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书研究的时代背景

纵览中国古代文章写作史，代有不同：先秦主要是经书、宫廷文字、诸子散文、以屈原为代表的部分楚辞作品以及少量的民间歌谣；秦朝焚书坑儒，文章不兴；汉代最令人瞩目的是辞赋、史书与政论文的书写。其中，相比从前，东汉更是出现了文章勃兴的局面。从文章种类来看，《隋书·经籍志》中列两汉著作294种；学者卢云依据现有文献资料统计得出西汉时期各地所出书籍282种，东汉时期各地所出书籍568种。^[1]汉代文章体式也获得进一步发展，从政府公文到民间丧葬仪式之文都极为成熟。至汉末，“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业”^[2]。

那么，使得汉代文章写作呈现出如此繁茂局面的原因有哪些呢？又有哪些文章类型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力书写呢？

一般而言，影响文章写作的因素有文学自身之发展，是其内在质素相互对立、统一、发展的结果。除去这一各时代共有的因素之外，就汉代这一时期而言，其正处在文章质量、数量皆有可观时期，其后又是目前学界大部分学者所认同的魏晋文学自觉期。那么，有没有该时代特有的环境、形态或思潮，作用于文章写作者或文章本身，从而促进了此期文章的发达呢？本书将以专题形式，选取四个角度，对此疑问进行论述。

首先，汉代社会经学昌明而灾害高发，这促成了灾异观的盛行，并引发包括批判、建议、论争等形式在内的各种灾异文学的书写。

其次，无论居于朝廷还是潜行民间，著书立说都是士人以文化存身的重要方式。汉代政论文的三次高潮成为后世推崇“文必秦、汉”（《明史·李梦阳传》）的重要动因。特别是东汉中后期，诸子频出，对世事的关注、对黎庶的关怀，在政论名家笔下以或温婉或激荡的方式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再次，汉代是士人游学、游宦风气盛行的时代，至东汉，这种流动逐渐呈现出下行的趋势。士人行走天地之间，伴随着交结与书写两大文化活动的展开，他们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也在不断加强，最终在文章层面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达。

最后，伴随政局变化，汉代士风发生迁转，士人从明经治世到乱世分流，心态也从怀才不遇发展到默然处之，孤独之感日益强烈，书写心灵之文也随之扩散开来。

可以说，汉代是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发展时期，也是文学史、文章史上的重要时段。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后期皇权的旁落、经学的昌明与式微、灾害高发与灾异观的成型、士人自我意识的加强与整个士林风气的迁转，这些政治、学术、思想层面的动荡都使得汉代士人的文学世界较之先前文学表现出更为复杂、多样、饱满、立体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