗和技术支持（Burgos et al.，2008）。
以禽流感疫情为代表的突发性疫情事件给养殖户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单凭养殖户自身力量是无法承担的，以至于影响疫情防控体系的正常运行和家禽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所以，各个国家都试图建立相应的疫情损失分担机制，通过风险转移等手段来分担养殖户遭受的疫情损失。在发达国家，除政府的疫情补偿政策以外，还存在着公共灾难救助（Public Disaster Assistance）、公共-私人部门共担（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和私人保险（Private Insurance）等形式（Koontz et al.，2006）来分担疫情损失。在德国，养殖户遭受的疫情损失除国家政府和欧盟政府财政支持外，还可由动物疫情防治基金和私人保险来分担。动物疫情防治基金依法建立，按照养殖登记数量向养殖户统一收取税费，主要分担养殖户遭受的疫情直接损失，分担比例为政府财政与动物疫病防治基金各50%（白雪峰等，2008）。私人保险计划主要用来分担养殖户遭受的商业中断带来的损失、疫情暴发带来的价格损失、处于限制区域内而遭受的损失等后续损失（Koontz et al.，2006）。在美国和日本，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来分担养殖户疫情损失。美国的农业保险是由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私营保险公司、农作物保险协会共同参与开办，政府通过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免税形式对农作物保险给予扶持，例如，美国对农民所交保险费的补贴比例达到50%～80%。日本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三级”村民共济制度。村农业共济联合会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县共济联合会承担村农业共济组织的分险业务，再由全国农业保险协会向各级共济联合会提供再保险，日本政府对畜牧业保险补贴额达保费的30%～50%（白雪峰等，2008）。
（三）研究评述
现有国内外关于禽流感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影响层面，例如前面论述的GDP的损失、家禽养殖业及相关行业的损失以及对公共卫生的威胁等，而有关禽流感疫情对农户层面影响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目前，多数学者一致认为禽流感疫情对养殖户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并从收入变动角度对养殖户遭受的疫情损失进行评估，少数学者也从损失角度对养殖户遭受的疫情冲击进行分析，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借鉴。但现有相关研究较多关注于养殖户遭受的疫情直接损失，往往忽视了禽流感疫情给养殖户带来的禁养期折旧、未收回的成本投入、预期利益损失、贷款利息等间接损失，缺乏一个完整的养殖户经济损失的评估模型，以至于在疫情补偿标准确定方面出现偏差。
国内有关禽流感补偿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政策实施和优化机制方面，即补偿政策实施必要性、补偿政策完善、补偿标准确定、疫情损失分担机制方面。疫情补偿政策在发达国家已形成长效机制，实施的效果较好，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大启发。虽然多数学者们已意识到我国现有的补偿政策存在补偿范围偏小、补偿标准过低、补偿程序复杂等问题，但仅限于对疫情补偿政策进行评价，没有回答补偿标准该如何确定、疫情损失该如何分担等问题。补偿标准是疫情补偿政策的核心，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按照家禽市价进行补偿，但在没有疫情间接损失分担机制的情况下，在不考虑养殖户饲养规模和家禽月龄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不公平现象，引致养殖户发生不主动上报、不配合扑杀等行为，出现激励不相容。养殖户是家禽生产主体和疫情防控主体，其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的行为直接影响着禽流感疫情防控、家禽业健康发展等补偿政策目标的实现，同时还是疫情补偿政策接受者，补偿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养殖户的防控行为和恢复生产行为，因此，合理的补偿标准要能激励其养殖户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只有这样社会公共目标才能实现，但目前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首先完善养殖户疫情损失构成，构建系统完整的疫情损失评估模型，评估养殖户遭受的疫情损失。其次，基于养殖户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视角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并设计疫情损失分担机制，为政府完善现有禽流感疫情补偿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