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留美预备学校概况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压倒性的优势面前，以清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原来的不屑一顾、视之如“鬼”，变为仰视和崇拜、视之如“神”，终于张开怀抱正式接纳西方文明。西方世界也开始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1908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根据国会两院联合决议授权，签署法令，决定从1909年1月1日起到1940年止，逐月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款项，总额约10，785，296.12美元。美国表示退还这笔赔款的目的在于“协助中国的教育，使中国人都能适应现代环境”，协助中国教育的办法之一是“促进派遣留学生来美国大学读书”。⁽¹⁾当时，清政府正在实施新政，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全面建立学校教育制度，美国的这一举动无疑受到了热烈欢迎。

清政府外务部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商定，“自拨还赔款之年起，初四年每年遣派学生约一百名赴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五十名”。外务部又与学部会同奏设游美学务处作为选送学生赴美留学的专门机构，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进行培训，“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送往美国学习，“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²⁾1909年9月28日（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游美肄业馆正式设立于清皇室赐园“清华园”，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杆［扞］格。”⁽³⁾在游美肄业馆最初的开办计划中，对入馆的学生并无学习年限规定，“或数月或一年”。⁽⁴⁾学生按学力高下，编入高等、初等两科，分班教习。三个月后，举行甄别考试，学行优美者派遣留学，考试及格者继续留馆学习，考试不及格实难造就者退学。⁽⁵⁾但是，由于前三批留美生都是在考选后不久就直接送美，故游美肄业馆成立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中，并无学生入馆学习。

在考选留美生的过程中，两个新问题的出现对游美肄业馆的办学方针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外务部和学部对于留美人选的选拔标准持不同意见。曾经是一名留美幼童生的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主张“须派年少者，以使他们能够彻底美国化”。他认为“只有树苗而不是已长成的树，才能经过适当的修剪，裁培成为需要的树木”。而持反对意见者，如“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人物、学部主持者张之洞等则认为年少者出国，会失去国民性，“变为彻底的‘洋人’”；他们会丢掉中国习俗、传统和学术知识，甚至可能会淡漠对民族文化的感情，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从而变成无法为国家效力的人，坚持“应派遣国学基础扎实的成年学生出国”。⁽⁶⁾外务部与学部意见相左，以至在评阅考卷时亦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外务部英文取第一之人，在学部竟一分未得；而学部取第一之人，则在外务部一分未得”。⁽⁷⁾

其次，游美学务处考选前三批留美生，分别只录取47人、70人、63人，未能完成每年100人的输送计划。而且，第一批47名留美生中，因程度不齐，只有一部分人得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另一部分只能暂时进入美国高级中学补习。⁽⁸⁾有鉴于此，1910年8月，游美肄业馆教务提调胡敦复护送第二批留美生赴美时，竭尽全力交涉，才得以全体进入美国大学。⁽⁹⁾这说明当时国内学校教育尚未发展到能提供足够合格的留美人选。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从1910年12月起，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英文名：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正式成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参照中、美两国中等以上学校办法，设高等、中等两科，学制各为四年。高等科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注重专门知识教育，中等科主要为高等科作预备，学习普通基础知识。所授课程分为哲学教育、本国文学、世界文学、美术音乐、史学政治、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生理、地文地质、体育手工等十大类。各类课程又分为通修、专修两种，通修注重博赅，专修注重精深。高等科毕业且学行优美者，资送美国留学。对于那些未获派遣但有志深造的高等科毕业生，清华学堂计划设立专科以为修习。⁽¹⁰⁾

1911年初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学堂设正、副监督三人，由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分别兼任；设教务长一人，由原游美肄业馆教务提调胡敦复改任。清华学堂开办之初，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规划主要由教务长胡敦复主持。⁽¹¹⁾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学堂采取了一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中等科与高等科并不按年级严格划分，而是按照学生实际知识水平进行分班、升级。“中等科学生，以英文程度之深，与高等科同上课者颇多。而高等科学生，亦间有俯就中等科同习某科者。且班次之升降，惟视各生程度之高低、进步之迟速，不定以年限拘人。”⁽¹²⁾胡敦复“为人才学极富”，“办事亦极有条理”，倾向于把高等科按照美国大学的标准来办，“欲为中国办一高深完备之学堂”。⁽¹³⁾

