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铜器的铸造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当时铭功记事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文献记载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彝铭就是后人研究周代社会情况，如分封制度、土地制度、宗法制度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彝铭对于西周时期的社会文化多有反映，它对于西周时期的史学有许多记载，足可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印证，或补其所缺。彝铭所反映的西周时期的史学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彝铭揭示了西周时期史官设置和职司的情况。西周王朝的大史是史官之长，彝铭所载的“大史寮”（《毛公鼎》《番生簋》）指大史及其僚属。据周成王时器《中方鼎》铭文记载，周成王曾经命令“太史兄（贶）□土”，即册命并赏赐名中者以某处的土地。这与《周礼·春官宗伯》所谓“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是相吻合的。在王朝大典上，太史之官是很风光的人物，例如周康王继位的隆重典礼上，“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尚书·顾命》），宣读周康王继位的册命文辞就由太史进行。

彝铭中称为“史”者，当即周王朝或诸侯国普通的史官。他们往往负有传达王命的职责。周成王时器《中甗》铭文载周成王时名中者率军南征途中，“史儿至，以王令（命）曰：‘余令女（汝）事小大邦，厥又舍女（汝）……’”，名儿的史官传达周成王的命令，让名中者有事于所经过的大大小小的邦国，并且还赏赐名中者以物品。周康王时器《臣辰盉》铭文载“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暨史寅殷于成周礼百生豚，暨赏卤鬯贝”，名寅的史官和士上奉周康王命令一起到成周行殷见之礼，赏赐诸族首领各种物品。西周中期册命制度盛行的时候，史官可以代宣王命。请看彝铭中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记载：

唯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在）周康宫新宫，旦，大各（格）大室，即立（位），宰□父右望入门，立中廷，北乡（向）。王呼史年册命望。（《望簋》）

《望簋》是周恭王时器，其铭文记载在册命名望者的时候，周恭王即命史官名年者宣读册命文告。这类铭文数量不少，多见于西周中、后期器，如《师酉簋》《免卣》等，都很典型。除了册命外，史官还参加其他许多事务，如《史懋壶》铭文载“唯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在）棻京□宫，亲令史懋路巫（筮），咸，王乎（呼）伊白（伯）易懋贝，懋拜稽首”，意谓周王亲自命令史官名懋者进行“路（露）筮”，筮毕，名懋者受到周王的赏赐。西周时期的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麦彝》铭文载“才（在）八月乙亥，辟井侯光（贶）厥正、史”，此“史”即井侯的史官。有些从事具体事务的史官，如周恭王时器《格伯簋》铭文载格伯与其他贵族的交易中“书史”某人即参加勘察和定案。这样的“书史”，可能是史官中地位较为低微者。

在众多的史官中，“内史”的地位因其为宫内的史官而显得比较重要。内史的官长称为“内史尹”，一般的内史则称为“作册内史”“作册命史”。内史普遍参加周王对于臣下或诸侯的册命仪式，还接受王后的命令而执行某项任务。内史与一般史官的关系在彝铭中也有反映，西周后期的《鼎》铭文载有周厉王十九年四月间周厉王册命的情况，“宰讯右入门，立中廷，北乡（向）。史留受王令书，王乎（呼）内史□册易（锡）玄衣……”。奉王命而做记录的是史留，宣读册赏王命的是内史某人。就其重要性而言，内史显然要比一般的史重要得多。据专家研究，内史是周王的记言之官，很可能与“作册”的职官是合而为一的。顾名释义，作册职官应当是各种册命文书的起草者，也应当参与各种册命仪式和其他的政治活动，彝铭载有不少王命作册某人进行册命的事例，如《益卣》《折尊》《免簋》《走簋》等，皆有此类记载。周代保存档案资料的职官称为柱下史或御史，彝铭《竞簋》和载有任“御史”之官的名竞者的情况，可与文献相印证。

对于周代史学发展来说，周代的各种史官起着巨大作用，铭功记事，册命记言，皆出自其手，许多档案资料归其掌管。由于文化需要积累，甚至世代相传，所以周代史官也多世代相递，“史”或“册”“乍（作）册”遂为其姓氏或族徽。

