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三大转变

卢汉龙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对“城乡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经历了近30年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国家主导的集中计划再分配型经济体系，社会形态也随之改变。1985年开始，中国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照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我们可以把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概括为三个重要的转变。下面我们先从这些转变的背景开始逐一加以分析。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早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转变可以把日程表从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算起。在那次大会召开以前邓小平首肯并支持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判断，并且指出这种初级阶段的形态会保持较长的历史时期。

其实在邓小平理论体系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只是一个政治结论，发挥得并不充分。但是，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它尊重历史、坚持原则，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来认识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它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变迁有更为冷静与客观的思考。它提醒人们注意实行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和列宁几乎是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曾对社会主义作过精辟的论述。他相信，“社会主义就是有意识地重组经济生活”。杜尔凯姆去世以后，他的讲义被整理出版了，其中第一卷便题为《社会主义》。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任何试图将全部或部分经济条件（现正日见普及的条件）与社会之控制、意识中心加以结合的学说，即称之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涵盖面广又比较容易操作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是把经济条件、社会控制、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其中发人深思的是对经济条件的“全部或部分”的限定。也可以说，不同的社会主义区别正是在于经济条件与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结合的范围与程度之不同：有全部结合在一起的，也有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在杜尔凯姆看来，社会是一个实体。它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他注意到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于不可能满足所有个人的需求欲望。当现代社会依靠人的智力和体力形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并通过人性对自我需求满足的经济动力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时，如何来公平分配社会的财富成为经济系统无法自我完成的过程。社会却是可以用来确定不同人群需求差别的权威，只有社会能以公众利益的名义估算各阶层在社会分配中的应得的酬报。因为社会是相对于个人而存在的一种实体。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认识，社会主义（socialism）便是相对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而言的，是以整体为出发点来看待个人对应面的意思，是强调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制约。发展经济依靠的是个人理性、个人的自我盘算。而社会则是以集体利益、集体意识、集体行动来最大限度地代表个人的利益。它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对个体牟利的经济冲动加以限制，要求人们做出牺牲与让步，正确对待社会的公平与差别。社会主义强调的是集体理性，集体的盘算，它更希望以社会整体优先，以整体利益来代表和覆盖个体的局部利益。

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预设被大量滥用。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抱怨说很多德国人的社会主义是“不明确而且无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工业国出现，而且是要靠暴力革命才能确保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包括马克思本人，在他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著作里提到了英国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他认为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这种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从列宁到毛泽东，开创了非工业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探索。他们都是采取武装的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的方式推行社会主义。俄罗斯和东欧、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没有经过充分的市场经济发育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直接进入马克思所设计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不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采取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早熟的现象。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解读为是由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一致和相通的地方，而中国近百年来的积弱不起，又激起了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共鸣。中国其实并没有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科学的事实基础。中国完全是早熟的社会主义难以把握经济条件、社会控制、意识形态的结合程度，容易将“经济条件”完全受社会的控制并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结果造成超越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上层建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新的矛盾。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的早熟问题。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符合杜尔凯姆所指出将经济条件、社会控制、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的试图，但可惜未能达到一种完美的恰如其分的结合，中国也不离其辙。

20世纪的全球发展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改造的推动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对经济相对落后的早熟实现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作用。100多年来，资本的作用和产权制度已经改变。资本产权从单一的“所有权”分化为拥有权、经营权、分配权和（产权）转让权等四种权利。而对这四种权利的占有也已经不再是集中在一个行为主体（作为行动者的“资本家”）身上，从而使资本本身的社会意义也发生了分化。私有化的资本在不断地变为社会化的拥有。比如出现了职工持股、股份合作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基金等。私有产权对生产的作用，以及它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生产变得日益复杂，产权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出现产权所有人和支配使用人的差异。由于现代生产力进步与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要素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的内涵结构和对经营中利润分配的支配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物质与金融“资本”在生产资料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管理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出现了“人力”资本冲淡了“金融”资本作用的“新资本论”。出现了生产者（生产力中的活劳动部分）通过集体谈判肢解分配权，取得最大限度的分配所得的现象。因此分配支配权的社会化也开始出现。社会蛋糕的切法变了。现代政府的税收制度和再分配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资本家资本对剩余价值“侵占”的份额和游戏规则都发生了变化。财产的转移也从自然的、纯个人的行为变为受社会控制的社会行为，比如采取股份制度和股市交易、制定和实施了遗产继承法，以及鼓励各种社会捐赠的免税制度等。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福利国家的社会目标下，更是不断地增加社会再分配的力度。经济条件的社会控制事实上在不断地得到加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也正越来越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我们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提出可以搁置改革中一些措施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提醒人们认识到我们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正是从理论上要求我们回到早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点来考虑我们的社会主义，反思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客观地对待当今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

