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 弘扬抗大精神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教学基地概况
一、历史概况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校成立之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成立于瓦窑堡的米粮山上，1945年随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完成其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示在江西宁冈县的龙江书院创办边界第一个红军教导队，即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培养部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1931年10月，红一方面军将当时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萧劲光为校长，后改校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为“红军学校”或“红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从初级到高级的军政干部。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作出了“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具体研究了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会议决定由林彪担任校长，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毛泽东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学制6个月。红军大学的成立是党中央在形势任务变化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为培养军队干部，迎接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来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
1936年6月1日，以西北红军大学为基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的旧庙堂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红大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素质。殷切希望红大能适应新的形势，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红大一期共招收学员1065人，分别编为三个科：第一科为团以上干部，共计40名学员，科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二科为营连以上干部，全科共225人，科长周士，第三科驻甘肃省环县木钵寺学员主要为班、排干部及部分老战士，全科共800人。因当时的校舍不足，第三科驻甘肃省环县木钵寺，后与红二、四方面军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移驻甘肃庆阳后改为步兵学校。
1936年6月21日，因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趁红军主力西征之时突袭瓦窑堡。6月23日红大随党中央从此处撤离，于7月11日抵达保安县。抗大第一科驻在城外一公里处的山洞里，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时，看到抗大艰苦的教学条件，感叹道：“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抗大就是这样一所驰名中外的“窑洞大学”。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次合作。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城，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是将“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设在延安城内凤凰山下的二道街。1月21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自此便有了“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
1939年，抗大深入敌后办学，培养干部。这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重大决策，也是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更直接地为前线培养输送大批抗日军政人才的重要措施。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办学，相继在陕北、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办学，将革命的火种撒向了全中国，对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大量培养和储备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党中央于1943年1月6日致电抗大总校：“连以下干部及陆军中学留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重新成立抗大第六分校，其余营以上干部及抗大在职干部，携带重要的图书资料及部分资金，返回陕北继续办学。”1943年1月24日，抗大总校1000多名教职学员从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返回陕北绥德。校部设在绥德县城的西山寺。抗大总校和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参加了整风学习，经过“革命熔炉”的千锤百炼，一批批德才兼备的抗战英才，分赴各个抗日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抗大第八期学员全部毕业，奔赴抗日战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抗大也随之完成了其创办之初的历史使命。1946年10月，抗大总校奉命从绥德出发，开赴东北，于1946年2月到达吉林省通化市筹办东北军政大学，在新形势下担负起为人民军队培养军政干部的新使命。
毛泽东十分重视抗大的发展，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抗大结合革命战争的实际创造性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气派的无产阶级教育理论。抗大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废止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学风，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坚持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教学相长”等新的教学方法，以崭新的校风和学风一改千百年来旧的教育体系和军阀中的陈规陋习，打造出一批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坚强队伍。这些对我们今天办学治校都有很好的启示借鉴作用。抗大在九年的办学过程中，创立的正确教育方针和先进教学理念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珍贵资源。抗大开创了我军现代军事教育的新路。
抗大在9年的办学过程中，先后创办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一所附设中学，学校遍及华北、华中地区，共为中国抗日战争培养了十多万德才兼备的军事政治干部，他们在抗大学习理论知识、军事技能，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为随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作为延安精神原生形态之一的抗大精神在今天依然焕发着时代的光芒，它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人们在砥砺前行中看到光明与希望。
二、主要建筑及历史文物
