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更要重视发展实体经济

第一节 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重要性

一 实体经济的内涵

实体经济（Real Economy）[1]和土地财政（Land Finance）的概念一样，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很可能是实务界或者新闻界为了读者便于理解创造的中国式词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相对应，虚拟经济又来源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虚拟资本。黄群慧（2017）曾经对于实体经济的概念做出定义，参考其分类，本书提出了实体经济的三个层次。实体经济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制造业（Manufacturing Industry）或者工业（Industry）。制造业、工业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最根本的表现之一。按照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制造业包括31个分类。制造业加上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构成了工业。实体经济的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其中第一产业主要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加上建筑业。实体经济的第三个层次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及除了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外的其他服务业。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很多由于分工发展或者科技进步是从工业或者农业中分离出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分类范围一般包括以下细分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一般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这些行业的定价方式不像是工业制造业的成本加成模式，而是采取预期收益贴现的方式定价。互联网经济由于和投资基金紧密相连，互联网公司也会采取这种方式定价。以中国为例，大量互联网公司为了追求规模，表面恶性竞争实为追求垄断，以至和金融业捆绑烧钱。所以有时候互联网产业也会分类为虚拟经济。当然即使作为虚拟经济，这些产业对于整个经济运行依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房地产业提供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场所，互联网提供信息和资源的交换，它们都对经济的平稳和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虚拟经济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的。只有当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时候，才需要我们关注和预警并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限制。

二 发展工业制造业的重要意义

从上面三个层次来看，实体经济狭义的定义就是制造业。制造业是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引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中国已成为制造大国并具备了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件。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4万亿美元，而2018年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约为2.3万亿美元。中国制造业有着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独立完整的体系，具备强大的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拥有巨大市场，在扮演拥有完整、灵活高效产业链的“世界工厂”的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一直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在制造业数字化方面掌握了核心关键技术，具有强大的技术基础。中国在制造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国制造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辉煌成就，“上天”、“入地”、“下海”、高铁、输电、发电、国防等各个领域都显示出中国制造业巨大的创新力量。此外，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通信产业链条和庞大的通信网络，核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技术和装机容量走在世界前列。

发展制造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一是因为发展工业制造业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优势。固定成本越大，产量越高，平均成本越低。工业制造业具有这种天然的优势，大规模生产可以迅速降低成本。而农业由于受自然资源和天气状况限制不具备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需要的劳动力要素较多，也不具备这种优势。

二是工业制造业和技术创新具有天然的连接。因为有规模经济要素，因为有机器的固定成本，所以可以大量引进和使用先进技术。这样既是高新技术创新的需求方也是高新技术创新的供给方。这样工业的发展就可以成为引爆经济增长的导火索和源动力，也是经济积累的第一桶金，更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而服务业由于鲍莫尔病其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一旦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经济增速必然下降。当然现在由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服务业的效率提高也很快，尤其是有些多种叠加高科技技术的服务业增速也比较快。但是从整体上看，还不足以扭转服务业相对工业制造业效率低的状况。

三是发展工业制造业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工业制造业的产成品基本上都是可贸易品，可以跨地域流动，而服务业一般具有本地效应，很难运输。这种跨地域的特点促进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促进了全球化和资源的全球配置。市场扩大可以有更大的盈利空间，更大的盈利空间支撑工业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是发展工业制造业是提高人类素质和收入的重要手段。工业生产可以很快扩大规模，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吸收是不可想象的。工业或者流水线工厂不仅仅给工人提供了收入，也使得原来松散的农民被自动组织成为一个可以动员的和激励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人，这也是工人阶级先进性的体现。劳动确实塑造了人本身，也改变了社会组织。工业不仅仅发展自身，也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工业要求的原材料需要农业提供；工业集聚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工业制造业的效率提高带来产业工人的工资上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均衡，也会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收入水平[2]，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理发师技术含量和劳动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待遇差别高达数倍甚至数十倍，因为二者的工业制造业劳动效率差别巨大。当然工业制造业中的工人被机器设备和流水线支配，存在人的异化，但是这是劳动保护不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高度发达的工业制造业技术水平必然需要更高技能的产业工人去使用，这些逼迫产业工人提高自己的素质。而那些在服务业行业的雇员可以不考虑这些，送外卖的尽管很辛苦可以月薪上万，但是送上很多年还是送外卖，送外卖的技术水平和效率取决于工业制造业生产的运输工具和通信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发展工业制造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一旦发展机会错过了，丧失了发展的机遇，也很难再次启动工业化，这也是后面提到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很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包括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也是这样，由于劳动力成本特别高，工资具有黏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简单加工业不可能重新回流美国，只可能是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工厂迁回美国，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 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

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较低。尽管中国现在经济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仅为全球七十名左右。人均GDP仅占美国的三分之一不到，这一巨大差距说明中国仍然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空间。而实现人均收入向发达国家的收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二战后的国际经验来看，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这几个东亚国家做到了。其中新加坡因为国土面积狭小，不具有比较意义。日本和韩国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发展工业制造业实现人均收入的快速增加。国际数据对比还很容易发现，不仅是日韩，同为发达国家的法德等国都是在美国的人均收入40%—80%才开始出现工业制造业的占比下降（韩国是1991年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顶峰，日本、德国是1970年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顶峰，法国1961年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根绝下表数据，即使采取根据购买力调整后的国际元计算，中国人均GDP依然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当前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在美国主动引发贸易摩擦的情况下不断增加。旧的经济动能逐渐削弱，新的经济动能尚未完全形成。发达国家纷纷抢占新的产业和科技革命先机，发达经济体对工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重视前所未有。德国推行“工业4.0”战略，美国制定了先进制造业回归规划，日本提出振兴制造业计划等。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加大了对低端制造业市场的争夺，近年来东南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制造业也在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正是对国内外经济格局变化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应对。

中国的国土空间广阔，区域差距巨大也为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发展潜力。在中西部地区，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尚未充分使用，机械工业、电子产品、现代通信等产业的产品仍有广阔的需求。根据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估算，国内至少5亿人还未用上马桶，9亿多人没有坐过飞机。工业品的需求是巨量的，而且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工业产品的使用周期也形成逐渐迭代。东中西部将会出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早期共存的局面。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体现为这一阶段工业和服务业加快融合发展，高品质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将取代低端制造业。而中西部地区仍然是体现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种结构的变化。因此，整体上尽管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已超过半壁江山，但工业化仍将是引领中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