邓小平说，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他又说，我们在搞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不够格”。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反思，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跳出对经济条件的过度控制和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牢笼，认真思考党的纲领层次，走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认真观察下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促成了中国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了三个重要的转变：第一，发展目标从“大同”的理想到“小康”的现实目标转变；第二，各项具体经济与社会制度设置从“战时体制”逐步转变为“平时体制”；第三，实行社会主义的方式从“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向“集体”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下面我们围绕着这种中国特有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分别加以剖析。

二、社会主义实践从“大同”理想到“小康”目标的转变

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以实现“小康”发展为目标的设计思想最早是在1979年年底他对日本首相的谈话中提出来的。当时邓小平用“小康”一词来形象地向日本友人描述中国现代化的大致目标。这是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初设计的目标，不久便提出“三步走”，到21世纪20年代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我们对已发表的《邓小平文选》三卷本进行了文本内容分析，邓小平从1979年到1992年总共有28次讲话和报告中提到“小康”发展的目标。这些论述有以下一些特点：

1979年第一次提到“小康”时，是把它作为不同于日本这样发达社会的中国现代化概念提出来的。主要含义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他对大平正方首相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而是小康水平。

5年以后，当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时的1984年，邓小平开始使用“小康社会”一词，把它的含义从经济层面推向了社会层面，并且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那年，通过对深圳和苏南等发达地区的调查研究以后，他确立起更大的信心，对小康社会提出了更具体的理解。在以后的年月里，邓小平专门使用“小康社会”的提法有8次，而且其针对的话题已不单单是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包括关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香港回归的“一国两制”政策，以及关于中央权威和宏观管理等。

邓小平有关小康的讲话，其对象是以外宾为主，显示“小康”为中国的现代化概念。特别令人寻味的是，其中一次是1986年在会见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荣氏亲属时专门提到的，邓小平以此来号召“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这次讲话中，“小康”的语意背景是中华文化和“家庭”，以及“私人家族”等。

“小康”，在中国《辞海》里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经济比较宽裕”，可以安稳度日的意思。这也是民间大多数人对小康的理解，它的语意比较的框架是经济生活水平，是相对于富裕和贫穷而言，可以说这是“小康”的民间含义。但是，小康另有一种学理上的含义。在中国的古籍理念中，“小康社会”是相对于“大同社会”而言的。它是不同于理想型的“大同世界”的现实社会。这点对于我们的分析理解小康的“中国特色”十分之重要。回顾历史，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发展，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大同社会为发展的理念。康有为在20世纪初发表的《大同书》里将中国的大同思想和他在周游世界各国时所得到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片段结合了起来。提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社会总构想。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设计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对社会的人性关怀，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先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将“大同”作为实现中国三民主义的终极目标。孙中山的“共和之梦”和他的“建国方略”，以及他后期“以俄为师”的政治宣言都充满着开启中国现代化先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对中国大同理想的认同。在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中，“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两个核心内容。他并且宣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事实上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并不矛盾对立。传世极广的“天下为公”墨宝更是他一生政治追求和人生抱负的最好注释。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想，以及历史上对实现大同的不懈追求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对中国当代发展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人文基础。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唤起中国文化中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和希望。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两者结合了起来，使之成为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的初心和巨大的政治动力。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础是西方资本主义实践与新兴的社会科学，是19世纪中叶形成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人们也会发现“大同”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代表了革命派的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性倾向。而小康的观念则不同。“小康”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观念，往往也是一般民众的生活追求。历史上的小康思想对社会的期许是一种改良派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主要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教条化，最终导致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灾难。这一段弯路推究其深层的原因可以说是和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念有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不切实际的结合，从而产生了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过度控制了经济条件和强化了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结果。