然而，胡敦复的这一办学计划受到了美籍教员的牵制。清华学堂开办之初，中等科教员主要由中国人担任，高等科教员则通过美国青年会聘请美国中学或大学中的教员担任。⁽¹⁴⁾当时美籍教员“学问浅薄”，数学、几何课程稍微高深一些，即表示“不敢教授”，要求更换教材。⁽¹⁵⁾这与胡敦复的办学计划完全不相符合。而且，在高等科的课程设置上，美籍教员也与胡敦复意见相左。胡敦复主张学生多读理工科课程，多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美籍教员瓦尔德（P．L．World）则主张多读英文、美国文学及美国史地等课程，使学生多接受一些美国文化的影响。双方各执一端，不可调和，最后只得诉诸外务部。⁽¹⁶⁾一方面，美籍教员以美国公使为后盾，极力排挤胡敦复；另一方面，胡敦复又“性气高傲”，凡事“自拿主意”，不与总办、监督商量，难免引发不满，结果于该年4月被迫辞职。⁽¹⁷⁾

胡敦复辞职后，美籍教员曾极力向外务部争取教务长职位。据说，一旦美国人担任教务长后，将“大减学科程度”，将来高等科毕业生只能入美国高等学堂，入不了大学。⁽¹⁸⁾但游美学务处总办、清华学堂监督周自齐清醒地意识到“教育权柄”“断不能授之外人”，因此美国人最终未能如愿，教务长一职由张伯苓接任。张伯苓不仅具有办学经验，与美国人“相处亦甚相得”，堪称合适的人选。⁽¹⁹⁾

张伯苓任教务长后，清华学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1年9月6日，游美学务处奏请将清华学堂学制改为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以与当时学部所定学制相符，以便那些最后未能获得留美资格的学生升入国内大学堂或高等学堂。学制改变后，课程也随之重新加以厘订，中等科课程包括修身、国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博物、物理、化学、地文地质、手工、图画、乐歌、体操等，高等科课程包括修身、国文、英文、世界历史、美国史、高等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法文或德文、拉丁文、手工、图画、体操等。⁽²⁰⁾修订后的中等科与高等科课程，分别与当时国内中学及大学预科课程颇为接近，注重传授普通知识，而不是高深的专门知识。而且，各科课本全部更换，“程度一切皆趋浅薄”。学生们对此大失所望。如中等科学生吴宓即认为这些课程“极粗浅”，在此必将虚度光阴，感觉前途暗淡，甚至一度萌生“东渡日本，求有用实学”的念头。⁽²¹⁾

张伯苓还废除了前任教务长胡敦复创立的按学生实际学力进行分班、升级的办法，重新对学生进行分级，以“划一学制”。这样，学生必须到一定年限才能毕业，不能提前。而且，每周六下午皆不安排课程，课时较以前有所减少。另外，体操课开始受到重视，除每周的体操课外，学生每日下午须至操场运动一小时。⁽²²⁾与胡敦复时期相较，张伯苓更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着重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程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办学取向。

此后，清华学堂的美国化色彩渐趋浓重。首先是美籍教员的比例有所提高。一些中国教员被辞退，历史（世界历史、美国史）、数学、化学等课程一律聘用美国人任教。另外，一些新开设的课程，如修身、体操、手工等，也由美国人担任教学。⁽²³⁾美国教员采用提问法教学，课前要求学生预习所指定的课本内容，课上即要求学生进行诵读和讲解，并回答问题。如该学生不能回答，则依次对其余学生就此进行发问，直到多人不能回答时，才予以解答。在这样的教学方法下，学生必须在课外努力下功夫才能跟上教学进度。⁽²⁴⁾

