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

制造业增加值在21世纪初赶上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10年追上了美国，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不论是制造业的产量、进出口，还是从业人数都在全球领跑，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但应该清醒地看到实体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发展趋势还有可能遇到陷阱，其原因和表现不外乎自身的原因、外部结构的原因、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

一 制造业大而不强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部分制造领域如5G、高铁等已从跟随模仿转到引领创新，但整个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离制造强国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产业共性基础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较大短板。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报告总结提出了“四基”：一是关键基础零部件；第二个是关键技术材料；第三个是先进基础工艺；最后一个是相应的技术支持，包括了技术标准。科技日报曾经整理了一些中国受制于人、可能随时被卡脖子的产品和技术：扫描电镜、数据库管理系统、高强度不锈钢、环氧树脂、超精密抛光工艺、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锂电池隔膜、水下连接器、掘进机主轴承、透射式电镜、芯片、触觉传感器等等。

制造业人均产出效率同发达国家相比偏低，产业链条多处于低端加工。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约为20%，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35%的水平。这说明中国制造业经济效率与产品附加值偏低，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的分工地位。据2017年5月商务部发布的《中美经贸关系研究报告》显示，一台iPhone7最低售价649美元，总成本大约为237.45美元，其中归于中国的加工成本仅约5.96美元；在价值153.88美元的核心电子元器件中，中国仅1家公司参与电池供应，价值约2.5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加工和提供电池总共获得8.5美元，而美国企业仅在提供核心元器件一项上就获得64美元。

制造业核心部件缺乏导致生产成本偏高。中国制造业大部分的核心部件都依赖进口，这就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工信部资料显示，中国高端芯片与通用芯片的对外依存度高达95%，也即几乎95%的高档数控系统、高档液压件和发动机等都依靠进口。进口材料的成本上升、社会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直接影响着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使其居高不下。制造业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制造业科技研发投入不足。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首次突破1%，达到1.1%，即便如此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2.5%的平均水平。在研发创新投入、研发创新产出以及研发创新的环境方面，中国制造业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显著差距，尤其是在制药、汽车、电子等产业。根据欧盟委员会《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3]，前100名中有美国企业35家，欧盟企业32家，日本13家，中国8家，世界其他地区12家。

工业企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总量逐渐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前面已经论述了简单加工业的利润率较低，成本上升很快侵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过去依靠劳动力便宜形成的产能虽然很大，但是很快会被市场淘汰。劳动力的问题不仅存在总量不足，还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技工缺乏，技能型人才缺失，现有的高职和中职教育体系不能培养和提供同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劳动力，造成一些关键行业的技工更加缺乏，也限制了产业的长远发展。

二 提前去工业化

近几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迅速，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又首次超过50%,2018年占比达到52.2%。这和不少地方错误的发展思路有关，有的地方以为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就等于经济越高级，不少地方提出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就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事实上第三产业发展好可以提高其比重，第二产业发展不好也可以提高其比重。本书认为中国存在提前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一个原因是三次产业的产出效率没有显著变化。从三次产业的就业和产出对比来看，近年来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比值一直大于5，保持平稳状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均产出比值则保持在1.2左右。说明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出效率仍然较高，这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均产出几乎相等的条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第二个原因是国际经验可以发现出现去工业化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多为中上收入水平，一般处于美国[4]人均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尚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

表3-2 中国三次产业人均产出

表3-2 中国三次产业人均产出续表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计算，单位万元/人。

图3—1 中国第二产业和其他产业人均产出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计算。

图3—2 部分国家工业增加值占比GDP的变化趋势

三 营商环境还需改善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和深化“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是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乱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现象，分析背后的原因并加以系统性整改就十分急迫。一是政府乱作为，主要表现是政府做得太多。政府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手段控制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的选择，影响了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政府过多干预资源配置，干预微观企业运营。还存在借口加强管理、各种审批进行寻租、吃拿卡要现象，同样是增加了政府的干预之手。二是政府做得不够。科技、教育、医疗等基础性的公共品，由于激励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够、教育水平较低的问题，同时又在某些领域过度市场化，形成教育收费、医疗收费过高的问题。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以及房地产价格过高更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够的表现。

要减少政府权力和对经济和社会的过度干预。要注重简政放权，不该管的坚决不管；加快市场化进程及对外开放，通过开放促进创新、倒逼改革；减少国有企业参与竞争性行业或领域的经营，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打造具有活力的科技创新环境强化制造业企业人才支撑环境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该环境能有效规范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的行为，减少设租和寻租的可能性，使得创新利润大于寻租所得。

通过完善官员晋升机制激励官员主动作为，把想干事情、能够干好事情的官员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推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我帮办”改革，推广“最多跑一次”等改革经验。强化法治思维，严格规范司法活动，健全产权保护体系。政府投资一定要避免过去直接进行经济型投资的老路，而是用在形成基础性生产能力或具备公共品性质的领域。加大医疗、教育、文化、住房（棚户区改造）等领域投资，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的标准，鼓励都市圈和重点城市推出吸引人口流入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