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清代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研究
多洛肯 朱明霞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点的新兴交叉学科和新兴研究方法。梅新林先生曾将文学地理学定位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1)。文学地理学以文学“地理空间”为研究的重心，是一种回归到“人类与地理”这一天然关系的学术尝试。
“讲中国文学不讲空间，不讲人文地理，不讲民族和家族问题，有时会像没有掌握‘芝麻，开门’的暗语一样，石门当道，是说不清楚中国文学的内在奥秘的。”(2)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维度对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对其进行整体观照，整理出文学家族的文人文化活动与著述情况，勾勒这些家族的文化状貌，有助于梳理酉阳的地方文脉，从而对日渐流散的历史文献起保护作用。回顾“改土归流”后酉阳土家族与各民族的相处模式、群体的仕宦变化、民族心态的转变等历史瞬间，亦对当前我国处理民族关系，有着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酉阳的地域文化背景
人类的文化系统是一个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体系，“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3)，清代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与巴人、土家族人的发展相依而生，其生产和生活状况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文化风俗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黄杨扁担闪悠悠，挑挑白米下酉州……”这首脍炙人口的四川民歌中所唱的酉州，便是酉阳。酉阳以居酉水之阳而名。酉阳直隶州，位于今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渝黔湘鄂四省（市）结合部，置县2200年，建州800年，历600多年土司制，素有“渝东南门户、湘黔咽喉”之称，曾是武陵山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董邦达所绘《四川通省山川形势全图》之直隶酉阳州图
酉阳上古为梁、荆二州接壤之域；春秋为巴、楚交界之地；秦属巴郡；两汉为巴郡涪陵、武陵郡迁陵二县地；晋永嘉后没于蛮獠；隋属务川县；唐属思州隶黔中郡（治所今彭水）；五代再次没于蛮；北宋复属思州；南宋世为冉氏土官地；元置酉阳州属怀德府（治所在今湖北恩施地区）；元仁宗延佑七年（1320年）改酉阳等处为军民宣慰司；明洪武五年（1372年）仍为州，八年升为宣抚司属四川都司，永乐十六年（1418年）改隶重庆府，天启初升为宣慰司；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酉阳置县，次年升直隶州，以州代县，再辖秀山、黔江、彭水三县，隶四川行省。酉阳虽地处偏远，长期被视以“蛮夷之地”，但人文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随着政治制度的改革、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变迁，酉阳的汉化程度逐步加深，文人数量增加，作品质量提高，文学活动频繁，“改土归流”后的酉阳土家族文学处于成熟阶段。
“千里乌江，百里画廊，美在乌江山峡，奇在龚滩古镇”，酉阳地处鄂西南山陵地带，属巴歌楚舞，汉、土家文化交融之地，境内有明澈纯净的酉水河，有山峰连绵的赤壁丹崖，环山绕水，风景殊异，美不胜收，生于斯地、长于斯地的酉阳儿女，浸染家乡灵秀之气，感受人文淳朴之风，抒发思乡之情，英才辈出，我们对土家族文学家族的深入探讨，离不开对酉阳这块秀丽而神奇的土地进行地理环境的解读。
二、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概况
清代的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在酉阳这片沃土上发轫，他们以师友声气为基础，和志同道合之士唱酬赠答，以文化活动为媒介，形成庞大的地方文化网络。在这个文化网络中，由于长期的师徒传习和书院讲学活动，涌现出大量的名师、名士和家族文化精英，这些精英人士构成这个文化网络中的基点。这些基点又通过文会活动与文人结社联结成面，将单个文学家族的文化活动融入整体的地域文化行为图式之中，反过来群体性文化活动中产生的精英思想又影响着个别家族的思维模式，营造出酉阳文学家族发展的外部文学环境。
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足以代表该时期该地域土家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当我们提到这些名门望族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他们所代表的酉阳地域文化；而当人们“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提到酉阳的地域文学时，能想到的也正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冉氏、陈氏等土家族文学家族。本文试图从文学地理的视角切入，从文人的籍贯地理分布、文学家族的审美延续等方面进行探讨，凸显出以地域为窗口的文学研究所呈现出的学术个性和生命力。为了对酉阳文学家族有一个整体把握，笔者从家族渊源、世系传承、成员概况等基本情况出发，以文献学为基础，翔实考据；以诗文作品为中心，并结合地方志、家谱、碑刻等史料展开研究；通过家族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做综合考察与评估，以揭示封建社会后期酉阳土家族的发展脉络、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现据（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增订二酉英华》《国朝全蜀诗钞》等文献材料(4)，列举清晚期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世系表如下：
