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的交涉
德国当代哲学与唐诗的互释
李雪涛[1]
摘要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唐诗解析”课程，实际上是使用诠释学的方法，对具有“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的唐诗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使得这些产生于唐代的诗句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和当代价值。
关键词
唐诗 德国当代哲学 德国汉学 诠释学
一
2012～2013年的秋季学期，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开设了“唐诗解析”课程。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的吴娇女士将讲座稿件整理为《顾彬唐诗九讲》。
有关唐诗的阐释，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所谓的“实然”（Sein），二是“应然”（Sollen）。实际上，“实然”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作者所处时代、生平的阐释，并非针对诗歌本身。在顾彬的第一讲之后，有一个学生提出的建议，正是“实然”的体现：“一般文学史的注释会收集前人的理解，给一首诗作历史的定位，来看后人对这首诗的接受，这样学生学习时就会对这首诗的价值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第一讲·提问》）对唐诗的所谓“客观的认识”，真的能实现吗？“应然”则是舍去作者的这些“累赘”，只针对诗歌本身进行的阐释。在“应然”的阐释者看来，诗歌产生之后，诗人（作者）就已经死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顾彬说：“60年代我在德国上大学时，我们的老师介绍作品时不谈人、不谈历史，他们觉得作品应该跟读者说话，这也符合伽达默尔对美学的看法：作品要与读者开始对话，不对话便没有价值。”（《第一讲》）因此，阐释的目的不是理解和阐释一部作品对于它的原作者意味着什么，而是理解和阐释这部作品对于现在的我们有可能意味着什么。
如何欣赏一首唐诗？传统的方法是将欣赏者作为主体，将唐诗文本作为客体，是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但当代艺术有另外一种审美意识：欣赏者和文本都是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文本本身并没有完成，需要欣赏者通过与文本建立一种关系，从而完成这一文本。欣赏者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了这种关系的深度。因此，以往那种仅仅强调作品本身的观念，显然已经过时了。文本解读的关键在于欣赏者如何建立这种主体间的关系。因此，阐释带来的是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他者与自我的对话，这种对话发生在二者“视域融合”的瞬间。
任何文本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视域（Horizont），作为研究主体在理解文本时，则又具有由历史境遇所赋予的特定视域。唐诗与其阐释者——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视域上存在的差距，是由时间、空间以及历史情境的变化引起的，是无法消除的。依据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观点，理解的真正实现就是两种不同视域的相互融合，即在理解的过程中将阐释者与被阐释者的视域融合在一起，达到“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而视域是一个不断形成又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从长的时间段来看，它是不会固定下来的。
因此对唐诗的欣赏，与欣赏者的经历和知识结构有关。一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让顾彬告别了对福音新教神学的研究，转向了汉学。他在演讲中说道：
北岛曾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他觉得这首诗不怎么样。我很不同意，我也不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唯见长江天际流”完全解释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人走来走去，人走了以后，我们渴望他们再来，但是如果人一去不回，我们怎么办？这首诗的诗意就在最后一句，说明人在大地上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大地天空随处可见，大江大河到处都有，但人不是。从这时候来看，人与大地、天空、长江比起来是次要而渺小的。（《第一讲》）
因此，顾彬对唐诗的阐释，是他个人的阐释。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可能有最终且确定的意义。唐诗在其之后的不同时代被予以不同的解释，也成为很多文人学者的不同体验，这呈现的是一个意义历史发展的过程。理解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理解，理解因瞬间而称义。[2]
二
在课堂上，顾彬通过文本分析（Textanalyse）告诉我们中国文学的审美究竟是什么。他通过对唐诗的分析，展现给我们这些诗歌内部的文学意义，特别是唐诗艺术所固有的价值。
顾彬特别重视概念和字词的使用，他通过对唐诗的“细读”（close-reading），挖掘出在诗歌内部所产生的意义，使我们对耳熟能详的唐诗，有了新的认识（《第一讲》）。顾彬的细读，目的是确立唐诗文本的主体性，而不主张借助作者的生平、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来帮助解读文本。从根本上讲，在“细读”中，顾彬看重的依然是以内部研究为特点的文本分析。
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一些经典唐诗之外，顾彬在课堂上也选了一些不一定很典型，却很有意思的唐诗来予以阐释。套用后现代的说法，顾彬除了“捍卫经典”之外，也在不断以自己的阐释和审美“拓宽经典”（the opening-up of the canon）。《寒闺夜》并不是白居易的著名诗作，顾彬除了阐释每句诗的意义外，同时指出：“为什么故事是在夜里发生的？因为通常来讲，夜晚是属于女人的时间和空间，是与女人密不可分的。” （《第四讲》）
顾彬认为，“唯见长江天际流”是情景，是李白这首诗最重要的部分，它提出了一个哲学（也是神学）方面的问题——人跑到哪里去了？人还会在那儿吗？所以这首诗代表一种“缺席”哲学、一种“不在”哲学。顾彬接着解释道：“我为什么把这首诗与‘缺席’哲学联系起来呢？现代神学有一个奇怪的词语叫‘隐藏的上帝’，上帝可能就存在于这首诗中——我们看不到的并不一定不存在。在诗中，我们为什么觉得已经离开的孟浩然还在呢？因为我们在诗句中一直跟随着他。这句诗让我们知道，所有隐藏的东西也可能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眼睛不够使而已。”对于顾彬来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七言绝句的每一句，好像都充满哲学的韵味：“孤帆远影碧空尽”有道教的背景，可以与“隐藏的上帝”结合起来理解；“烟花三月下扬州”说明人生短暂，而人们恰恰不接受短暂的生命，而是追求永恒——这是德国18世纪末哲学和文学最大的问题——美只有在此刻才起作用，稍纵即逝（《第一讲》）。修辞学或文学性的预设（rhetorical or literary presupposition）是顾彬阐释唐诗的关键所在。其实在李白展开诗歌叙述和抒情之前，已经有前文本的存在，也就是说，在李白的诗句之前有许多先在的句子。对这些先在句子的重构是顾彬对唐诗进行哲学阐释的重要步骤。而这样的阐释，读者很少能在中国学者那里获得。
顾彬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探讨了九个主题，分别为：绪论、赤壁、无题、渴望、孤独、幸福、放松、懒惰、笑。他的出发点都是德国当代哲学或社会学。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唐朝诗歌提出来的问题，基本上都跟哲学有关系，都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第九讲》）顾彬认为，如果要了解唐朝诗歌的深度，必须从当代哲学出发，对唐诗进行研究。顾彬在对唐诗进行阐释时，引用了许多当代德国哲学家的最新著作，他运用这些新思想和新理论对唐诗进行了一种全新的阐释。
顾彬对唐诗的阐释，也可以视作一种“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只不过这两个发生互文关系的文本，既存在空间的距离，也有时间的距离。因此，我们可以将之看成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唐诗的意义永远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种完全的自我构成。只有通过古今、中外的“互读”（inter-reading），其意义才可能得以彰显。实际上，对包括唐诗在内的诗歌文本的阐释最终一定是一种互文性的解读。
三