1912年民国成立后，各省学堂一律按照教育部令更名为“学校”，同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英文名：Tsing Hua College），隶属外交部，原监督唐国安出任首任校长。⁽²⁵⁾唐国安本人为留美幼童生，认为年长的学生“习气很深”，即使送到美国也很难养成“健全的人格”；主张招收年少的学生，“在国内即授以美国教育，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到出洋时则求学问便如驾轻就熟了”。⁽²⁶⁾1913年8月，清华学制又重新改为中等、高等两科各四年，既可与当时国内四年制的中学学制相适应，又可与美国学制相衔接。中等科教授科目有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英文读本、英文文范作句、英文文范修辞学、英文作论、默写、习字、英语会话、算术、代数、博物、卫生、化学、手工、图画、音乐、体操等21门。⁽²⁷⁾与原来五年制中等科相比较，物理、地文地质、几何、三角等科目被取消，增加了卫生科目，增添了英文科目，更加注重英文训练。英文一科分为英文读本、英文文范作句、英文文范修辞学、英文作论、默写、习字、英语会话等课程，其中读本为正课，其余为附课，以确保学生全面掌握读、说、听、写能力。⁽²⁸⁾改制后的中等科程度减低，更接近于美国的高等小学。清华学生为此还闹了一次风潮反对校长唐国安，认为他把清华程度改得“太低了”。⁽²⁹⁾

改制后的高等科开始实行分科，分文、实两科，分别设有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高等科文科必修科目有修身、国文、英文学、修辞作论、德法文、通史、上古文（史）、中古文（史）、美国史、地文、生理、物理、化学、高等算学、平面几何、经济、政治、手工、音乐、体操等20门，文科选修科目有拉丁文、第二种方言德法文、立体几何、三角、高等代数、高等生理、心理、论理、分析几何、算学总论等10门。高等科实科必修科目为修身、国文、英文学、修辞作论、德法文、通史、上古史、中古近代史、美国史、地文、生理、物理、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化学、高等算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高等代数、经济、政治、手工、用器画、体操等24门，实科选修科目为音乐、化学、第二种方言德法文、分析几何、高等化学等6门。文、实两科学生必须分别在选修科中选修其中一门。⁽³⁰⁾与原来的三年制高等科相比，增加了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类的必修科目，而且实科自然科学程度加深，比文科增加高等物理、高等化学、立体几何三角、高等代数、用器画等6门必修科目。此后，又陆续增添加了一些专门课程，如生物学、社会学、高等政治学、高等经济学、现代文明史等等。⁽³¹⁾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高等科课程几经调整，从分类设置课程、以专门课程为主，调整到完全是普通课程，再折衷到以普通课程为主外加少量专门课程，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三大类学科的入门课、基础课。通过这样的调整，高等科课程设置初具“通才教育”的雏形，课程和课时不多，每学期六七门课程，每周上课二十余小时，学生不仅可随意选修一些课程，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由时间，来进行广泛的阅读和涉猎。⁽³²⁾

由于高等科实行文、实分科，学生中专门化的倾向也开始显现，一些文科学生重文轻实，不太重视自然科学课程的学习，有机会就试图逃课。如梅贻琦曾任高等科物理教员，早上第一节课偶尔会因故稍稍来迟，文法科学生见机就带头开溜，一哄而散。对此，梅贻琦的办法是既不生气，也不点名，也不算这些开溜的学生缺课，而是平和如初，用感化的方式让那些开溜的学生感到愧疚，进行反省和改正。⁽³³⁾梁实秋作为文科学生只选修了自然科学课程中较为轻松的生物课，而且生物实验总是请同学代做，“敷衍了事”，物理、化学则一概不选，终身“引为憾事”。⁽³⁴⁾

在教学方面，清华学校分设中文部和西文部。中文部的课程相对较少，包括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等，其余数十门皆为西文部课程。西文部课程是衡量学生能否升级、毕业、留美的主要指标，一般都安排在上午，教师大多是美国人或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教材也主要来自美国，一律用英语教学。学生都比较重视，课前皆作充分预习，阅读指定的参考书，以备参与课堂讨论，课堂景象“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中文部课程成绩则不计入学分，一般都安排在下午，一律用国语授课，教材都是中文版，教师则都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学生都不认真对待，经常不上课，由同学代为应付课堂点名，或点名之后就“开溜”，课堂景象“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与西文课形成强烈的反差。⁽³⁵⁾

