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英布拉与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关系钩沉
薛晓涵[1]
摘要
科英布拉耶稣会学院是耶稣会教育的重地。在科英布拉学习或执教过的耶稣会士中，不乏日后大名鼎鼎、对天主教在华事业影响重大之人。名为“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评注”的系列文本是当时所有耶稣会学院解释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标准，也是明清之际若干汉译西学书籍的底本。这些书籍是入华耶稣会士与奉教士大夫在西学译介方面合作的典范。本文将运用相关中西文材料，对科英布拉与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的关系作一探讨。
关键词
科英布拉 耶稣会士 西学东渐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深受康熙帝信赖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 1645～1708）神父在一封写给他的“母校”科英布拉耶稣会学院的信件中提到康熙帝发布了“容教令”（Édito de Tolerância），同时表达了希望从欧洲特别是科英布拉耶稣会学院招募更多志愿进入中国开展传教事业的耶稣会士。这体现了徐日昇对由科英布拉培养出的耶稣会士推进海外传教事业能力的肯定。耶稣会士在去往“新世界”传播教义前均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与培训，科英布拉耶稣会学院则是耶稣会教育的重地。在科英布拉学习或执教过的耶稣会士中，不乏日后大名鼎鼎、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影响重大之人。名为“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评注”（“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Iesu”）的课程讲义是当时所有耶稣会学院解释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标准，也是《名理探》《寰有诠》等汉译西学书籍的底本。这些书籍是入华耶稣会士与奉教士大夫在西学译介方面合作的典范，更使得中国人由此初步接触到西方学术体系。目前，学术界对于耶稣会士至远东前所作的学术准备已有一些论述，但具体到作为耶稣会教育重镇的科英布拉在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上所发挥的作用，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本文将结合中西文相关材料对此加以探讨，重点对部分耶稣会士入华前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以及科英布拉的文本译介至中国的情况进行初步探索。
一
自1583年利玛窦来华至1773年耶稣会被教廷取缔，耶稣会在华活动近200年，其中康熙朝的情况尤堪注目。康熙年间的“西士风范”，是清廷在其历史记忆中对欧洲传教士的最佳印象。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葡萄牙籍神父徐日昇，因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而声名卓著。自1673年到达北京至1708年去世，徐日昇一直是康熙帝最信任的西洋传教士之一。另外，他在耶稣会组织内部也屡居要职，担任的职务如下：1688～1689年及1691～1692年任北京耶稣会学院院长，1687～1688年及1691～1692年任北京传教区巡阅使，1692～1695年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2]现存一封1692年7月20日徐日昇写给他的“母校”科英布拉耶稣会学院的信件，他在信中表达了希望从欧洲特别是科英布拉耶稣会学院招募更多志愿进入中国开展传教事业的耶稣会士。[3]
在这封信件中，徐日昇首先通报了“容教令”的发布，通报的对象是“葡萄牙教省”。这时距“容教令”发布已有约三个月的时间。一般来说，“容教令”被认为是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在当时，“已被译成多国文字”，“欧洲对这一重大事件均已知晓”。[4]当时，徐日昇认为已到达（天主教的）“中国的黄金世纪”。这一诏令的发布为招募更多欧洲传教士来华提供了可能，再度燃起了“有志青年”奔赴遥远东方传教的热情，甚至导致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教务过分乐观的态度，出现了中国皇帝即将皈依的传闻。这样的情况对于在华传教士而言无疑是可喜的。中国传教团经常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因而写信呼吁更多的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施展抱负，几乎成为耶稣会中国副省的一个传统。徐日昇的前辈、时任中国副省会长的南怀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就致力于为中国传教团招募传教士这一事业。[5]1678年8月15日在北京住院时，他在致欧洲耶稣会士的信函中，对中国副省人力资源的缺乏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中国幅员之大，如果比之于天主教的欧洲，则等于意大利罗马有教士一人，另一人在都灵，第三人在西班牙马德里，第四人在葡萄牙里斯本，第五人在法国巴黎，第六人在波尔多，第七人在奥地利维也纳，第八人在美因兹，第九人在我祖国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或安特卫普，余可以此类推。试问在如此众多的敌军包围之下，一个士兵能做什么？中国有多少都邑从未见过一个西洋人！可是耶稣会在欧洲有多少大学、公学，有多少优秀的、年富力强的、多年来同世俗及自身作战屡奏凯旋的、渴望能找到建树德业的新阵地的青年！我请他们瞭望敞开的中国许多省份，如果他们想望不朽的声名，请他们燃起热情……[6]