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留下来众多文化著作，其所建构的地理空间以及所呈现的地域特色，繁荣了酉阳的地方文化，促进了汉文化在武陵山区的传播，深刻改变了土家族的整体文化面貌，成为社会政治、民族传承、文化学术的重要支柱，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民族文化代表。
总之，作为文学大家庭的一分子，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对酉阳地方文化的书写，既是土家族民族文学保持根性和个性的方式，又是土家文人获取认同、谋求发展、融入主流文化圈的一种策略。对清代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进行文学地理学的解读，可以窥见当时酉阳的生活图景、土家族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理，特别是对揭示地域文化表层经验和深层底蕴大有裨益，这对切入土家族的民族文学研究，是一项很有启发意义的工作。
三、文学家族与地方文缘的双向互动
从文学地理学维度切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将有力改变现有以时间为唯一维度的片面化文学场景，还原少数民族文学时空交融的立体化文学生态景观，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去观照酉阳的土家族文学家族，以期呈现地理与文学的双向互动，进而揭示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背后的深层文化语境，从而最大程度地贴近少数民族文学的本然面目，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帮助建构起一种具有基础性、前沿性与探索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范式。
清代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地方文缘关系密切，地方文缘为家族文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家族文人的灵魂安顿之所，文学家族正因为从地方文缘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故而根深叶茂，长盛不衰；文学家族纵情讴歌自己的乡土故园，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地名因之彰显，从而升华为一种艺术符号，引起文人的情感共鸣。
（一）文学家族发展的地理基因
书院讲学、设馆授徒是文学家族与地方文缘融合的基点，为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子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文学环境，推动了酉阳地区学风和文风的形成。文学家族的形成得益于当时的大背景，清政府积极在酉阳地区倡导儒学，其兴学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土家子弟的入学积极性，书院设置情况如下表：
在汉文化传播和科举考试的引导下，酉阳土家族家族子弟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先贤时辈，能不断学习、锻炼，提高文艺造诣，从而成为酉阳文学的生力军。土家族的冉氏、陈氏、白鹿山庄陈氏三大文学家族以经学大师冯世瀛为中心，广泛参与师生同门的传习活动和朋俦友侣的唱和行为，用家族的精英思想和诗艺成就构筑了酉阳地方文缘的基础，形成了广泛的地方文化网络，他们通过师徒、同门、朋友、血缘、姻娅等社会关系，将酉阳的三个庶族文学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交往还影响到了子孙与再传弟子：
在这个群体内部，师友间声气相通，追求相似，他们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汉族、苗族、白族、土家族等各族文化交汇碰撞，世外僧侣与槛内文人酬唱赠答，带动了酉阳大半个文化圈，从而形成地方文化网络，并对实现与酉阳之外的文化交流互动，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由于师徒同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三大家族相互学习交流、唱酬赠答，使文学与学术在横向与纵向上都得以融合与会通。馆学与家学的结合，拓展了家族获取教育资源的渠道，开阔了家族文人视野，这对地域社会秩序的构建、文化心理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实现与地域之外的文化交流互动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二）家族文人故乡情结的地理因子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气候、地理条件相差甚远，自然条件的不同导致各地居民生活习俗有相应差异，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受其地理环境的长期影响，会产生一定的认知方式，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它作用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文学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文学自然而然地就会打上地域烙印。酉阳作为家族文人的生长之地，对其成长、做派、性格、文风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酉阳地处边陲僻壤，虽经济相对落后，但风景奇异优美、适意静好。与汉族作家相比，民族文人或许有某种劣势与些许自卑，但他们拥有天然的地域自豪感与精神优势，故乡情结作为人生记忆的符号，影响到家族文人对酉阳的书写。
