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在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工业优化升级的必然趋势。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于实现我国汽车工业“弯道超车”的战略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目前主要面临着两方面问题：一是从市场供给侧来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性（王辉，2015），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供给侧将步履维艰。二是从市场需求侧来看，新能源汽车作为新兴产业目前处于技术示范和商业化示范阶段（Xiong,2016），高价格与市场的低需求、高风险与消费者的低认知是新兴产品的普遍特征，新兴产业在与传统产业商业竞争中暂时处于劣势，消费需求的启动通常需要一段时间过程（熊勇清，2013）。

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不仅是新能源汽车作为准公共品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陆国庆，2014）。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培育不仅要重视供给侧驱动因素，同时也要高度重视需求侧拉动因素，近年来国家相关部分和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先后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出台了一系列培育政策，以促进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条件的成熟。供给侧主要是通过充电桩等公共资源投入及优化配置方面的政策安排，为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条件的成熟提供驱动力，需求侧政策则主要是通过购买补贴等终端消费群体引导激励方面的政策安排，为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条件的成熟提供拉动力（熊勇清，2016）。但从这些政策实施的现实情况来看，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与发展的推动效果并不理想（谢青，2015）。

要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在实施中的精准性和实效性，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一，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市场培育的作用机理。需求市场与消费者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培育的重点目标，也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重要营商环境。如何进一步提高供需双侧政策实施的精准性以合理激励需求市场和消费者双层面的快速成熟，这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之一。一方面，合理发挥不同需求市场的优势才能长期稳定地保持快速发展（李俊生，2016）。我国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由政府采购市场（Government procurement market,GPM）、商业运营市场（Commercial operation market,COM）和私人乘用市场（Private purchase market,PPM）三类构成，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各类市场对于产业发展的推动效果存在差异（张政，2014），如何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与三类异质性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理配置，这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之一。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目前的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拉动力量。我国新能源汽车近年来快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推广，政策所带来的利益以及配套补贴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众多消费者最大的信心来源及消费动机（王宁，2015）。显然，在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条件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现阶段，供需双侧政策对于潜在消费者接受态度的形成有着关键性影响。

其二，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性。供给侧与需求侧是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的两个着力点，我国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的培育究竟是以基础设施建设等供给侧为主，还是以购置补贴等需求侧为主？我国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培育的相关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过程中实际效果如何？亟待学界开展科学分析并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此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培育涉及政府、制造商和消费者等重要行为主体，政府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及相关促进政策的制定方，制造商和消费者是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主体和政策实施的对象。要充分激发相关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就必须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政策的精准性，谋求政策制定方（政府）与政策需求方（制造商和消费者）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过程中的契合共鸣。

其三，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与微观主体选择行为。政府、制造商和消费者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三个重要行为主体，其中政府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宏观主体，负责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及相关消费促进政策的制定；消费者和制造商是新能源汽车市场微观主体，是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实施的对象。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效果受到微观主体选择行为的影响，微观主体选择行为呈现两方面的差异：一是在市场需求方面，表现为区域市场严重分化。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30%,2018年，市场区域差异趋势进一步显现，仅深圳市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就达到20%，而在其他城市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年），可见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二是在产品供给方面，表现为较强的补贴政策依赖性。新能源汽车政府补贴逐步实施退坡政策以来，出现制造商利用虚假交易骗取补贴或为规避补贴退坡政策，提前集中扩张产能的现象。针对此，财政部等四部委对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清查并公布骗补名单，清查结果涉及骗补车辆7.6万辆，超过总销量的十分之一，骗补总金额超过92亿元（聂新伟，2019），可见新能源汽车“产品供给”具有较强的补贴政策依赖性。面对新能源汽车市场中消费者区域差异和制造商政策依赖的微观主体选择行为差异，如何有效配置并充分发挥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的激励效果，达到新能源汽车政策与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的契合统一，从而充分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消费和生产积极性，是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实施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其四，新能源汽车目标用户的政策感知与政策互动的关系。新能源汽车性能、使用便利性、销售价格等物质层面因素是以技术突破作为条件，目前来看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扩散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新能源汽车现有技术阶段，如何根据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特点从心理层面诱导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这是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培育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大量研究表明，商品性能和价格等物质或技术层面的因素并非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全部因素，购买决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心理变化的影响。虽然看起来，消费本身是一种为了商品本身使用价值的行为，但事实上现代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倾向于满足某种心理的需要（贾利军，2011）。相较于传统成熟产品购买群体而言，新兴技术产品以领先用户居多（陈劲，2001），领先用户都有着凸显自我的消费特征，善于利用新兴产品彰显身份和个性，社会取向和关系取向是购买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非产品本身（Erdem,2010），因此领先用户的消费更倾向于心理需求的满足。新能源汽车作为一种典型的新兴产品，现阶段的用户群体总体上都属于领先用户（lead user）（Krupa,2014），伴随着新能源汽车领先用户的率先进入和市场影响的扩大，普通大众跟随用户（follower）将逐步进入，这是新能源汽车培育期的潜在目标用户，同时也是新能源汽车进一步拓展的大众消费群体。新能源汽车的供需双侧政策必须与领先和跟随两类目标用户的政策感知与消费行为契合统一，才有可能在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积极效果。

二 研究意义

（1）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目前还处于市场推广阶段，政府补贴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一些学者主要是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体系与设计、政策实施效果与不足、国外经验借鉴等方面的单一或者某些方面的问题开展了研究，但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对于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的作用与效果的系统研究还较少，可借鉴的研究成果不多，本书选择“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作用机理及效果的差异性研究”问题开展研究，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对于这一问题关注不够的缺憾。

（2）供给侧和需求侧是政府推广新能源汽车的两个政策着力点，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培育不仅要重视需求侧的拉动因素，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供给侧的驱动因素。然而目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都存在着诸多困惑，严重影响到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本书针对新能源汽车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开展分析，可以为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的总体方向提供决策参考。

（3）探寻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培育的政策取向，必须要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需求市场差异性、微观主体差异性、目标用户差异性等。本书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将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与市场、消费者、制造商等重要行为主体有机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的精准性提供了可行的分析框架，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些补充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