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从浪漫回归现实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如若从戈尔巴乔夫时期算起，已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三易其主。在饱受动荡和磨难的这片广袤的欧亚地域上，无论从社会心理层面，还是从社会理论层面来看，人们对自身社会转型的态度和认识从最初的浪漫逐渐向现实回归。这一转变凝聚了俄罗斯人民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对自己沉痛教训的反思。
一、俄罗斯社会转型的阶段性
俄罗斯社会转型从该社会自身的认识层面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改变现状和如何冲破现存的社会体制。随后，在90年代初期，获得政权的自由民主势力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急切地期盼俄罗斯快速地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在这两个阶段，社会心理的基本取向是对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向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激进经济改革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蔓延，生产急剧下滑、通货恶性膨胀居高不下、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多数民众生活水平骤然下降、社会治安恶化，再加上西方承诺的经济援助迟迟不到位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民众普遍对西方模式的自由经济感到失望，已接受激进经济改革洗礼的俄罗斯则在失望和迷茫中反思，俄罗斯是否应该完全接受西方文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带着西化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俄罗斯的和苏联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俄罗斯蹒跚地进入21世纪。
俄罗斯的学界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来描述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一是“перестройка”，其含意相当于英语中“reconstruction”“reorientation”和“reorganization”三个词的含义，意指对当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使其获得新生。二是90年代初期，俄罗斯在论述本国的社会改革时，通用“переход”（transit，过渡）这个概念。“过渡”这个概念意指社会的改革是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过渡”，即“从极权主义过渡到民主化从行政命令的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反映了当时俄罗斯急切希望跨入西方社会的期盼。三是90年代中后期，“过渡”这个概念被“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transformation，转型）这个概念所替代。这三个概念在词义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俄罗斯向何处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他们认为，“转型”这个概念所含的意义，虽然有发展的总趋势，但是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并不明确。这里隐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对单一发展模式的否定，十余年改革的实践迫使他们放弃改革初期那种浪漫和极端的观点，认识到任何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发展模式只有结合本国实际才会具有生命力，因此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供所有国家套用的发展模式；第二，俄罗斯目前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时难以形成切合实际的共识，多数人，其中包括部分理论界的精英，对改革的现实结果感到失望，对未来前景感到迷茫。基于这种认识，在俄罗斯的理论界出现两种趋势：一是积极调整自己以往的观点，力图再次寻找切合本国实际的理论；二是放弃理论上无休止的纠缠，力图从解决实际问题着手来逐步实现宏观层面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其社会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时任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主任的著名社会学家Ю．列瓦达在回顾和总结俄罗斯近十多年的变化时指出：“显然，‘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这一价值和感情色彩中性的术语能更有效地用来研究目前所发生事件的各个方面。”正如T．扎斯拉夫斯卡娅所说，这一术语既摆脱“戈尔巴乔夫时期‘ускорение'（加速）和‘перестройка'（改革）这些口号式概念所赋予的社会-政治幻想，同时也避免了在90年代初期改革的关键用语，即‘переход'（过渡）这一术语所隐含的目的论。因为正是这个时期的改革表明，这些‘游戏’规则导致的最激进变化并没有顺利抵达某个‘彼岸’。”由此可见，对上述“术语”内涵的认识和区分在俄罗斯的学术界已是一种基本共识。
普京主政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所作的一系列调整，应该说是对上述变化的一个回应。普京在接手政权时面对的现实是：第一，社会情绪普遍低落。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2年年底所发表题为《新俄罗斯晴雨表》（New Russia Barometer）的一份研究报告，对苏联时期的评价持肯定态度的民众从1992年的4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70%左右。另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10年跟踪资料，被调查者中认为应该停止改革的人在1992年占27%,1996年占28%,2002年占24%，认为应该继续改革的比例在上述3年分别为47%、40%和39%，表示难以发表意见的比例分别为26%、42%和37%。这表明对俄罗斯现有改革持支持态度的人逐年减少，而越来越多的人则对改革抱观望或怀疑的态度。第二，俄罗斯社会呈分裂状态。