巴蜀之地，山川环绕，江水盈盈，为家族成员提供了物质生活环境与审美观照对象。地域的偏远闭塞、文化形态的驳杂与保守，使绵延百里的酉阳土家族文化形态保留了更多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家族文学成员生活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和生活空间之中，对家乡的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都有相似的见闻和体验，反映于作品中，便形成表现对象和意旨上的相似性。家族文人将家乡的山水名胜及民风民俗作为表现对象，作为一种民族身份持守与本土资源传承的显在表现方式，作品表达的意旨几乎都是对这些山水风物的热爱和赞美。他们忠实摹写故乡的山水风情，如冉瑞岱《猪头箐》所描绘的：“汉葭之山千万重，奇形怪状各不同。就中一山独挺出，状若猪头昂半空。膨亨腰腹绵亘数十里，其尾下秃其头童。……口中石笋大者如牙小如齿，森森刀剑新磨砻。”几乎句句写实，没有很多意蕴附加，只是单纯描摹，为写文而写文，较为自由散漫；酉阳土家族文学家族与巴人、土家族人的发展相依而生，随着民族认同感的逐渐增强，家族文人将对家族和族群的历史兴亡感纳入写作视野，将土家族的生活情况和风俗面貌作为重要的写作内容，他们高度关注本民族历史，用动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土家族独特的风俗和传统。是本民族所特有的艺术形式——竹枝词，尤其备受家族文人钟爱，在该时期被大量创作出来。竹枝词清新明快，声律和谐，内容丰富，读起来别有一番野趣，如陈汝燮所作《渝州竹枝词四首》：
妾牵江北小江舟，郎住渝城大江楼。妾梦宵宵江水上，与郎相会似江流。
铁桅峰顶云气阴，铜锣峡口水深深。江水回头峰顶见，妾将江水比郎心。
巴船呜咽唱巴歌，妾听歌声唤奈何。送郎直过大佛寺，祝郎前去少风波。
记郎去时妾初笄，整整十年音信稽。妾貌如今已憔悴，看花羞渡海棠溪。
酉阳的文化景观给予家族文人独特的创作灵感与素材，对家族文人的人生记忆、言行举止、审美倾向等都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土家族民族文化是家族文人的思想精髓和灵魂指引，是他们的精神归宿，它不断地激发家族文人的生机与活力。尽管家族成员的文化性格、环境感知和审美心理结构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诗词创作却无一不带有时代和民族印记。作家在审美创作活动中总会将外在的“地理空间”内化为自己创作的心灵空间。
“文学一旦产生出来，就会在内外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之下，超越各自原生的地理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并反作用于地理环境。”(5)面对自然地理，人类并非仅仅停留在欣赏和受其影响的阶段，还会对自然地理产生巨大的作用，通过改造自然地理以及塑造人文地理的方式，来赋予自然地理更多的文化内涵。家族文人作品里的酉阳地理空间的建构，体现了地域群体的审美倾向与审美个性，以及他们的创作理想与创作目标，播散出强烈的地理符号信息、象征气味。无数家族文人踏临桃花源，游览龚滩古镇，留下大量的人文古迹，也留下了众多华美诗篇，这些文本与古迹随着历史的流逝，逐渐与酉阳融为一体，成为酉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家族文人对酉阳的书写，使得酉阳的形象更丰满，内涵更丰富。
对于酉阳而言，它所承载的不单单是地域空间定位，也是延展历史文化、蕴蓄时代风情的载体，更是孕育土家族文学家族的摇篮。城市的吉光片羽在家族文人的笔下熠熠生辉，景以名显，名以文传；文学家族的绵绵瓜瓞在酉阳不断壮大。酉阳以其独特的地域风貌、群英荟萃的人文环境以及特殊的历史机遇以及家族文人所赋予它的丰厚内涵，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的浓墨重彩的景观之一。
总之，酉阳的土家族文学家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份子，对它的文学研究至关重要，他们不但构筑了酉阳的传统文化地标，也参与了该地区文化环境的构造，其数代的著述、创作，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美学意蕴，是我国宝贵的遗产，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切入研究酉阳的土家族文学家族，不仅有益于了解酉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全貌，而且对于全面了解土家族的文论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益处，有助于我们整理、保存家族文献，构建完整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展现了四海一家的历史画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W156）“民汉文化交流中的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研究”成果之一。
本文原发表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月号。
(1)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 杨义：《中国文学地理中的巴蜀因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 覃莉：《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的思考》，《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4) 资料来源：（1）王鳞飞、张秉堃编修：《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同治三年（1864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2）冯世瀛编修：《增订二酉英华》，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四川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3）孙桐生辑：《国朝全蜀诗钞》，光绪五年（1879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等。
(5) 李树德、李玉江、董宪军：《创世纪：人与文化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