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为应对全球能源危机和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并抢占未来汽车工业的制高点,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近年来纷纷将发展新能源汽车列入国家战略,我国也明确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赶超世界汽车工业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突破口,新能源汽车的培育与发展目前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竞争。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特点和现实基础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在供给侧方面,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减少石油依赖、节能减排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对于生产制造商和消费者来说都属于“外部性”效益,如果没有供给侧相应的产业政策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可能会因为缺乏经济驱动力而“胎死腹中”。二是在需求侧方面,新能源汽车作为新兴产业目前还处于商业化示范阶段,高价格与市场的低需求、高风险与消费者低认知是新兴产品的普遍特征,如果没有需求侧的相应消费激励政策,新能源汽车在与传统汽车市场竞争中将步履维艰。因此,尽管人们对于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政策在内的新兴产业政策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如2016年的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之争),但是面对着新能源汽车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个现实问题,完全否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现阶段作用是不现实的。
产业政策工具可以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类(Rothwell,1985),环境型政策属于一种制度性资源的供给,因此,学术界通常将产业政策工具简化为供给侧(含环境型)和需求侧两类(Huang,2007),我们接受这种简明的划分方法。近年来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过程中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实施了一些相关政策,然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存在着诸多困惑。在理论研究方面,部分学者虽然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持赞同态度,但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孰轻孰重?学者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实际应用方面,由于政府的公共财政资源是有限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功能与作用效果不一,实际操作中如何平衡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的权重,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财政资源的点睛效果,政府相关部门的认识并不一致。由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存在着这些困惑,严重影响到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不平衡不充分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我们认为,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实施中,我们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缺乏应有的关注,这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实施中一些困惑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一,阶段差异性。新能源汽车作为典型的新兴产业,可以划分为研究和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技术与商业化示范(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Demonstration)、规模化降低成本(Buy Down)和大面积应用(Large-s cale Deployment)几个主要成长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技术成熟度、市场环境等产业竞争力构成要素是动态变化的,所需要的政策支持也是存在差异的,供需双侧政策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不同的成长阶段应各有所侧重、动态转换。
其二,区域差异性。我国属于典型的非均衡经济,区域发展水平、消费观念、要素构成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禀赋要素供给也是有差异的。例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贵阳等执行普通汽车限牌政策的城市,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驱动力与其他非限牌政策城市显然是有差异的,供需双侧政策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不同的区域应各有所侧重、动态转换。
其三,诉求差异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培育涉及政府、制造商和消费者等重要行为主体,存在着多层次、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政府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基本动因主要是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优化、缓解能源危机和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需要;汽车制造商是基于商业逐利来开展商业活动的,一旦不能从高投入中获得高收益,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积极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消费者更加关注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售后服务便利性、配套设施的完善性。因此,要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政策的精准性,就必须谋求政策制定方(政府)与政策需求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契合共鸣。
如果我们不对新能源汽车政策实施中的三种差异引起足够警醒,继续实行摊大饼、大水漫灌式的政策支持方式,极有可能导致新能源汽车产业重蹈一些传统产业暴生暴滥的覆辙。据此,我们认为,破解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政策错配失衡的现实困境,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必须从新能源汽车产业成长的阶段差异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性、新能源汽车产业行为主体的诉求差异性三个维度出发,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多维度的动态匹配,这是解决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政策错配失衡现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有待于学界破解的一道难题。
产业政策确实是一种既可以有助政府积极作为,但也可能因其过度自信,而成为好事做过头甚至事与愿违的政策工具(金碚,2017)。有关产业政策种种争议后最终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实施产业政策(Aghion,2015;黄群慧,2016)。然而,现有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必要性的争论中,或者集中于相关政策意义及效果的讨论中,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实施的三种差异以及供需双侧政策动态匹配性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为弥补已有研究的这一缺憾,我们在长期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支持方式适度调整和市场与政策双轮驱动的基本思路,瞄准政府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政策实施着力点,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供需双侧政策作用机理和实施效果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促进政策的合理制定、动态优化和政策效用的精准发挥提供参考。
熊勇清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