邓小平十分理解这种错误的结合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程度。他的政治生涯使他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整个经济与社会体制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错综复杂的原因。各国的发展必须从各自的实际出发，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是任何政党和执政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他自我批评我们配不上马克思所分析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事实上就是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早熟。邓小平的伟大正是在于他敢于冲破“大同社会”意识形态理想结构的束缚，使中国走上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主义道路。因此，从“大同”到“小康”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解放。

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只言片语的表述，而是以更为广泛的语意语境来认识邓小平关于小康理论的现实意义，我们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很好地将现代化发展的人文与社会的意义中国化了。小康的目标确实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认同，激发起了人们对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奔向小康”这个实实在在的目标激励着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把握机遇，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快的发展。下面我们进一步对有关“小康”发展目标的社会学理论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转变的意义加以具体的分析。

笔者认为，《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和小康”的社会论述，其实并不必理解为是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记叙，而是历代“礼乐之因革及阴阳造化流通之理”。“大同与小康”反映了中国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对社会的理解，是中国学人的一种政治智慧，是超脱“进化论”的。在中国的文化理念里，“发展”是一种“演化”，被理解为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渐进。大同只是曾经有过，但又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愿望（如数学中的“极限”）。在“大道”为人性所覆盖而隐退的时候，显现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小康人生，即是一种更为符合人性的社会情景（如数学中“导数”的公式）。

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人文标准（大道）是走向大同世界。但是，只有在社会处于激烈变动，促使天道显现的时候（可以认为是历代的改朝换代时）大同的理想才被推进一步。所以说“大道之行”时，天下为公。一般来看，革命者之所以推重“大同”理念，因为革命者所处的年代也往往是最不公平的年代，大同思想代表“天性良知”，可以唤起民众起来造反，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的秩序。而大同的蓝图则是人人向往的人间天堂，是革命者对人民的最好许诺与思想鼓动。小康社会的思想往往流行于太平盛世，也就是一般现实社会的生动写照。历史上的改革派往往顺应已有的社会现实，尊重现实，认同一般人性对社会的理解与追求。大同与小康的显隐交替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广义人性中的两面性。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大同代表了一种“天性”的理想追求，而小康则是一种“人性”的现实要求。因此，如何将理想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每一代人共同面对的发展问题。这种结合必须从现实出发，但又要有理想的引导。表中描述的小康社会的现实情况虽然可以说是农业社会的写照，但却给人们一幅清晰的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社会结构蓝图。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中国以及当前“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实践仍有莫大的启迪。

首先，现实社会是以家庭为细胞发展起来的。而且，人际关系也是以亲属血缘关系为最基本，以家人赡养和家人亲情为主要的资源转移和感情依托的方式。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家庭不但是一个组成社会的制度，而且是一种社会组织，承担着各种社会功能。“没有一个民族的家庭，像在中国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邓小平本人具有十分强烈的家庭观念。据他的子女回忆，“在父亲心中，家庭仅次于政治，十分重要”，“他也是一家之长，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亲情，也永远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革”被隔离与下放期间，他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写的信，大部分都是谈子女的安排问题。正如他的夫人卓琳所说的，别看我们在中央工作，我们也是普通家庭。正是这样一位中国人民的儿子，最懂得家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其次，小康社会的经济和物质财富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或者说，和大同的社会不同，小康社会承认私人财产合理性。在小康社会里财产、劳力、智力均是个人自己所有的。人们的经济活动所得也属于自己（“货力为己”）。邓小平从改革一开始的指导思想便十分明确，那就是让大多数人过得更好。邓小平女儿毛毛曾提到这样一件事颇令人深思。1971年，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儿子邓朴方病残在家。他原来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高才生，一身学问和技能，但受到迫害只有瘫痪在床终日闲居。一天，邓小平问厂里的领导陶排长，有没有机电方面的事情可以让邓朴方做，或者有没有坏的无线电收音机也可以叫朴方修理。结果陶厂长想来想去厂里实在没有电工活，而他工资才四五十元，上有老，下有小，连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也买不起。邓小平听了十分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已经20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也买不起。邓小平对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以及人们生活的清贫和私人家庭财产的匮乏感有切肤之痛。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井冈山地区的同志说，过去毛泽东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促使邓小平对当时的公有化体制进行反思，思考如何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如何才能让国家和人民真正富强起来。从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采取了一系列藏富于民的政策。