王国维（1877～1927）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3]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很多的名篇流传至今，广为传诵，并且融入了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1901年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4]在解释这三个阶段时，他指出，第一个阶段自黄帝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是所谓的“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秦至清代乾隆末年，亦即以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Mission）访华为标志，“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世界之中国”则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5]套用梁启超的话语方式，我们可以说唐诗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中国之唐诗、亚洲之唐诗，直至今天的世界之唐诗。顾彬对唐诗的现代阐释，无疑已经到了世界之唐诗的发展阶段。
前些日子我和顾彬在韩国首尔共同参加了由韩国外国语大学主办的第十六届青年学者论坛，我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先秦哲学和唐诗对于东亚整体的意义。这些文本在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以不同的方式被阅读，因此对它们的理解也由于“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的过程而有所不同。正如古希腊哲学、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是欧洲文化的共同源头一样，“中国文化”尽管产生于中国，也绝不只属于中国。正因为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经典同样在东亚的其他地区被阅读，这些经典也具备了东亚意义。顾彬指出：“我认为可以用许多别的、更好的方法来了解中国，特别是唐朝诗歌。如果我可以从德国当代哲学的角度来谈唐朝诗歌，这就说明唐朝诗歌不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欧洲，它具有现实性，并没有过时。”（《第二讲》）因此，唐诗不仅是东亚人的共同文化遗产，也成了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正是像顾彬这样的海外汉学家对唐诗的阐释，才使唐诗具有了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意义。
从德国当代哲学来解读唐诗，是顾彬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的一门课程。顾彬在20世纪70年代跟随他的导师霍夫民（Alfred Hoffmann， 1911～1997）教授在波鸿鲁尔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1976）[6]；后来他的教授资格论文是《空山——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1985）[7]；在波恩大学担任教职期间，他主编了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并亲自完成了其中的《中国诗歌史》卷[8]，其中有关唐诗的部分，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当时我建议顾彬教授，可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一门有关唐诗解读的课程，以帮助学生形成一种基本的诠释学（Hermeneutik）的观点，从而破除所谓“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的偏执。顾彬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且将这门课也开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的弟子、现任职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吴娇女士，负责整理了《顾彬唐诗九讲》，在此之前，我的博士后王雷女士也整理了这个讲稿。但对比两个讲稿后我发现，尽管九次演讲的主题相同，但内容方面还是存在着诸多不同。我认为，同时将顾彬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演讲整理出版，是有意义的。
我们切不可忘记，除了汉学家之外，顾彬还有神学家、哲学家、诗人和翻译家的身份。这些身份具有互文性的双向作用，并在中西之间形成了一个话语空间，构成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这同时是一个吸收、批评和互动的过程。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1089～1163）说：“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9]我想，有了普觉禅师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唐诗和德国当代哲学的关系。
The Mutual Interpretation of Tang Poetry and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Li Xuetao
Abstract
German philosopher Wolfgang Kubin's lectures An Analysis of Tang Poetry are cre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Tang poems that find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ance with readers today with the hermeneutical approach.In this way these poems written more than 1000 years ago in the Tang China have attained contemporary value and world significance.
Keywords
Tang Poetry；Germa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German Sinology；Hermeneutics
[1]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史、中国学术史以及德国汉学研究史，邮箱：xuetaoLi2013@163.com。
[2]刘小枫为顾彬《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北京出版社，2017）所写的“序”的题目为《“误解”因“瞬时的理解”而称义》，见该书“序”之第1～12页。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页。
[4]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第11～12页。
[5]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夏晓虹、陆胤点校，商务印书馆，2014，第80～81页。
[6]Wolfgang Kubin，Das lyrische Werk des Tu Mu （803-852）.Versuch einer Deutung，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6.
[7]Wolfgang Kubin， Der durchsichtige Berg.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5 （=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39）.中文版为〔德〕W.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马树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8]Wolfgang Kubin， 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Bd.1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München： KG Saur Verlag， 2002.中文版为顾彬：《中国诗歌史： 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刁承俊译，李雪涛审校，载《中国文学史》（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9]雪峰蕴闻编《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载《大正新修大藏经》47-9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