抗大总校校址在战争年代中被损毁，为全面展示抗大的历史，1964年，在抗大总校的原址修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纪念馆，1966年对外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停止开放。2003年，在原址的基础上重新修复抗大校门并修建了抗大纪念馆，并于2004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该旧址现已成为各级机关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教学目的
通过实地的现场教学，使学员了解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发展历程、历史功绩及其在特殊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展现的崇高精神风范，以期激励今天的广大党员干部在自身的工作和生活中弘扬和践行抗大精神。
教学专题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作出了“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并于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和政治大学创办9年多的时间共办学8期，一所总校十二所分校两所附设中学，培养了十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最终成为驰名中外的窑洞大学，而抗大精神作为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精神，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面光辉旗帜。
一、抗大何以成为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窑洞大学”
（一）抗大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肩负起时代的历史使命
在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之际，抗大成立的意义尤为重大。红军大学筹备之初，中央政治局任命林彪为抗大的校长，希望他能把抗大办好。并对其寄予厚望：蒋介石办了个黄埔军校，我们也要办个大学，但我们要比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办得更好，影响更大。抗大成立八年，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抗日骨干，他们思想过硬、作风优良，经历过战争的严酷考验。毛泽东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这也成为抗大不同于其他的高等院校而闻名于世界的重要标志。
（二）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壮大了学校的师资力量
抗大成立伊始，仅有教员三名（冯达飞、杨兰史、张如心）。包括校长林彪在内都是一边从事学校管理工作一边以学员身份在抗大学习。抗大为加强师资力量，将党政军文化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精英请来做兼职教师。
张闻天是中共领导的核心成员，也是著名的理论家，曾经留学苏联，具有相当高深的马列水平，他与毛泽东、刘少奇一起被并称为当时延安的“理论三杰”，他主讲中国革命问题，也讲哲学、政治经济学；艾思奇当时已是享誉国内的著名哲学家，一本《大众哲学》使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之折服，并最终来到延安寻求真理，他在抗大讲授的是哲学课程。林彪的堂哥张浩讲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史；徐特立，著名教育家，在抗大讲授中国文学。周恩来、秦邦宪、李维汉、叶剑英、罗瑞卿、罗荣桓等都曾到抗大授课。时任校长的林彪四处广纳贤才施教，只要从陕北之外来了领导、专家、学者，林彪就想尽办法请他们来为抗大的学员上课。因此，抗大在当时就已经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师资力量。在弥补了抗大师资力量不足的同时，也扩大了抗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积蓄革命力量，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干部需求急剧发展，加速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成为抗大的一项艰巨任务。毛泽东参加抗大第三期总结大会时强调：抗大的任务就是“造学生”，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共40人，其中师团以上干部38人，包括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在内的38人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多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土地革命和长征中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是名副其实的红军骨干，他们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身上有3处伤疤，国民党对这些学员的悬赏金额加在一起总数超过200万元之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他们中多数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堪称将星云集的“将帅科”，是非常了不起的。
抗大在其创办的九年中为抗战培养了十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将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爱国青年学生拥向延安，抗大办学规模扩大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时，抗大已经享誉全中国了，一批外国记者相继来到延安采访报道抗大，美国记者托马斯·阿瑟·毕森就曾报道说：它刚刚成立了几个月，但它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并且很快就成为全国有革命思想的学生所瞩目的地方。
此时的延安已是抗日民主的圣地，革命斗争的心脏，人民心中的灯塔，民族解放的希望。全国各地一大批为寻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有志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伟大旗帜的号召下，跋山涉水，克服千难万险来到延安，为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他们来到延安。他们当中有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要来到延安首先要冲破各种艰难险阻，毅然决然地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这些人在各种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只有奔赴延安的坚强决心。在通往延安城的山路上随处可见“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毛泽东赞扬他们是准备牺牲来的，要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生命与打仗在某种情况下是二者不可得兼的。而这种热心、积极性和牺牲精神才是最伟大的。
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其中有一半都在抗大学习。抗大在1937年6月大约有学员1500人，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校学员最多时达到1万多人，这样的办学规模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二、抗日烽火中的抗大精神
抗大的总方针是教育为抗战服务。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一）抗大坚持培养学员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在1939年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明确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因此必须教育学员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他们要接近工农，为工农服务。
