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文学时代的精神强者

李伯勇

一

真正的作家应该是精神的强者，但我们所接触的作家王运才，他有身体残疾，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选择并坚持创作，这部小说集《不死的树》就是有力的证明。因而精神强者于他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克服身体残疾所带来的种种局限，即直面生存和生活的挑战，顽强地创作，他的精神和艺术追求也就有着属于他的独特感受与独特视角，创作成了他确立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正途。他的创作，在赣南—我们时代的文学长廊中，是一个不怎么起眼却硬朗的存在。他以自己蕴藉的文学创作跻身已然远去的“文学时代”，后因生计而间断过，但文学梦不灭，又回到文学上来。作为文学同道和过来人，我油然生出敬意。

这部乡土小说集以20世纪80年代乡土变革“社会变革”精神蜕变为主要现实内容，其中诸多作品在省内外报刊上亮相，让我记起而且确认，80年代真是个“文学时代”，王运才脱颖而出，短短数年以文学抵达他的人生峰峦。

从宽泛意义来说，文学有高潮高峰也有洼地低谷，任何一个时代，对相关的作家，都可冠以“文学时代”，因为文学是人类的基本精神样式，家国不幸诗家幸，会有引领时代风骚的作家；但在更为具体、更为个人化的文学—精神活动上，我们这一拨文学弄潮者，从乡土出发，以自己亲历的乡土生活，受全国文学大潮的影响和推动，纷纷拿起笔来，描述我们的乡土，表达我们的情怀。创作主题（如“对民族心灵的发现与重铸”）有跟全国同步的一面，也有属于赣南独特的一面，这是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赣南水土也养育着我们这些赣南作家，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气秉的作家会有不同的思想发现和艺术表达。饶有意味的是，像我是20世纪40年代生人，而王运才是60年代生人，有20年鸿沟，可我们都受80年代文学大潮的裹挟，而且主题、语言、表现技巧近似（如应用现代文学技艺），文学起点却相近，可以说我们行进在那个风扬砥砺的“文学时代”，我们精神相遇。当那个文学年代远去，我们再次相遇。

这部作品烙下了王运才文学搏击的清健身影。

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王运才作品在《赣南文艺》、《赣江文学》、《赣南日报》副刊，外地的文艺报刊如《希望》《未来作家》《江西青年报》等发表（如他的小小说《筑坝》在江西省十四家报纸微型小说联合征文获奖），自然这些地方报刊都有个以文学大刊引领的全国文学的背景，都有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如此林林总总，赣南作家的创作也就构成了赣南的一个“文学时代”（赣南以前没有过的），王运才的创作是其中一个清健的乐章，他以精神强者出现在当代赣南文学的画廊中。

二

作为一个献身文学的作家，勤于写作固然显现精神的活力，但作品达到一定的思想艺术质量，更是检验其精神能力创作水平即精神强者的主要标准。身患残疾固然不幸，身心受创伤，社会活动受到局限，但强化了自己的“感觉”，强化了自己的“内视角”，而且化作创作的优势（古今中外有许多这种极端的例子）。这不但体现在现实世道人心的观察（世道炎凉寸心知），人深层情感的体验，景物人世兴衰的感受，人的命运的想象，生活理想的憧憬，还体现在他在创作中对人物情感命运的敏锐感知和表达（生活中感受和写作中感受是不同的）。王运才就这样一路走来，就这样吹响了人生行进曲。

他的文笔明快、细腻，语言敏锐、清新，富有层次和诗意。他是现实主义写作，对农村贫困艰难，以及乡人改变命运的努力，对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村生活转型的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有真切的描摹和批判，他的好些作品不啻为特殊时期南方农民的精神档案。他的一些小说如《不死的树》《迷失》《小村记着你》《筑坝》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油然记起自己的乡村岁月，记起已入逝川的旧时乡村和乡亲。