由于清华学校的主要目标是选送学生赴美留学，学校的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教师大多数是美国人或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教材也主要来自美国，所以，学生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无形之中也趋向美国化。⁽³⁶⁾1921年英国学者罗素参观清华学校后，给出的评价为：“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³⁷⁾对此，当时社会上一片批评之声，尤其是对清华学生不重视中文课程最为诟病，讥讽清华学生“预备‘留美’”，但不“预备‘回国’”。⁽³⁸⁾北京大学学生对此反应尤为强烈，抨击清华为“买办学校”。⁽³⁹⁾清华为此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体育教员马约翰也利用上体育课的时间谆谆告诫学生们要注意中文课堂秩序。⁽⁴⁰⁾清华学生对此也开始反省，认识到“文字虽非爱国之极端要素，然我国数千年之文化存于文字，其不通文字者，不能真知文化，因而不能爱慕文化，因而减少爱国心”，且留学回国，服务社会，“国文不通，事理难明，即不至枘凿不相入，必往往感受隔阂。科学虽精，洋文虽通，一外国人耳，于国何补，于社会何益”。⁽⁴¹⁾这也是当初派遣留美生时张之洞最为担心的问题。

为促使清华学生中英文并重，1920年外交部秘书严鹤龄代理清华校长时，开始将中文部课程一同纳入考核范围，规定中等科、高等科学生国文课程须分别获得41、24积点才能毕业，同时对中文部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减少了一些“干枯无味”的课程，增加了一些“现时有趣、将来有用”的课程。⁽⁴²⁾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除此之外，还涉及到教师人选、教材、教学方法甚至于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譬如教师人选问题，不要说对于现有中文部教师不便立即重新选聘，即使此点无问题，“欲求硕学通儒而又善于教授者亦寥若晨星”。⁽⁴³⁾所以，中文部教学的改进并非一朝一夕即能完成，而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22年戴元龄任中文部主任后，组织“国学课程委员会”，对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哲学史、国文教材重新进行了选编，同时通过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相了解，以维持课堂秩序，提高教学效果。⁽⁴⁴⁾1923年秋张彭春任教务长后，对中文部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改革。在教师延聘方面，多以“通新学”为标准，“以引起学生之兴趣”。在教学方法方面，也力求加以改进，规定教师每堂课中必须有半小时用于讲解及讨论，以活跃课堂气氛，改变以前“漫无生气”的课堂景象。在学生方面，为提高学习中文课程的积极性，出台了奖励办法，规定每月或每两月举行甄别考试一次，成绩优异者不仅可获得物质奖励，而且可自己进行专门研究，不必上课，但最终必须提交著述或研究成果，否则即取消这种特别待遇。⁽⁴⁵⁾中文课程教学改革之所以引起高度重视，不仅在于其有关清华学校的声誉，而且在于其关系到清华的教育宗旨能否实现，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甚至立国之本的大问题。

总而言之，清华学校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其角色定位特殊，遭遇到很多国内其他教育机构尚未引起关注的问题：如文化上要中西会通，中文课程与西文课程要兼顾；教育体制上既要考虑与中国学制相连，又要与美国学制衔接；课程设置上基础课程与专门课程要分配得当等等。尤其是对于基础课程与专门课程的设置，不仅学校当局所持观点前后摇摆，而且学生之间也存在分歧。学校当局既考虑到要确保学生留美后适应美国大学教育，就必须增加基础课程的设置，同时又考虑到若能在国内尽早进入专门课程的学习，赴美后即可尽早完成学业；学生们则热衷于对专门课程的学习，追求更高深的专门知识。二者力量相平衡，最终促成了高等科课程设置初具通才教育的雏形。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处理为此后创办的清华大学实施通才教育提供了前车之鉴，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