第三，小康本身是有等级含义的。小康社会所表述的是一个有等级差别的社会，而追求小康一定意义上就是在追求平等，追求中等水平上的相对平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理念指出，现实社会是一个有等级的社会。但学者们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度和西方的阶级社会等级是有明显差别的。中国早就结束了分封贵族的封建等级制度，而采用中央集权的官僚科层制度。费孝通曾指出，中国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社会，而西方社会是一种以个人契约关系结成的团体格局的社会。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职业分途而不分阶级的社会。综合这些观点可见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一方面具有先赋的家族宗法制度和伦理本位社会的特点，同时在等级之间又是比较开放，是可以自致流动的系统。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是单纯使用西方的阶级理论所能尽述的。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以礼为纲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人伦纲常关系折射出社会的等级关系。这种保守的人文传统经过相对开放的职业通途的补充，使社会的不平等既不容置疑，又并非不能改变，表现出极大的弹性。在中国，素有“富不过三代”，“皇上也有三门穷亲戚”的说法。而躬耕苦读，十年寒窗，求得一纸功名，便能改换门庭也时时被传为佳话。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历来安守“小康之家”的社会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对社会平均分配的认同，小康所追求的正是中等生活程度的人生。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不平等现象。实际上无论是过去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是现在所提的“按市场的生产要素分配”都是会有社会差别的。为了保证这种差别公平合理，保证大多数人的参与和分享，而不是歧视排斥和两极分化，提出小康目标便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这是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道路，自然会在体制上导向社会主义。

第四，小康社会是一个靠法律和制度来规范，靠精英和能人来治理的社会。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天下为家”私有制社会里，由于分工和等级的存在，所以纷争自然而起，由此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保持社会能均衡稳定发展，并有贤德之士来治理国家。中国古籍中关于小康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分配是十分强调国家的纲纪礼仪，论资排辈和讲究名分。小康推重“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妻”。在社会分配上不求大富而求中等。可以说，中国的“小康人家”追求的是一种“中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小康”历来便是一个稳定社会的代名词。

以上有关小康社会的理论特点妥切地表达了一个常态社会符合人性的现实社会蓝图。如果从整个人类世界的长远发展来看，中国追求中等发达水平的小康生活将对世界处于一个稳定进步状态作出积极的贡献。因为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1/5以上（22%,2000年普查）的大国，这么大比例的人口如果能达到中等程度的生活，将是人类进步的一大标志。而且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么大比例的统计人口也只能处于中等水准的范围之内，否则人类世界的总体分配将会出现不平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因为目前世界上处于发达水平的国家总人口大约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7%。如果加上中国的人口比例，总数差不多就会占到世界人口的40%以上。根据统计学原理，稳定的分配结构应该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正态分布（钟形）。现在有些处心积虑的人对于中国的进步与成长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统计学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整体生活水平向发达水准迈进将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前景。因为世界上不可能40%以上的人口都处在发达社会的行列，这样势必会影响整个统计分布格局，造成全球性分配的不平衡。因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平均保持中等的小康生活水平将是世界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有必要积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长期保持中等发达的小康目标来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因此，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目标设计连带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重新选择。而小康发展目标所产生的对中国改革开放巨大的推动力使党和人民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基本社会情况的理解，采取积极的态度处理个体生活与社会整体发展之间关系。就国家发展而言，中国需要将国强民富“殷实小康”作为自身现代化的现实目标；就社会进步而言，中国需要形成一个有广袤基础的“小康阶层”起到稳定社会的中坚作用。有必要强调一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康阶层”概念是和国际上通行的“中产阶级”理论有着内在联系的，其间显示了中西方叙事和分析的异曲同工之妙。