一方面，力主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集团在十余年的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多份额的社会资源，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处于实际上的强势地位；而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与社会的失望和迷茫情绪交织在一起，则成为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相互抵御和对抗，成为制约俄罗斯顺利实现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历了十余年的动荡和磨难，俄罗斯的广大民众已不再轻信各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动人口号，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权夺利和政治家们提出的诱人许诺，对现有的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普遍表示不信任，其中尤其是对最能体现所谓俄罗斯政治民主的“杜马”和“政党”表示不信任。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实惠，他们最关心的是有效的治理，而不是治理的形式。而对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力图维护自己既有利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维持社会稳定，先保住“存量”的利益，然后伺机获得“增量”利益，已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种共识。第三，十余年变革虽然使俄罗斯的社会从一个泛国家的一元社会向多元因素决定的社会结构过渡，社会结构演变为多层次的形态，但从科学院的调查研究到卡内基基金会的调查研究，其结果均显示出俄罗斯目前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部略大的金字塔形结构，社会缺乏一个足够的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作为支撑改革和稳定社会的力量，而基础层、下层和底层的比例却高达70%以上。特别要指出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原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专业人员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边缘化程度加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有些甚至被排斥到社会的下层。从这点来看，俄罗斯的改革政策在过去十余年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而社会的管理和稳定仍然主要依靠垂直机制。另一方面，从“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到执政期的四个国情咨文，普京无不透露出励精图治的决心，始终把治国目标设定为恢复国力，重振雄风，使俄罗斯“能平等地跻身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因素，普京欲实现自己的治国宏愿，首先着手的自然是理顺关系，积蓄力量，逐步整合自己的资源，增强国家的宏观控制力，尽快形成新的社会规则和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和激发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正因为如此，普京正式就任总统后就全力推进权力结构改革：强化中央权力、收回地方主权、实行法律专政。引人注目的是，在他就职后不久即毅然出击当时操纵媒体的经济寡头古辛斯基，随即又将矛头指向曾在俄罗斯政坛叱咤风云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普京如此快就兑现自己在就任总统前的诺言，是清楚无误地表明，他将力图在政治上强化国家控制力，在经济上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上顾及民意，培育社会健康力量。在执政方针上，普京坚守实用主义的立场并逐渐表露出倾向西方、回归欧洲的态势；面对俄罗斯社会充斥消极、不满和冷漠情绪的现状，普京政府加强了对社会领域的关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2003年10月发生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也显露出普京决心调整社会转型政策的征兆。普京在治国方略上所显现的与其前任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与俄罗斯学者们对本国社会转型理论思考的变化是契合一致的。
二、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理论思考
社会转型理论也就是社会发展理论。从广义上说，它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对社会发展规律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如特指社会学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社会学诞生之初。自然，讨论不同时期和不同观点的发展社会学理论，不是本章的任务。在这里仅限于讨论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学界对本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理论思考，并从其观点的变化中去认识和分析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对一元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突破，多元社会思潮在俄罗斯的存在已成为人们接受的现实。虽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有其特定的内容，但综观十余年来俄罗斯的社会思潮基本保持这样一个格局，即激进的西方主义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或斯拉夫主义并存，此外是一些倾向这一方，或倾向另一方的略微温和的中间派。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鉴于对改革前景过于乐观和浪漫的估计，激进的西方主义基本上主导了俄罗斯（或苏联）社会。反映在社会理论层面，则是崇尚单一模式的现代化理论和精英推动理论。面对一个全然与初衷大相径庭的结果，最初的浪漫热情逐渐消退，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俄罗斯社会跌入不满、悲观和迷茫之中，激进的西方主义已失去昔日的魅力，人们在反思中更多选取的是比较温和的中间观点，在理论思考上相应开始否定单一发展的模式，并努力探索和寻求合理的社会推动力。从而，现有的一些有影响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并不支持激进的思潮。在他们的理论中，均放弃了以前单一追求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倾向，更多地强调俄罗斯的具体国情、民族文化特点和社会民众的选择对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他们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概念如果只是简单地等同于“向某一种社会模式发展”，使用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不愿简单地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未来做出任何肯定的预测。