其次，西周时期的彝铭反映出当时的史官已经具有比较浓厚的历史记载意识。史官的历史记载，不仅记载本宗族或家庭的历史，而且有的也记载周王朝的历史。著名的《墙盘》铭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铭谓：

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普）右（有）上下，会受万邦。挺圉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俊）民永不（丕）巩攻狄祖，长伐尸（夷）唐。宪圣成王，左右绶敛刚鲧，用肇铸周邦。渊哲康王，宾尹啻（亿）强（疆）。弘鲁邵（昭）王，广能楚荆，唯狩南行。祗显穆王，井（型）帅（率）宇诲。緟宁天子，天子舟（周）缵文武长刺（烈），天子眉无匄。寨祁上下，亟熙宣慕，昊昭亡（无）斁。上帝司夏贶保，受（授）天子绾令（命）、厚福、丰年，方蛮亡不夥见。

盘铭历数周王朝从文王以降的诸王业迹，说周文王使政治安定和协，使上帝赐予他以具有懿德的大臣，因此受到上下的完全支持，得到万邦的拥戴。敏捷刚勇的武王，开始征伐四方和挞伐殷，还派俊杰远征翟祖之国和夷唐。开明通达的成王，其左右的大臣团结勇武，造就了稳固的周邦。渊博明哲的康王，治理着广大的邦国。宏鲁而嘉善的昭王，大举征伐楚荆，带着雄壮的军队南行。肃静耿明的穆王，遵循先王的伟大教诲而行事。重新安定了继位大统的天子，继承了文王、武王的长远功烈，而能够眉寿无疆，上下协力，共图光明大略，光辉无限。上帝眷顾华夏，赐予保佑，授予天子以长寿、幸福、丰年，使得方国蛮夷无不接踵朝见。名墙者为周王朝的史官，他之所以叙述周王朝的史实，目的在于要通过这些来显示自己家族的光荣历史，因此与其家族有关的周王，他就着重叙述，反之则一提而过，或者根本不提。从《墙盘》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名墙者已经在有目的地进行历史的阐述，并且这个阐述比较系统，让人可以大致了解周王朝的辉煌经历。

彝铭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叙述简明扼要，使人一目了然地知晓某件事情的进程。例如周武王时器《利簋》铬文载：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

武王伐纣灭商是商周之际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件簋铭叙述了周武王伐商的干支、时间和经过，讲明了在一天之内即灭商而有之的情况。西周后期周王与猃狁之间的斗争对于政治局势影响很大，《多友鼎》记载了讨伐入侵的猃狁的一次战斗，从其铭文里可以看到，作器者固然是为了表明自己参加讨伐猃狁战斗所立的功绩，可是对于战斗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却都做了详细的叙述，战斗的时间、地点以及武公、多友、向父以及周王等人的言行都有所记录。这篇铭文实际是一篇讨伐猃狁战斗的历史叙述，已开后世关于战争史载的先河。像《墙盘》《利簋》《多友鼎》之类的彝铭，其历史意识可以说比甲骨卜辞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再次，彝铭注意了历史记载的教育作用。周代彝铭末尾的“子子孙孙永宝用”，是许多彝铭的习惯用语，其用意固然是要子孙将彝器世代相传，但更重要的是让子子孙孙都要记住彝铭所叙述的祖父辈的光辉业迹，这也就是将彝器世代相传的目的所在。西周时期进行历史传统教育的形式可以有许多，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历史传统载之彝铭而传之后世。周代彝铭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是《毛公鼎》，其结尾说毛公“对扬天子皇休，用乍（作）尊彝，子子孙孙永宝用”，除了这个结尾之外，全篇文字即由五段周王的话组成。第一段是周宣王讲述周王朝从兴盛到发生危机的历史。周王朝原先“率怀不廷方，亡不□于文武耿光”的大好形势，后来却变成“四方大从（纵）不静”的局面。第二段叙述周宣王对毛公的嘱咐。第三段讲周宣王所授予毛公的重权，表明周宣王自己不再向父王那样“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或（国）”，决不像父王那样刚愎自用，而要信用毛公这样的大臣。第四段讲周宣王对于毛公的要求，让他整顿吏治。第五段讲周宣王赏赐给毛公的物品。《毛公鼎》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其历史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铭文所记周宣王的语言，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对于国人暴动而使周王朝面临重大危机的历史的重视，以这样的历史鉴戒来教育人们，从而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毛公鼎》作为一篇相当完整的诰命体的铭文，没有记载毛公的什么业迹，而是以绝大部分的文字记载了周王的训诰言辞，并且这些训诰是以讲述历史的形式为主来展开的。周代很重视“殷鉴”的作用，所以《诗经·文王》谓“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毛公鼎》铭文所讲的历史对于周代后期的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殷鉴”。《易经·大畜》卦的《象》传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从西周时期的彝铭看，当时已经初步有了这种观念，彝铭所载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前言往行”，都可以用来教育弟子增加知识和培养德操。