三、社会主义实践从“战时体制”到“平时体制”的转变

中国跨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二个转变集中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在体制层面上的变化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充满战争年代特征的军事体制向一种和平时期的常态体制转换的过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各种条件，使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设置更为符合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这种转变又是在国际上意识形态冲突淡化的背景下出现的，是冷战时代结束后一个开放与和平发展趋势带来的自然结果。

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从1956年国家宣布完成对城市资本主义改造算起。而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行过第一次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是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私有经济制度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公有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第一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1979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相类似，也是从农村开始，逐步推向城市的。那就是把解放区开始的土地改革推向全国农村，然后进一步开展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和对城市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些改革的措施是在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政治战略下进行的。当时究竟这个过渡时期的目标是什么，对岸在哪里其实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着早熟的历史特点，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中国社会主义会仿效当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尊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外形势使毛泽东必须使自己“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和政治颠覆。从1950年朝鲜战争到1958年的台海危机，战争的阴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可以说这样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制度必然带有浓重的“战时体制”的特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素有强权政治和集权统治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通过武装革命取得的，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基本上都曾是军事领导人。1949年以后城乡的各级中层以上的干部大多也是军队转业的干部。一直到1956年，国内许多党政干部仍是采用部队的供给制方式。因此，采取军队管理的方法对中国领导干部来讲相对在行，也是比较习惯的。这正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容易带有战时特征的重要原因。信手拈来，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留有战时文化特点的例子。比如，政府国务院部门没有“社会部”，但设有“民政部”，这是对应“军政”而言的战争时代的军队设置的延伸。在中国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里至今仍广泛保留“后勤”部门的说法。直接生产部门被称为“一线”部门，也就是战场中“前线”的意思。工作职位一向被称为“岗位”，至今广泛使用“下岗”其实也是一个地道的军队用语等。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采取集中计划、集中生产、集中分配的方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军队管理的生产方法。著名的“大锅饭”事实上也是起源于部队的伙食方式。中国的再分配经济不重视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媒介符号的作用，也不强调精确的数量核算，而是采用军事式的资源调拨，自上而下布置任务，靠行政指令（事实上类似于“军事命令”）安排工作。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即是命令……”，“××即是战场……”，那样的豪言壮语。日用生活品靠计划供应，也就是通常只有在战争时代、生产停顿时才采用的那种“配给制度”。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战时社会主义的痕迹。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5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体制，不但表现为经济上的集中计划，而且在社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方式上完全也是类军事化的集权管理。从1958年起，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将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广大乡村编制为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这样的三级类军队组织。城市企事业单位被组织成结构严密的单位行政系统。大家知道，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城市的“单位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功能高度合一的全能性组织。这些组织均具有部队组织的全能特点。它们既是生产的单位，又是生活的“后方”，它们对组织成员具有控制、管理、提供生活保障与公共福利的功能。人民公社和单位系统的组织体制是以部队组织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是战时军队组织的各种地方翻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前的全国人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军事化的集体之中。全国上下思想统一、舆论划一、生产方式同一、生活方式单一。国外社会学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称为“新权威主义”。这种威权政治的运作和管理实质上类似于西方庄园经济时代的“依附制度”，是处于工业经济时代之前的一种落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表现。

显然，战时体制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和组织效率，它可以集中所有的资源，不惜牺牲地为一个目标去努力奋斗。但是，战时体制的方式在和平时期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它失去了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淹没了每一个“士兵”的个体性差别与需求，结果只能造成士气的低落和军队的涣散。

战时体制的逻辑是“你死我活”，强制性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大量的社会情景与社会交往不必一定是那种“零和博弈”的关系。甚至在战后几十年的国际关系中，局部战争的结局也变得非“零和”起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和70年代中结束的越南战争，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朝鲜战争是一场参战各方都认为自己是战胜方的战争，而越南战争却是一场参战各方都认为自己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可以说，朝鲜战争开始了一种“双赢”的战争结局思想，而越南战争却又提供了一种“两败”的战争结局教训。所以，人们甚至必须重新审视战争的逻辑与功能。