从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上来看，在俄罗斯的转型初期（指20世纪80—90年代）所设定的目标是急切地期盼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原有的旧体制，而在这一目标部分实现，同时又面对实现这一目标而产生的严重消极后果时，人们开始关注如何缓和社会矛盾，完善现有的社会存在。所以，如果说在改革的前期，俄罗斯的思想界和理论界基本上关注的是如何用新的体制来替代旧体制，如何形成新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机制，那么，随着改革引发的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人们开始反思单纯的体制替代是否合理，转而关注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的反应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因此，在现有的一些主流理论中，不仅更多地考虑俄罗斯的国情，而且对“社会主体”提出新的认识。目前，他们所指的“社会主体”，除社会精英外，更多的是指社会民众。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这个概念在文献中频繁出现。俄罗斯改革所形成的举步维艰的局面和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迫使人们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些承担了改革的代价而获益甚少的民众。
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开始转向“转型”问题时，Г.Ф．纳乌莫娃作为一个在理论上承上启下的社会学家，提出后进现代化理论。她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发展滞后的国家总是在“追赶”发展超前的国家。后进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追赶”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各国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不存在选择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是被迫接受的唯一选择。这就意味着，后进国家不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朝这唯一模式发展的问题，即后进的国家如何追赶先行一步的欧美国家。虽然如此，但她并不同意采取激进的手段来实现“现代化”。在她看来，在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工艺”问题，即制度和文化的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所以，某些后进现代化社会强行替换价值观，往往出现经济暴虐和文化暴虐。正因为如此，她强调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来讨论一个国家的民族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确切地说，主要应该讨论人是如何有意识和积极地创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社会过程、自己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在有意识选择自己生存模式时如何调整和构筑自己的价值观。
从理论渊源来看，Г.Ф．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是现代化理论和趋同论的翻版。这些理论认为，在统一的全球社会中，社会变化的趋势由边缘向中心发展。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和趋同论，其历史背景是当时世界各国划分为发展程度不同的三个世界，随着三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日益增多，社会学家开始思考在非同质的全球构成体中社会变化的趋势。现代化理论和趋同论在70—80年代曾一度遭到冷遇，进入80年代，特别是中东欧一些国家和苏联发生剧变后，后现代化理论作为趋同论的变体重趋活跃。作为在50—6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和趋同论，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社会呈线性发展，即较不发达的国家沿发达国家的方向发展，其发展趋势是必然和不可逆转的，而最终的目标是现代化。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发展只能沿用一个模式。Г.Ф．纳乌莫娃在俄罗斯从“过渡”时期转向“转型”时期之际，也就是俄罗斯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过渡”时期偏激观点影响的情况下寻求改革的出路之际，既秉承了现代化理论和趋同论的主要观点，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俄罗斯的实际指出“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制度和文化的移入，从而部分地汲取了后现代化理论中对社会推动力的重新认识”。正因为如此，Г.Ф．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一方面并没有完全回答俄罗斯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为俄罗斯的改革指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方向，但另一方面她在批判制度和文化简单移入的基础上指出人的认知和评价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的适应和重构问题，这对后来一些社会学家重新理解和解释社会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面对与改革初期的期望大相径庭的结果，一部分曾对全盘西化寄予希望的社会学家，如Г.T．扎斯拉夫斯卡娅和В.А．亚多夫等人，通过反思纷纷提出自己折中的转型理论。Г.T．扎斯拉夫斯卡娅和В.А．亚多夫皆是俄罗斯社会学的奠基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就作为开拓者亲手推动了苏联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从学术思想来说，社会学在当时苏联的整个学术界是接受意识形态“解冻”影响最深的一个领域。