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相关概念界定

本书题为“政治、学术、思想：汉代士人的文学世界”，这里，有几个概念需要厘清。

一是“文学”。与现代意义上时常与史学、哲学并称的以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文学”不同，汉代文学之“文学”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中，“文”一般指文章，“学”一般指经学或学术。^[3]在本书中，文学更倾向于是由各类文章所构成的意识形态领域。这里的“文章”同样是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经、史、子、集几大领域。“文章”本意是花纹、纹理，后又引申为文字、车服旌旗、礼乐制度等。以文辞或独立成篇的文字概念出现的“文章”始于汉代。^[4]就本书之“文章”而言，其外延宽泛，以文字书于纸帛、石碑等载体的文献资料皆囊括其内。进一步言之，古文献中记录的汉代的经、史、子、集四类都是本书所要考察的“文章”范围，即“四部皆文”。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成书于2009年，由董治安先生主编的《两汉全书》共收录了870余名两汉人物的论著，这近九百人的作品都属本书“文章”范畴。此外，口耳相传之谣言、俗谚等也在考察范围之内。

二是“士人”。本书中各类文章的生成都指向同一行为主体，在行文过程中，我们姑且为方便计，暂将这行为主体通称为“士”或“士人”。“士”的内涵与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下对野人，上对大夫，则此士所谓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义礼者，总谓之为士也”（贾公彦《仪礼注疏·丧服》），“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因此，“士”在社会中的地位乃介于野人、大夫之间，他们以学习作为入仕途径，流动是其重要行为特征。

从所掌握的具体知识来看，“士”有方士、儒士、道士、纵横之士等。考虑到汉代社会经学极盛，绝大部分士人深受儒学熏染，因此，本书以儒生为主要考察对象。若未特别指出，则“士”指通晓经学的正统儒生。又，从是否入仕来看，“士”可分为尚未入仕（不能入仕者和不愿入仕者）的基层士人群体和已经入仕的士大夫群体两大类。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献大多为前人所筛检，绝大部分流传至今的文章其实都是精英群体的文化成果，导致我们所做的研究大体都是针对社会上层士人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就此忽略为数更多的普通士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所做的贡献。

三是“汉代”。汉代是继秦代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前202—8）与东汉（25—220）两个时期，其间经历了王莽代汉、建立新朝的短短十数年。有学者对以朝代为时限进行文学研究的思路抱有异议。的确，文学发展本自有规律，其升降并不能与朝代更替、政治变迁完全一致。就本书所涉及的汉代士人的各类文学活动而言，他们的活动具有连续性。这里以汉代士人游学、游宦活动为例。

自西汉武帝尊儒术、兴太学，并以明经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后，士人便踏上了游学不辍的旅程，新莽时期也未曾消歇；自先秦时期士沦为“四民”之一后，游宦就一直作为其重要谋生手段存在，到了东汉和、安之后，才逐渐呈现出“世务游宦”（《后汉书·王符传》）的浩荡局面——在这里，士人流动更多受到了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的推动，而不在于政权的更迭。不过，虽然如此，考虑到游学、游宦两种现象彼此牵连且难以区分各自发展的时间节点，考虑到东汉光武、明、章三位帝王对儒学的强力推动和其后绵延不绝的影响力，也考虑到古代社会中士人行藏与政局变化的紧密关联，本书最后依然将研究时间范围界定为汉代这一大的历史时段，即以前202年至220年为限。此外，汉魏之际有不少跨越汉、魏（亦有蜀、吴）两个时期的士人。针对这一情况将做具体分析。大体上，在220年之前已经成长为少年的士人都将纳入汉代士人的考察范围。

[1] 参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附表1《西汉时期各地所出书籍分类统计表》，第498—512页；附表5《东汉时期各地所出书籍分类统计表》，第522—526页。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6页。

[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4] 关于“文章”的概念，可参考：于迎春著《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0页；詹福瑞《“文”“文章”与“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