常常处于人力资源极度缺乏的窘境，也与欧洲耶稣会士对入华传教的一系列顾虑有一定关系。徐日昇在信件中对此进行了回应[7]：
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气候温和的地方适合身体羸弱的人，而身体强壮的人可以去一些气候条件略恶劣的地方。
南部各省对于身体弱的人来说是舒适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气候宜人，而且是因为那些省份的河面上有许多舒适的船只，教士们可以乘船去往南方的所有省份。北部各省适合身体健壮、愿意持续花费体力进行陆上旅行的人，那里的冬天比想象中更为寒冷，但夏天也是非常炎热的……
这是对中国自然环境的解释。当然，因学术精神闻名于世的耶稣会士更为关心的是来华将面对的人文环境及其所需要的教育基础。徐日昇说：
数学、天文学知识的欠缺也不应成为一个人来到中国的障碍，因为仅仅对于进入北京宫廷中的传教士们而言，这些知识才能派上用场。
我们葡萄牙教省亲爱的神子们，无须惧怕学习语言的困难，经验显示，以最快速度将汉语掌握得最为精通的人，总是葡萄牙人。
徐日昇在这里点明了两个重要关切：科学训练与语言能力。科学训练，从侧面反映出在入清以来的“宫廷传教士”传教过程中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徐日昇却重点表达了对于开展一般性教务活动的需求，亦即中国传教团在清初所需要的是使得耶稣会可以在宫廷以外的各地方拓展活动的大量神职人员，也就是说，徐日昇认为在此时的传教路线中传教士的规模是最重要的。这反映了身处宫廷的徐日昇对中国教务真实情况的了解，他深知“容教令”的脆弱性，认为亟须从传教士的数量上巩固天主教在华的根基。这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教务所发生的转向。徐日昇还提到有可能令欧洲人望而生畏的语言学习问题。他尤其试图吸引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一般认为，徐日昇在华期间始终表现出对于葡萄牙“东方保教权”（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的坚强捍卫，并出于此原因，与来华的法国“国王数学家”产生激烈冲突。诚然，这是一个事实，例如，几位法国“国王数学家”初入宫廷之时，康熙帝本打算全部留用，经徐日昇的恳请，仅留两人，其余三人则被派往外省。[8]在担任中国传教团长上期间，徐日昇常常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葡萄牙方面指责他没有立即驱逐法籍耶稣会士，法国人指责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9]在华耶稣会士的国籍本是被极其淡化的问题，捍卫葡萄牙“东方保教权”的耶稣会士中也有大量非葡籍人士。是法籍耶稣会士的到来赋予中国传教团民族主义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自利玛窦、罗明坚时代起，很长一段时间内，葡萄牙的“东方保教权”是整个中国传教团得以立足的基础。徐日昇的偏好不可仅仅归因于他的国籍，他也是出于对天主教在华事业的整体保全的考虑。
二
徐日昇的招募意图如此，那么，他将信件寄往科英布拉的动机又为何？事实上，耶稣会士在来华之前均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与培训，而科英布拉是耶稣会教育的重地，是世界上第一个耶稣会学院之所在。[10]
1584年，葡萄牙全国有耶稣会士504人，分布在十个住院中。对耶稣会的发展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皇室的恩惠。16世纪40年代，若昂三世帮助耶稣会士建立了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住院。随着耶稣会开始将牧道的精力集中在教育上，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捐赠，在整个王国开设了多个耶稣会学院。里斯本、布拉加、波尔图和丰沙尔的学院除了开设道德神学课程外，还开设了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法和修辞学课程，科英布拉和埃武拉的学院除上述课程外，还开设了更高水平的哲学与神学课程。由于只有科英布拉和埃武拉的学院有见习修士职位，自16世纪80年代起，葡萄牙的耶稣会士被要求参加这两个学院其中之一的课程学习。因此，科英布拉的耶稣会学院和埃武拉的圣灵学院成为耶稣会在葡萄牙最大的社区。之后，由于具有葡萄牙国王管辖下的“东方保教权”，这里亦成为许多其他国籍的耶稣会士在踏上东方的土地前进修的最后一站。耶稣会的上级对科英布拉学院持高度褒奖的态度，并经常向罗马教廷传递这种态度。[11]
在耶稣会学院中，最重要的是“人文课程”的学习。“人文课程”是一个以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主要内容的为期三年的课程，它包括对逻辑和形而上学的研究以及对“自然哲学”（亦即物理与天文）的研究。当时的 “人文课程” 的安排是：每天学习五小时，分为上午八点至十点半与下午两点至四点半两个时间段。[12]16世纪80年代，科英布拉的耶稣会士因其在哲学教学方面的专长而闻名于欧洲，并应耶稣会高层的要求，开始润色他们的讲稿以供出版。亚里士多德核心著作的校注工作是由佩德罗·达·丰塞卡（Pedro da Fonseca， 1528～1599）负责的一个团队完成的，这一系列文本被后世称为“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评注”，包括1592年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讲义》（8卷），1593年的《亚里士多德论天讲义》（4卷）、《亚里士多德天象论讲义》、《亚里士多德自然诸短篇讲义》、《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讲义》，1597年的《亚里士多德论生灭讲义》（2卷），1598年的《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讲义》（3卷），1606年的《亚里士多德辩证法讲义》。[13]这一系列文本，后被汇编为五巨册，成为所有耶稣会学院解释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标准。[14]“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评注”不仅仅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简单分析，也是加强希腊哲学与由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于13世纪提出的基督教思想之间联系的一次尝试。