70年代后期，邓小平在推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重要决策。这是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综合判断以后所做出的一种英明选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上海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和互不来往的历史。不久，各方“皆输”的越南战争结束。1975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接着，日本、美国也相继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邓小平直接参与了其中一些重大外交事件的决策，同时也有机会出国访问，亲眼目睹世界社会的变化与各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正确地做出了世界是处于“和平与发展”时期的判断。这一判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变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除了坚定邓小平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体制必须加以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以外，更具积极意义的是，它开始解除中国共产党对国外敌对力量的过度担忧，客观冷静地看待共产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走的弯路。回顾几十年的历史，中国的对外政策从在“两大阵营对峙”中一边倒开始，到长期采取“不结盟、不称霸”的保持隔离，直到“和平与发展”条件下的积极参与，中国与世界强国战争对立的姿态逐步有了转变。80年代以后，大陆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得到彻底唾弃，台湾地区蒋经国致力岛内建设、开党禁、消除“戒严令”，台海敌对局势开始缓和，香港回归问题摆上政治议题，中国的国际地位日高。种种迹象表明，战争的阴影开始得以化解，中国重新得以以平常之心进入国际社会舞台。所以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简单地讲便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将过去的那种战时体制转换成平时体制，恢复经济运行的常态，按一般规律办事。同时，邓小平基于现实的小康思想也导向了在常态体制下实践社会主义。

跨世纪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体制变得越来越常态化。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成功的改革举措中体会到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使一个充满战争时期特别状态下的经济与社会制度逐步走上平时状态的经济与社会制度。1980年，理论界开始引进现代市场经济和商品规律的观念，虽然有无数的争论和意识形态障碍，但是毕竟最后被得到容纳。中国所有的经济改革政策，凡是成功的都是在摆脱战时体制的束缚，向正规市场经济的体制与国际规则靠拢。中国开始逐步恢复了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存的市场模式，中国开始发行股票与建立股票、期货、金融交易市场，中国开始承认并培育劳动力市场，中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积极争取“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承认发展中会有社会问题和社会分化，中国开始对公民的离境和出国放开限制，中国开始建立和完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开始确立起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意识，并且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等等。凡此种种事实表明，从战时体制到平时体制的转变可以用来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实践的许多变化。而且，凡是成功的举措，基本上就是回到常态体制。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向平时状态变革还集中体现在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1984年，中国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重新恢复了乡村建制。198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政企分开，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改革直接指向城市的“单位行政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整个90年代国有单位所受到的冲击最大，战时状态的单位行政体制正在逐步瓦解。个体对农村公社和城市单位的依附关系逐步走向解体。

对照改革前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最为明显的变化便是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出现了。这是和过去那种“军事社会主义”的铁板生活形成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社会多样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社会多样性的出现正是社会主义重视“人”的一个结果。改革与开放好比使全国城乡居民从部队“复员”到了“地方”，农民开始流动，城市里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绚丽纷呈，但同时也变得有竞争、有差别、有机会、有风险。个人的自我选择多了，自我责任也同时多了。社会需要重新组织起来，帮助每一位成员参与社会共同生活。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社会对经济条件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为中心，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进一步创新求变。下面我们来继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三个重要转变。