在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理论和政治刊物《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和主管苏共中央科学文化工作的А.М．鲁缅采夫的直接支持下，在社会学界聚集了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学者。“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后，苏联意识形态重新收紧，相当一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被调离莫斯科，其中包括Т.И．扎斯拉夫斯卡娅和В.А．亚多夫在内，分别被“遣散”到新西伯利亚和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但他们依然按自己的意愿和观点继续从事社会学研究。如Т.И．扎斯拉夫斯卡娅在阿甘别吉扬的指导下深入农村调查，这些调查为她日后发表的著名报告《一个社会学家的札记》提供了基础资料，同时也促成她成为一个对苏联体制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她曾是当时改革方案设计的直接参与者，后又担任叶利钦的总统顾问。但就是这位曾痛斥苏联体制，积极倡导改革的学者，面对改革的实际结果和眼前的现实不得不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改变自己的初衷。扎斯拉夫斯卡娅在《改革的社会结果和社会政策的任务》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个人对（改革）结果的评价是悲观的。
Г.Т．扎斯拉夫斯卡娅在自己以前的理论中主要强调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她认为，参与转型过程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精英有目的的活动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创导的活动。然而，在她近期提出的制度——结构理论中，强调社会的转型不能简单地依靠制度的移入，同时还指出“社会行动者”的活动既包括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也包括社会民众的活动。在这一点上，Т.И．扎斯拉夫斯卡娅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有某种契合。在批判现代主义理论和趋同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理论正是在“社会行动者”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与现代化理论和趋同论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自上而下”行动的政治精英已不被视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发动群众，即“自下而上”的活动被置于关注的焦点，因为这种活动往往对抗墨守成规和保守的政府。现在，自发性的社会运动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被视为现代化的主要活动者。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还认为，现代化具有多元的发展模式和多维的发展过程。Г.Т．扎斯拉夫斯卡娅提出这一观点，不仅是看到俄罗斯的转型之所以举步维艰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而且也表露出对俄罗斯现有“精英”的失望。在自己的理论中，她还借用了T．帕森斯“societal society”的概念来表述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社会转型过程，提出社会转型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它们依次为：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往往是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特别是决定社会的制度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即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但是，在这些制度中只有行政和法律的形式部分，即行政和法律制度的组织机构、组织形式等能直接实施改革，而它们的社会文化基础只能作为间接调节的对象。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社会结构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制度的形式基础变革相比，是衡量和评价改革比较具有实在内容、比较可靠和比较具有社会意义的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在这里是指主要的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特征的变化，是衡量社会变革是前进还是倒退的重要标志。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扎斯拉夫斯卡娅自己并不隐讳，这一思想在理论观点上有相当一部分吸收了诺贝尔奖获得者D．诺尔顿的制度学派观点。
В.А．亚多夫是改革初期另一位力主西化的社会学家。与Г.Т．扎斯拉夫斯卡娅一样，他在自己90年代末提出的多元社会发展理论中越来越多地强调俄罗斯的特殊国情。他认为，今天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在肯定社会变化是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定的综合标准来评价社会的变化。此外，在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必然还应该有人的价值舍取。人类历史的进程否认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按中欧或西欧模式那种直线式的、非循环的和渐进的发展理论。历史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社会——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虽然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他与Г.Т．扎斯拉夫斯卡娅一样，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社会行动者”的作用上面。所以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个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主体会对该社会的内部挑战和全球范围的外部挑战作出自己的反应，警告或制止不符合自己意愿或认为是危险的各种趋势，促成各种符合自己意愿的趋势。正因为如此，他把社会认同视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二个要点。在他看来，社会文化观点和主体活动观点应该比结构功能主义更适于解释当今社会发生的变化。