从西周时期大多数的彝铭内容看，其历史教育作用主要在于铭铸先祖或自己的丰功伟业以及所受到的周天子或上级的恩宠，从而为子孙后代学习的楷模；然而，也有少数铭文专记自己失败的经历以为后世子孙的鉴戒。西周后期的《匜》就是相当典型的一篇。铭文谓：

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棻上宫，白（伯）扬父乃成劾曰：“牧牛！□，乃可堪！女（汝）敢以乃师讼！女（汝）上挺先誓，今女（汝）亦既又御誓，……我义（宜）鞭女（汝）千，墨□女（汝），今我赦女（汝），义（宜）鞭女（汝）千，黜□女（汝），今大赦女（汝），鞭女（汝）五百，罚女（汝）三百寽（锾）。”白（伯）扬父乃或（又）吏（使）牧牛誓曰……，牧牛则誓。乃以告吏□、吏□于会，牧牛辞誓成，罚金。用乍（作）旅盉。

从铭文内容看，名牧牛者与其上级诉讼，最后由伯扬父做了判决。伯扬父说：“牧牛，你的行为还能够让人容忍吗？你居然敢同你的长官诉讼！你这就违背了先前的誓辞，所以现在你要再次宣誓。我本来应当处罚你挨一千下鞭打，并且在你的面颊上刺墨，现在我宽赦你，只处罚你挨一千下鞭打，而减除墨刑。现在我再大大宽赦你，只鞭打五百下，罚铜三百寽。”伯扬父让牧牛发誓。牧牛发誓以后，在场的两名吏职予以记录，誓辞就算完成，罚金也已如数缴纳。为纪念这件事，于是就铸造了这一件旅盉。从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名牧牛者“以乃师讼”的结果是受到鞭打五百和罚金三百锾的处置，通篇没有牧牛的丰功伟绩，没有牧牛受到封赏的记录，只以伯扬父的判决词为主线来说明牧牛所犯罪过的情形。牧牛“作旅盉”的目的是要子孙铭记自己的教训。春秋时期，楚庄王所选定的太子傅向申叔请教如何教育太子的问题，申叔当时回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国语·楚语上》）周代彝铭里面如《匜》这样的铭文，其作用就是申叔所说的“以戒劝其心”，而其他铭记功德业绩的铭文的作用则是“以休惧其动”。20世纪80年代初期，陕西西安出土有《史惠鼎》，其铭文载：

史惠作宝鼎。惠其日就月将，察化恶臧，寺（持）屯（纯）鲁令（命）。惠其子子孙孙永宝。

铭文意谓周王朝的史官名惠者日有所成，月有所行，能够察知善恶而教人，所以得到嘉美的赐命。史官“察化恶臧”的使命表现在彝铭记载上，便是历史教育功能的体现。这个教育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彝铭中像《匜》这样的记载虽然很少，但却是从反面进行教育的例证。

总之，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了彝铭与西周史学的关系，研究了彝铭所反映的西周时期史学的一些情况。彝铭是西周史学的重要载体。对于西周时代的人来说，彝铭犹如后世的国史、家族史和历史教本。存放在宗庙里面的彝器，不仅仅是庄严肃穆的象征，是祖辈功业与经验的结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指导现实生活的历史教科书。尽管彝铭记史记言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其古奥的言辞、典雅的文风，足为当时文化的精品，确实达到了留之后世、传之久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