四、社会主义实践从国家社会主义到集体社会主义的转变

如前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完成对“城乡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形成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集中计划再分配的社会经济体制。这种再分配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掌握几乎所有的资源，以行政强制的方式来推行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这是以国家强权实行对经济条件的控制和以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显然，国家控制和社会控制并不是一回事。国家控制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学术界将国家控制推行的社会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这里要特别提出重申的是，长期以来，也许是语言翻译的问题，也许是学术落伍的原因，国内学术界一直把“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和臭名昭著的“纳粹主义”等同起来。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使用的原词也不同。“纳粹主义”是德文National sozialismus的音译，正确的意思应该理解为“民族社会主义”。由于“纳粹”一词中的前缀音nation也有“国家”的意思，所以过去有将“民族社会主义”译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说法。特别是50年代中国大量使用苏联翻译的概念，均将此混为一谈。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仅指使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实行控制推行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与一般的由政府来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不同，但和民族社会主义实行民族扩张和法西斯极权统治更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采取国家推行社会主义的办法有理论认识上的原因，也有中国国情的原因。在马克思理论中原本就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推断，所以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力量来实行社会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政治上采取国家集权统治和管理是素有传统的，其间有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综合原因。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靠农耕经济为主，水是十分重要的生存稀缺资源。中国赖以生产和生存的水系以东西走向为主，经年水患不止。所以治水在中国历来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从尧、舜六君至今，统治者的主要职能便是祭天和治水。中国文字中“统治”的“治”也用的是“水”字傍，属“水”部，所以有所谓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治水文化”。意思是谁能把水治理好了，谁就是英明的领导。治水文化的特点就是要中央集权。因为绵绵水系是一个大系统，必须统一管理，决不能让各地自行其是。同时，让水域各方利益平衡也是中央集权的功能，所以平均主义也是治水文化的又一个特征。虽然就当代的生产力水平来讲，用治水文化来解释集权政治特点未免有点牵强。但集权政治作为文化的传统，的确是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一个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权力集中的方式推行共产主义的理想，同时也用共产主义大同的目标来巩固集中的权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于这种公有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国有化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使整个经济处于国家各级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经济活动成为政治活动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部分，形成一种以政府再分配权力直接对经济条件进行控制。这种再分配的经济体制是在大同社会的意识形态理想下设计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一步步远离以个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社会控制的原则，走上了经济活动直接受国家控制的道路。集中计划经济靠国家权力强势推行社会主义，结果造成再分配权力和经营发展之间的角色混乱（政企不分问题）。这种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做法同时还会碰到如同西方“福利国家”一样的管理技术和成本方面的问题。行政的“权力科层制度”控制了技术性的“权威科层制度”，使经济发展的效率低下，所以改革表现为一个国家权力分解的过程。这种分解包括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上级部门向下级部门的“放权”，以及政府向市场单位、社会部门的“让权”的过程。在整个权力分解和“让予”的过程中，社群单位成为接受再分配权力消解过程中的直接受惠者，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在西方文化中，社会的起点是个人。社会是一种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伙伴”关系，是一种“群”的概念。所以孔德认为，关于社会的科学最终会发展到“人学”。但是中国人的文化里社会是“早熟”的，即忽略个人而直接产生整体的“群”的概念。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意思便是个人是以所属的“群”来划分的。所以中国社会以群体为起点。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将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名著The Study of Sociology翻译成中文时，将书名定为《群学肄言》，把“社会学”译为“群学”，取西文的“society（今译社会）”对应为中文里的“群”。这是中西社会文化首次交会时中国学人对西方“society”概念的第一感觉。其实当时严复不是没有想到中国语言中的“社会”一词。他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一文中写道：“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接着又解释说：“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即英语的political的音译——今译政治，本文转引者注）祈向者，曰社会。”可见严复对西文“社会”的第一感觉的理解是“有组织的、有政治诉求的群体”。同样的理解也在他的另一本著名的译著中得到更充分的证明。那就是甄克斯的The Introductionof Politics History。在这本译著里，严复将书名译为《社会通诠》，即原文中的“politic”（即“政治”）被翻译为中文的“社会”。严复不愧为学贯中西的启蒙学者第一人。他本人对中西文字意境的理解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把西方人的“社会”理解翻译为中国人的“群”，而将西方人的“政治”理解翻译为中国人的“社会”。所谓“政治”乃是“治理众人之事”，即是处理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今天来认真思考中国的社会含义，以及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社会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仍深有启迪。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真正读通中西社会学语汇中传递的概念含义，我们在念到西文society时，要把它放在“人群”的语境里去理解，而在念到中文“社会”时，应该把它放在“政治”的语境里来理解。由此在中国（西方），社会结构会被理解为是政治结构（人群结构），社会组织会被理解为是政治组织（人群组织），社会问题会被理解为是政治问题（人群问题）, “社会主义”会被理解为是“政治主义”（“人群主义”）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读通中外文献，会有茅塞顿开之感。