就俄罗斯而言，俄罗斯社会是属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另一种文明，它是“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以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这将决定俄罗斯是会再次形成权威主义，还是形成一个有民主取向的强政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如果民众意识不认同国家的权力结构，或者说国家权力结构在民众意识中缺乏合法性，那么俄罗斯将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社会转型。同时，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罗斯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了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的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
А.С．阿希耶泽尔从文化的角度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社会处于两种文明之间，所以是一个分裂的社会。А.С．阿希耶泽尔提出，认识社会的发展机制、发展规律和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应从三个层次着手：在一般哲学层次从主体的角度研究在各个层次实现自身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社会主体的主观生产活动；第二个层次揭示历史过程变动一般规律；第三个层次研究具体的历史过程。因此，分析社会的变动首先应该分析再生产方式的结果。再生产的类型与一定的基本文明类型相联系。传统文明所具有的是静态的再生产，其目标是维持现有的社会。社会的整个体系，以及这个体系的各个部分（社会关系、文化、个性），都与被理想化的旧观念相适应。在自由文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积极的再生产，其特点是积极实现社会再生产，不断深化其文化内涵，提高社会的效益。处在两种不同类型文明间的国家，在社会自身越来越复杂的过程中，其变动具有冲突性和自身的破坏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就像两个不同的种族。每个种族都是一个“被教化”的介质。它们自身的再生产，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结构性紧张的再生产实现的。社会的进步或退步，取决于不同种族间这种双重性的再生产机制的变化。借助这种综合性的观点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逻辑形式，即作为思维的和大众行动的形式本身，同时又是建立或破坏社会关系的形式，即社会变动的形式。在理解这个问题时有两个关键的范畴：逆转和调解。逆转是把已积累的昔日社会文化外推至新的情景，结构问题处在前沿，功能问题从属于结构问题。逆转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是大众愤懑的大规模爆发，调解是在二元对立的两极寻找适度，以此形成新的意义、新的文化层面、新的二元对立。在这种新的对立的体系中，出现全新的社会关系和新水平的再生产活动，从而使个性和社会关系得到发展，形成历史过程的变动。俄罗斯则处在两个文明的中间，这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少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由于缺少两种文明间的本质联系，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所以俄罗斯社会是分裂的社会。А.С．阿希耶泽尔指出，在分裂的情况下，社会总是在不可逆转的混乱边缘保持平衡。在分裂社会，每个分裂部分的意图和努力都会产生飞旋镖的双重效应，各分裂部分以相反方向产生作用，试图使对方休克和陷入混乱。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它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社会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权力精英，民众与思想精英，精英与精英之间，在审议某些重要决定的条款之间等。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会感染到民众和个体。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也就是俄罗斯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塑的原因所在。
Г.Ф．纳乌莫娃的理论与Г.Т．扎斯拉夫斯卡娅、В.А．亚多夫、А.С．阿西耶泽尔的理论虽然在提出的时间上并没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从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在对本国转型的基本判断和认识上的变化。可以说，多数人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结果均表示失望，而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前景则缺乏明确和乐观的判断。面对以往试图割断历史和盲目照搬带来的沉痛教训，在认识上逐步向现实回归，更多地顾及本国的国情和实际。他们普遍看到，仅仅依靠少数精英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忽视社会内在积极性的生成，是导致俄罗斯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认识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所实施一系列改革的态度和接受的程度。按一般规律说，人们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事物的本质。然而人的认识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不能断言上述的理论一定就是当前在这一领域最接近事物本质的认识，但至少反映了在这一阶段社会普遍接受的看法，或者说这些理论总结和概括了社会对改革的态度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当局的施政中也逐步体现出理论上的这一变化。这表明俄罗斯社会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由权力精英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社会基础层面为谋求生存而发生的自发性改革（或称为“应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已成为今日俄罗斯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为激发社会积极性，在社会内部生成转型的推动力，俄罗斯将会调整和改变前一阶段完全依靠精英推进改革的方式。
（原文载于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