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周史学的载体，除了大量的彝铭以外，还有许多典册文字，这些典册文字有些流传到了后世，成为人们研究上古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些也是西周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典册文字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是关于周族历史传说的记载。周族自古有关于本族起源的发展的传说，后来演变为系统的史诗。这在上古时期与夏商两代相比是很突出的。周族的史诗一般都写成于西周时期，主要保存于《诗经·大雅》里面。周族史诗追溯时代最早者是《诗经·生民》，是篇谓：“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居然生子。”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姜嫄。这位老祖母进行祭祀以攘除自己不能生子的灾祸。果然，在祭祀以后，她践踏了上帝脚印的大拇指而心动，于是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便怀孕，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那就是后稷。这个叙述已经把周族的历史追溯到了母系时代，当时只知周族祖先后稷的母亲为姜嫄，还不知道后稷的父亲。这个传说流传之久远是可以想见的。后稷以后周族的著名先祖公刘在史诗里面也有叙述：“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诗经·公刘》）这里叙述了公刘率领族人迁徙于豳地的情况。他率领族人从原先居住的地方，准备好干粮，携带着武器，起程远迁，来到这广阔的原野，使民众心情舒畅而安居，这个地方就是建造居住房屋的豳地。率领周族迁徙到周原从而使周族得以大发展的是公亶父。他也是一位在史诗中有专篇的重要人物。《诗经·绵》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先追述周族的发祥如同绵绵不绝的大瓜小瓞一样成长壮大。然后叙述道：“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公亶父和妻子——一位姜姓的女子骑着马来到岐山之下，察看这一片连苦菜都如饴糖一样甜的周原，公亶父经过商议和占卜，遂决定在周原定居。关于公亶父以后、周文王以前的周族情况，以《诗经·皇矣》所述最为集中。是篇谓“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指出上帝承认其美德声名，而满足其愿望，使他成为这大邦之王。王季是周族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君主。关于周文王的事迹，在周族史诗所述各个时代中是数量最多者。《诗经·大明》叙述了王季娶妻于挚国任姓之女大任而生下文王，以及文王继位之初娶亲的情况；《诗经·皇矣》叙述了文王讨伐密须和崇国的情况；《诗经·绵》叙述文王调解虞、芮两国争端的情况；《诗经·灵台》叙述周文王建筑灵台和推行礼乐的情况；《诗经·荡》叙述文王对于殷商的斥责；《诗经·文王》讲文王死后到天上保佑周邦的情况，其最后谓“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可以说是关于文王的所有诗篇的主旨所在。关于文王以后的西周的各个历史时期，《诗经》里面也有不少诗作，如武王、成王等都有不少篇章予以讲述。
西周时期所写定的周族史诗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这些史诗尽量保存世代相传的周族历史的原貌。有些传说并不怎么符合西周时期的宗法观念和社会观念，但由于是古老的传说，所以史诗仍然予以保留。例如，后稷降生以后曾经有三次考验的仪式，“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大雅·生民》）。这种对于生子的考验仪式和礼俗在西周时期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史诗中还是依其原貌叙述。其次，史诗对于所写的人物与史事有选择、有重点。后稷、公刘、公亶父、王季、文王，是建立周王朝以前的周族历史上具有最杰出贡献的人物，所以史诗中便突出叙述其业迹。而高圉、亚圉等在周族发祥史上影响不大，所以史诗便不涉及。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予以重点描绘，如写武王伐纣的场面谓“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明》），既写殷商军队之多，又写了周军士气的旺盛，更突出描绘了周武王、师尚父这两位关键人物。这种描写真可谓是浓墨重彩。再次，和西周时期的一般诗作不同，史诗着重记载了周族民众的情感和语言。例如写周族历史绵远而没有断绝的情况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诗经·绵》），写后稷率族人获得丰收后准备祭祀的情况谓“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蒸）之浮浮”，很有生活气息，都不是呆板的文绉绉的语言。总之，西周时期所写定的周族史诗，是西周史学的重要收获，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应当有一定的地位。