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与政治的意义重叠，源自中国的社会不是一种“人-群”的组合，而是一种“群-群”组合的结构模式。由于中国文化里的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社会的组成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个人只是以属于一定社会群体的“名”与“份”进入“人间世界”（简称“世间”，现已少用）的。因此严复曾说：“个人名义不经见，可见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他又形象地比喻说，世间万物均有总体和部分，比如笔是总体，毫毛是部分，饭是总体，米粒是部分，同样，国家是总体，个人（民）是部分。从社群组织的角度来看，家庭是最基本的首属群体，世间最复杂和最大的群是“国”。因此就西方人的个人与社会对应关系而言，在中国人的天下世间里，“家”和“国”是一对基本的关系。有史以来“家-国”关系一直是中国人社会关系的主线。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群体主义的倾向和近代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理念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西方社会主义主张资本由国家或社会共同体所有，财富公平分配（牛津词典“socialism”条）。这和中国的群体主义思想传统是不矛盾的。因此中国十分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而且一旦条件成熟，马上可以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努力上升到国家级层面所有的社会主义。1949年以后最初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便是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走过来的。

但是仔细考量一下又不难理解，现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从个人出发的“群体”主义的文明。它是通过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三个层面发展起来的。物质文明有赖于科技与生产力，市场经济以个人的理性盘算为基础。形形色色的交换是通过个人的行为得以实现的。事实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不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发育是难以实现的。邓小平以他作为第一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人的经验，实事求是地承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认识到社会主义也要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但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是要以个人为基本的核算单位，从个体出发的呢？邓小平的“先富理论”和“小康思想”已经涉及了这一点，但并没有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对西方社会来讲，市场经济以个体主义为基础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而且，西方市场经济发展400年，也是从唤醒个体的启蒙运动开始的，是和科学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分不开的。当这种理性盘算的市场机制引进到以群体为出发点的中国人早熟的社会里来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以社群单位为主体的集体理性盘算。这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解体之后的原生性结果；另一种后果则是如同在西方社会里一样必然也会唤醒对个体价值的认同，造成生产者的觉醒和消费者的自主，个人的盘算成为市场中最基本的活力。

2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原生性的社群集体主义结果已经可以得到许多事实的证明。我国出现了诸如家族经济、族群经济、官僚部门经济、地方经济、单位墙头经济的现象。这些群体的经济盘算，对内是“社会主义”的，对外是“市场经济”的，造成中国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趋向。

近代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便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完全是得益于中国的社会早熟。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缺乏个体主义文化的基础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当中国的国家级社会主义被发现缺少个人盘算的机制而效率低下时，放权和依赖于较小群体的盘算无疑是自然的结果，但绝不会是唯一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一方面，市场盘算依然十分重要，并仍可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但社会公共性调节的范围已从国家级下降到一般的社会集体（或群体）级，出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集体的社会主义现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设计（其实是科学论断的理论假设），意味着我们还要补个体主义不彰的不足。或者说我们的个体主义发展也还处于“初级阶段”。在20世纪开始的前20多年里，中国曾有过一场个性大解放运动，在当时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它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带来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辛亥年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取得了民主共和的胜利以后，曾经有过开启中国现代化新纪元的很好的机遇。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里有着十分丰富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或者说是“民本思想”。但是执政的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没有认真实行三民主义的理想。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年代里，内战外患不断，腐败的国民党根本“没有足够的行政推动力”去实现孙中山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掠夺下受到限制。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应当看到，8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又一次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个体觉醒。在20世纪最后的这20年里，由于引入了常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消费革命。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带来了个体自主性的增加，反过来正在为个体主义文化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和养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不断地证明：早熟了的中国社会将会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重新审视和调整它的“家国”关系传统，建立起一种新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现在已经认识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有多种，不必一定是国有制。进一步尚须认定，在常态体制下，私人财产权是基本的人权，必须得到尊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所有制方式将是社会化的资本。资本社会化既符合保护私人产权的原则，给经济生活以活力，又可防止私人垄断和国家再分配权力的权贵滥用。披着“国有”外套的权贵所有制比私有制更为可怕，危害更大。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权力软化以后，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内生力将在族群集体之中。需要十分重视的是在党政权力向社会“让予”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公共利益不受掌握再分配权力集团的过度侵害，防止权力集团内部的“集体社会主义”泛滥，以真正体现社会的公平。观察和研究这种家-国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将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原文主要内容载于彭立荣主编：《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No.2（2001 ·济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另见卢汉龙：《补课集：中国社会学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