作为拥有“东方保教权”的葡萄牙“学术之都”，科英布拉与中国可以说是有不解之缘的。欧洲最早印刷的汉字，出现在1570年耶稣会士在科英布拉出版的书信集中。[15]在科英布拉学习或执教过的耶稣会士中，不乏日后大名鼎鼎、对中国的天主教事业影响重大之人，例如利玛窦、班安德、南怀仁、郎世宁等。上文述及的徐日昇于1663年加入耶稣会后，在科英布拉度过了他的初学岁月。[16]他一定也研习过“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评注”系列文本。
“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评注”也是《名理探》《寰有诠》等汉译西学书籍的底本。“以学传教”[17]是明清之际耶稣会在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学术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信任的基础。康熙帝曾说：“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18]传教士通过译介并印刷出版书籍，增进了中国社会对他们的了解，树立起传教士学院精通中西文化的良好形象。其中就包括对“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评注”的译介。耶稣会士与奉教士大夫合作，将其中几种编译出版，主要有《灵言蠡勺》《修身西学》《寰有诠》《名理探》等。《灵言蠡勺》是《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讲义》的节译本， 由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修身西学》根据《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讲义》编译而成，署名为高一志。傅汎际和李之藻合作的成果有两种：《寰有诠》与《名理探》。《寰有诠》是《亚里士多德论天讲义》的译本，《名理探》则译自《亚里士多德辩证法讲义》；《寰有诠》前有李之藻序，《名理探》则无。此外，还有可能对“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评注”的内容有所参考的汉语书籍有：艾儒略的《性学粗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寰宇始末》，毕方济的《睡答》《画答》。这几种书籍是入华耶稣会士与奉教士大夫在西学译介方面合作的典范，更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由此初步接触到西方学术体系，对于中国知识界开眼看西方学术可谓开风气之先。
有趣的是，《寰有诠》与《名理探》的出版地杭州，作为我国明清之际特别是明末一段时期的天主教中心，不但是西学书籍的出版中心之一，也曾尝试发展与欧洲的耶稣会学院相似的机构。杭州住院屡次试办小型“公学”，甚至“初学院”，专为培养辅助教务的传教人员。郭居静、艾儒略、费奇观、伏若望、阳玛诺等传教士曾先后担任杭州初学院的指导或教师，教会史上有名的黄明沙修士就是在杭州公学攻读神学的。
正如高龙鞶所总结的：“中国传教事业的创始，得力于葡萄牙的保护，一百年间常得到葡萄牙的支持。”[19]麦安东曾回想起自己在科英布拉漫步时的感叹：“噢，我多么想成为中国人啊！”[20]科英布拉一方面毫无疑问是耶稣会的学术重镇；另一方面，无论从所培养的来华传教士来讲，还是从所编辑并远播至中国的学术著作来讲，都是明清之际异域文化来华进程中一座曾发挥关键作用的桥梁。
On Coimbra's Relations with the Jesuits in China of Ming and Qing Periods
Xue Xiaohan
Abstract
Coimbra Jesuit College was a focus of Jesuit education.Among the Jesuits who studied or teached in Coimbra， there were many who later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a.A series of texts called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Iesu” was the standard for all the Jesuit colleges to explain Aristotle's thinking at the time， and was also the basis for some Chinese versions of western learning books， which were example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Jesuits and Chinese literati 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This article will use relevant Chinese and western materials to discuss Coimbra's relations with the Jesuits in China of Ming and Qingperiods.
Keywords
Coimbra； Jesuits；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1]薛晓涵，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西交通史等，邮箱：gabrielax@126.com。