从西周时期的典册文字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除史诗之外的、与史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编纂。西周时期曾经依据殷代流传下来的典册文字整理夏商时代的誓诰文献，并且将其分为《虞书》《夏书》《商书》等部分。这可以由春秋前期人们引《书》的情况做出推断。《左传·庄公八年》载鲁庄公语谓“《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七年》载晋赵衰语谓“《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文公七年》载晋郤缺语谓“《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成公十六年》载周单襄公语谓“《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这些都是春秋前期人引用《夏书》的记载，可见《夏书》的编撰应当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春秋前期即在鲁、晋、周等国流传。《左传·文公五年》载卫宁嬴语谓“《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载晋栾武子语谓“《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这是春秋初期人引用《商书》的例证，所引《商书》文字，见于今本《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篇，可见自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商书》编次与后世有别。《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随武子语谓“《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这段话，郑国的子皮也曾经引用过，字名稍繁而意思完全相同，谓是篇为《仲虺之志》（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书序》谓：“汤归之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从这里可以看出自西周流传下来的《商书》篇名还没有统一，或称《仲虺》，或称《仲虺之志》，就是一个例证。总之，春秋前期所流传的《书》，距离西周很近，并且已经在许多诸侯国流传，所以推测其整编是西周时期的事情，应当大致不错。
西周时期记载当代历史的文献称为《周书》，并且在春秋前期即已被人们广泛称引。《左传·僖公五年》载虞宫之奇语谓“《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卜偃语谓“《周书》有之：‘乃大明服’”，《宣公六年》载晋中行桓子语谓“《周书》曰：‘殪戎殷’”，《宣公十五年》载晋羊舌职语谓“《周书》所谓‘庸庸祗祗’”，《成公八年》载晋韩厥语谓“《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成公十六年》载晋范文子语谓“《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春秋前期的人所引用的《周书》多见诸《尚书·康诰》。《康诰》本来是分封卫康叔时的诰辞，并且在册封的时候已经赐予卫康叔
，“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左传·定公四年》），但却在其他诸侯国流传，可见作为诰命之辞的《康诰》在周王朝的史官那里还存有副本，并且整理为《周书》中的一篇。同样的例子，还有周初对于蔡仲的诰命之辞。春秋时期卫国的祝佗讲册封蔡国之事谓周初蔡叔反叛而被杀，“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左传·定公四年》）《书序》载“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这篇“命书”已经在册封的时候赐予蔡仲，但是卫国人却对这篇文字了如指掌，可见此“命书”必定由周王朝史官整理为《书》的一篇而广泛流传。我们之所以肯定《康诰》《蔡仲之命》等《周书》的篇章的整理编定是在西周时期，而不是拖延到春秋时期才加以整理，就是因为《左传》的明文记载，证明这些篇章早在周初分封诸侯时即已成型。西周时期是否将诰誓之类的文献编定而以《周书》相称，尚无确证，但是依《夏书》《商书》之例推测，西周时期也可能是有《周书》之称的。《周礼·内史》载“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郑注“副写藏之”。从《康诰》《蔡仲之命》的情况看，周王朝的史官将诰命之辞“副写藏之”应当实有其事。春秋初年，虞国贤臣宫之奇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僖公五年》）春秋时期卫国的祝佗说各种诰辞“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左传·定公四年》）。可以推测，“盟府”“周府”所藏的各种诰誓、册命及其他档案材料的数量很多。这些材料，仅见于《周礼》诸史官职守所记载，就有以下几类，一是古史传说，即《周礼·外史》所谓的“掌三皇五帝之书”。二是关于各诸侯国的大事的记载，即《周礼·内史》所谓的“凡四方之事，内史读之”。三是周王室及所分封的各诸侯国宗族的一些情况，即《周礼·小史》所载“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四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诉讼记载，即《周礼·大史》所谓“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这些档案材料的整理加工，为西周史事记载的基础，也是西周时期编撰《书》的主要依据。
和夏商两代相比，西周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可谓空前增强。夏、商两代兴盛与衰亡的历史成为周初人们经常谈论的问题，周公曾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岂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他所说的“民监”实即民心向背而引起的夏、商两代的兴亡，归根到底还是历史的经验。召公曾说：“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尚书·召诰》）召公认为，夏、商两代从兴盛到“坠厥命”，这就是周人最好的鉴戒。在周公看来，历史的经验可以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周公所讲的正面的历史经验，主要是殷代诸位明智的先王，“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尚书·酒诰》）。从成汤到帝乙的诸位“经德秉哲”的先王的史迹，周公十分熟悉。
