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的演进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而指导思想（发展观）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的互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几十年里，人们对发展观的认识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总体来看，其认识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发地采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时期；第二个阶段虽仍沿用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但已开始自觉地对其进行反思；第三阶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
1978年，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事实表明，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从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取向看，1978—1990年的发展观与1949—1965年的发展观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都属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总体来看，这种发展观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第一，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第二，世界经济的发展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周边一些国家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使政府有积极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准确判断也使中国能够潜心发展。第四，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能力过多地考虑环保、资源等问题，此时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收益远大于因此而带来的环境和资源方面的成本。第五，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尚未深入的时期，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能够被大多数国民分享，这种增长是受到普遍欢迎的。
但由于理论自觉不够，这一时期的发展观基本上把发展和经济增长画上了等号，往往把“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理解成用加快经济增长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分配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某些时候被曲解为“效率优先，不顾公平”，因此在后期产生了经济发展快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理论的发展需要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踏踏实实地按照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来发展的时间其实并不多，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被政治运动打断，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发展观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了这种发展观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发展观已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为发展观的进一步演进提供了依据。例如，这个时期开始实践“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虽然基本上是一种赶超战略，但其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从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角度来描述发展战略的目标。用“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这样直观的语言来描述我国现代化的目标部分地体现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的内涵。而这种思想也是有其理论和实践渊源的。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里已经有了协调发展的意识，而1965年因备战而放弃的“三五”计划设想更进一步体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注，陈云的经济思想里也包含了类似的观点。可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过程中一直存在。而这些思想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上才可能发展成为主流，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现实合理性。
（二）自觉反思和探索发展观（20世纪90年代）
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在发展中的作用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又重新开始加剧，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又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此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不足的压力渐渐显现。这一切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对发展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
与此同时，国际上发展观的嬗变对中国反思发展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2年中国参加了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此后，大会所倡导的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发展观开始逐渐对我国思想界产生影响，1994年中国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标志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出台，也反映了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发展观对我国发展观的演变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外部理念的引入对中国反思发展观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在2001年制定的“十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中，中国明确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同时“要高度重视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抓紧解决好粮食、水、石油等战略资源问题，把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时，距科学发展观的正式提出仅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政府在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具有重要意义后，在制度、宣传、财政投入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如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强化了政府在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等方面的职能，1998年之后更是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推行了“退耕还草”等措施。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发展观还是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地方行政首长的重要考核指标，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城乡、区域差距不断拉大。
可见，发展观的理念要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必须与当前情况相匹配。在没有基本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人们只能有限地关注代际公平等问题；在经济发展程度还不够高时，如果没有有力的制度保证，那么人们很难把大量资源用于可持续发展。但无论如何，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对新的发展理念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呼之欲出。
（三）形成科学发展观（21世纪以来）
21世纪初，中国已提前完成了预设的经济发展任务，成绩令世人瞩目，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人均投资的世界排名持续下滑；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生态环境恶化、资源不足的压力明显；生产力过剩与内需不足并存。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不解决上述问题，经济就无法继续此前的发展。
而此时，十年的探索使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能够更加辩证地看待发展的问题。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谓应运而生，得到了拥护。此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充实，形成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得益彰，成为保证中国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从现实背景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其所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内外环境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国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力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已经不是中国的迫切需要，增长的质量以及社会效应已经从次要矛盾逐渐成为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以后，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如何统筹兼顾、各类社会重大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社会的走向。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协调发展的问题自然凸显出来。
从理论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扬弃，是多年来对发展理念探索的结果。
首先，这种发展观强调“全面”，这与中共十六大的把“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建设成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一脉相承。实际上是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不再强调“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其次，这种发展观突出了统筹协调的思维，也就是要着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区域、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促进整个社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而这些问题在“十五”计划中都已有所反映。
最后，这种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与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相适应。
可见，理论准备和现实需要共同催生了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