毛泽东对抗大学员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是政治方向。他告诫学员，特别是青年学员，来延安参加抗日救国，要摒弃“升官发财”的观念，他说，延安没有发财的机会，国民党的一个县长每月280元钱，而共产党与别人不同，有功不见得赏，有过便批评，薪水也不过5元钱，革命应该是自动的、自觉的。学员们要在延安的窑洞里，学习共产党的抗日与其他地方的抗日有什么不同；学习怎样抗日救国，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理等等，一句话，就是要学一个政治方向，这个方向不仅正确，更要坚定。我们不能学汪精卫、张国焘。如此才能做一个民族独立，社会解放，不怕困难，勇于自我牺牲的最纯洁最伟大的人，才能从中国抗日一直坚持到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共产主义胜利，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通过在抗大的学习将学员们都培养成为了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抗大人至今仍引以为荣的是，抗大在办学的过程中创造了两个没有，即在革命战争年代中抗大总校所培养的三万多名学员中没有出一个叛徒；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200多名抗大学员中也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学员如果不是自觉牢固地树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实现这“两个没有”是很难的。
（二）抗大坚持培养学员具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大成立，注定了这将首先是一场与艰苦环境做斗争的一场战役。红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说道：“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青年人来延安应该说在心理上已经作了吃苦的准备，但后看到如此艰苦的学习环境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也产生过畏难的情绪。特别是从南方和大城市来的青年还是被眼前的现实生活给吓住了，一些人就直接写信给毛泽东问道：没有手套，手冻坏了，没有自来水笔，怎么学习？他们希望毛泽东能给他们想想办法。毛泽东对他们说：如果这只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我还可以替他买双手套，买支自来水笔，但所有的人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只能交给大家一个办法，那就是“忍耐”。光忍耐不行，还得想办法，这就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或树荫下上课；没有桌椅，就用砖头石块做凳子，膝盖当桌子；生活困难，学生们就自己喂猪、养鸡、种菜、种粮食。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考验，才造就了抗大学员那种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三）抗大坚持培养学员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抗大学员的必备技能。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的学员讲：你们到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那就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毛泽东常常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说这是共产党18年来学到的“法宝”。他对抗大的学员说，今天抗日救国，怎样使用枪杆子呢？日寇的武装比我们好，在占领地又修了坚固的阵地，我们的牙不硬，啃不动。但是，我们可以打他的屁股，拉它的尾巴，像跳蚤一样，在敌人占领地跳来跳去。只要有游击战，中国就不会亡。毛泽东号召青年们拿起枪杆子到前线去。学员们在抗大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也积累了战争经验。最初抗大的学员在部队里一些班长、排长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介书生。但抗大在挺进敌后的过程中直接参与像百团大战这样的战斗，用事实证明，抗大的学员确实是一支能打硬仗，更能打胜仗的坚强队伍。
三、抗大精神的时代价值
今天追忆历史，首先要对革命先辈致以崇高的敬意。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名字大多数已不为人们所记忆，但抗大精神却成为他们的符号，告诉我们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此，他们曾经努力过、奋斗过、牺牲过。作为延安精神原生形态之一的抗大精神为什么在今天却日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信仰匮乏的时代，抗大精神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感，使人们在迷途中看到光明与希望。
（一）抗大精神昭示了那一代人坚定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政治方向？一个是抗战，一个是建国，共产党绝不是靠强迫的手段使全国各地的社会精英来到他的周围，服从他的领导，但共产党人却做到了，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人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真理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哲学家黑格尔说过：谁代表了时代的声音，谁就是时代的领导者。唯有坚持真理，才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正是因为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在各种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各种艰难困苦面前不屈服，不动摇。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执着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
（二）抗大精神展现了那一代人勇于挑战困难的开拓精神
1936年7月，抗大迁址保安县城时，环境极为艰苦。当地一首顺口溜这样说道：“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是对当时保安的真实写照。没有校舍，学员们就把城外山崖上供奉原始天尊的山洞改造为校舍。毛泽东看望学员们时无不幽默地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列主义，你们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斯诺对抗大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十分感慨：“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抗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克服重重困难所创办的一所军事学校，唯其艰苦，更显坚毅。在今天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执政的共产党人更应该以攻坚克难的勇气披荆斩棘，带领人民开创美好的未来。
（三）抗大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抗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今天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所有的辉煌成就都已经永远地写在了历史的功劳簿上。我们回顾历史绝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要秉承前人的那种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断总结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将我们伟大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抗大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在今天越发显得弥足珍贵，抗大精神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这正是延安精神的灵魂的体现，是延安精神在当今之所以越发珍贵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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