从《尚书·无逸》里可以看到，周公对于殷王朝的历史很了解，以至于每位殷王在位的时间和某些作为都知道得很清楚。这里也可以说明周人的确有关于殷商的典册文字记载，所以某位殷王在位的年数才会如数家珍般地罗列出来。关于殷代君臣的情况，周公也非常熟悉。他指出：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尚书·君奭》）
这里所追溯的时限从成汤开始，直到武丁，距离周初已经较远，周初人这样熟悉他们的作为，想来是以典册文字记载为依据的。除了夏商两代历史以外，周族自己发祥的历史也是周初人们相当重要的历史经验。周公曾谓：“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尚书·无逸》）他在这里举出周太王、周王季和周文王，不是着眼于他们在上天已经成了神灵而保佑周族，如同《诗经·文王》所谓“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的那样，而是着眼于这些周先王勤奋创业的历史经验。
周初所总结的反面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夏、商两代亡国之君的教训。周公说：“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指出夏桀不遵循以往任用人的道理，而且行为暴虐，而导致灭亡无后。周公又指出“其在受德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尚书·立政》），即商纣王行为昏暗不明，任用那些惯用刑罚、行为残暴、作恶多端的官员，所以周才接受了国运而治理天下。召公曾经对周成王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尚书·召诰》）明确说明夏、殷两代亡国的教训正是周的鉴戒。召公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周初统治者借鉴历史经验的典型言论。《诗经·荡》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文王》谓“宜鉴于殷，骏命不易”，都凝聚了周人浓厚的历史意识。
综观西周史学发展情况，可以说已经比殷代有了长足的进展。如果说殷代尚有十分浓厚的神意史观的话，那么西周时期的史学则正逐渐从神意的笼罩下走出，更多地注目于人的历史活动，记载人的事迹和历史事件的经过及结果。殷代的甲骨卜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祈求神意的产物，而周代的彝铭则与神意有了较大的距离。殷代的贞人记载历史还不够自觉，而西周时期的史官则自觉主动地进行史载和历史资料的汇集。这里有一个颇有趣味的对照。殷人占卜是以神意来决定人事，而周人迷信的重要方式——蓍筮，则以人事来印证神意。《易》的卦辞、爻辞写定于西周时期，是当时的人蓍筮以后决定吉凶之辞，然而卦辞、爻辞里面却有许多人的事迹，例如：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九三爻辞）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明夷》九三爻辞）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小过》六五爻辞）
王用亨（享）于岐山，吉，无咎。（《升》六四爻辞）
这些爻辞所记皆为人的活动，虽然其具体史事不明，但非神鬼之事，则还是一目了然的。《易》的卦辞、爻辞里面有一些事情已经被专家考证出其原委，可以确指其为历史上某时某人之事。主要有以下几例：
丧羊于易，无悔。（《大壮》六五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旅》上九爻辞）
这是商先祖王亥的史事，可以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等的记载相互印证。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弗用。（《既济》九三爻辞）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四爻辞）
这是商王高宗讨伐鬼方的史事，说“三年克之”，可见战争延绵颇久。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泰》六五爻辞）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归妹》六五爻辞）
这是商王帝乙嫁女于沚国的史载。帝乙的时候为了加强与诸方国的关系而嫁女于比较强大的沚国首领。
箕子之明夷，利贞。（《明夷》六五爻辞）
这是殷末贤人箕子的史事。《易·明夷·彖》传里面曾经将周文王和箕子对举，可见箕子应当和周文王一样也是商周之际的人物。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晋》卦辞）
这是周初卫康叔的史事，指康叔受封后，以善于畜牧而用王所赐之马而蕃庶。总之，从《易》的卦辞、爻辞看，大多数都是以人事而作为判断吉凶的标准，这些人事中虽然大部分不能确指，但是这与殷代甲骨卜辞的以神意而决定人事，还是很有区别的。当然，《易》所载的史事，并不是在进行历史记载，而只是取其为人们所熟知的结果而作为蓍筮时断定吉凶的说辞，还是为神意服务，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其着眼点已经与进行甲骨占卜时的殷人不同：蓍筮时，周人眼睛看着前人行事的吉凶，而龟卜的时候殷人眼睛则盯着神的旨意。相比而言，周人显然要比殷人进步一些。周人的这个进步是与其浓厚的历史意识有关系的。
（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