[2]A.K.Wardega，S.A.Vasconcelos，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as Pereira， SJ （1645-1708），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p.362.
[3]原件藏于葡萄牙国家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1356。
[4]〔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周士良译，（新北）辅大书坊，2013，第232页。
[5]〔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周士良译，（新北）辅大书坊，2013，第281页。
[6]〔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周士良译，（新北）辅大书坊，2013，第238页。
[7]徐日昇信件的内容为本文作者自译。
[8]〔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周士良译，（新北）辅大书坊，2013，第276页。
[9]A.K.Wardega， S.A.Vasconcelos，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as Pereira， SJ （1645-1708），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p.362.
[10]A.K.Wardega，S.A.Vasconcelos，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as Pereira， SJ （1645-1708），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p.367.
[11]L.M.Brockey，The Visitor： André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Press， 2014）， p.46.
[12]L.M.Brockey，The Visitor： André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Press， 2014），p.58.
[13]相关文本为：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octo libros Physicorum Aristotelis Stagyritae （Coimbra， A.Mariz， 1592）；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Iesu in quattuor libros De Coelo Aristotelis Stagiritae （Lisboa： S.Lopes， 1593）；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I.in libros Metereororum Aristotelis Stagiritae （Lisboa： S.Lopes， 1593）；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I.in libros Aristotelis qui Parva Naturalia appellantur （Lisboa： S.Lopes， 1593）； In libros Ethicorum Aristotelis ad Nicomachum aliquot Conimbricensis Cursus disputationes， in quibus praecipua quaedam Ethicae disciplinae capita continentur （Lisboa： S.Lopes， 1593）；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I.in duos libros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Aristotelis Stagiritae （Coimbra： A.Mariz， 1597）；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I.in tres libros De anima Aristotelis Stagiritae （Coimbra： A.Mariz， 1598）；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Coimbra： D.G.Loureiro， 1606）。
[14]L.M.Brockey，The Visitor： André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Press， 2014）， p.45.
[15]《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第111页。
[16]〔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第436页。
[17]“以学传教”与“以学证教”的概念可参考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中华书局，2013。
[18]Paul Rule，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5）， LXXVIII.
[19]〔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二册，周士良译，（新北）辅大书坊，2013，第27页。
[20]〔美〕柏理安：《东方之旅： 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毛瑞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