《不死的树》富有社会和精神内涵，是一篇让人回味的好作品。它有与时代相连的，既是全国也是赣南的“革命”脉络（宏观视野），更有革命和后革命浪潮中既红又白、白中有红、红中有白的“这一个”的发现与描写（个性化展现）。这部小说集可以让人联想起80年代全国文学的“反思”主题，更让人看到王运才的出手不凡—他的艺术切入点、艺术概括力和艺术雄心，以及对赣南乡土百年演变的深切感受。单从作品血火交加的动荡场景和血肉丰满的人物来看，谁能相信作者是残疾之身？这篇作品见证了作者“不坠青云之志”，也表明作者对苦瓜妹这一个人物的命运长系于心，不吐不快。苦瓜妹是赣南乡土的精灵，面对和承受命运，从不放弃希望。她的命运仿佛是个绝响，她的故事早被尘封，但她的热血心灵早已积淀在赣南人的家族史中。如果我们细心搜寻，不少父老乡亲（尤其女性）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苦瓜妹的影子。某种程度，苦瓜妹以悲剧的形式展示了赣南乡土的深层文化魅力。

苦瓜妹十一岁放牛。她相貌俏丽，进入青春期与心上人土狗哥以身相许，送他参加了红军。“红军偏偏迟到三个月”，是后来的追述，而她与土狗哥热恋是出于纯真的爱情，她也就一定终身。她十八岁做了地主彭贵生第九房姨太太，于她这个弱女子是不可抵抗的外力，厄运却从此开始。她听从父命，嫁给她不喜欢的人，成了彭贵生的一个炫耀、一个摆设，许多天生丽质的乡村妹子的这种命运其实寻常，称不上厄运；她一生改观，夹在“红”“白”交织的旋涡，如陈忠实《白鹿原》（20世纪90年代）说的，乡村就像一张翻来覆去折腾的鏊子，时事翻转，她总是倒霉。她不受煎熬谁受煎熬？红色风暴到革命胜利，她成了地主的小老婆，从此被一顶“黑色大帽”压得奄奄一息。可她坚强活下去，因为她身上“有了土狗哥的种”，这是一种自觉而不为人知的真诚，内心的希望有所附丽。土狗哥参加红军没再回来，他家没挂烈属牌，“因为没有人承认没有人知道”。更没人承认，苦瓜妹怀的是土狗哥的种。偏偏她生下的儿子像她自己而不像土狗哥。谁都认她是地主婆坏女人，谁都不会相信她儿子的亲爷是革命的土狗哥，谁都无视她与土狗哥曾经的炽烈相爱。几十年后“地富摘帽”，她又送孙子参军，她知道孙子是红军的后代，她内心一直坚认自己属于土狗哥。直到孙子在前线牺牲，她才得到一块烈属牌。作品最后写道：村子北端路口上，有一棵老樟树，老得不能再老，总是那么几片叶子，掉了又生，生了又掉，年年复年年，总是不死。那是一棵不死的树。所以，这样的忠诚与文化和人性有关，跟政治无关却每每被政治所误解。

在我看来，《不死的树》揭示的是忠诚—忠贞主题。虽然作品的主题趋向“忠诚等待”，作品内容展示了苦瓜妹诚挚却无言的等待，但流露的却是“忠贞”—对乡土忠贞的讴歌。可以设想，要是土狗哥活到革命胜利后，他会承认并保持对曾经的爱人苦瓜妹的那份感情吗？有许多赣南真实的例子为证，他们是退却，不敢直面的。但苦瓜妹选择了忠贞。所以，忠贞在许多时候无关政治而与人性有关。忠贞与乡土相连，与文化传统相连，与人类根性相连，最纯朴最火热最持恒，它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心灵，最锃亮地体现在乡土女人身上，也是广袤乡村迁延不绝的精神资源，它在酷烈的境遇中灿然生亮，在各类家庭都可以找到这样感人的例证。但是在黑白鲜明的时代，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嘉许的忠贞，忽略和无视弱势者身上的忠贞之光。被侮辱被损害的苦瓜妹却是忠贞精神的强者，她内心有着与大地相连的沉静的力量。《不死的树》以艺术的形式保留了赣南乡土这份珍贵的精神档案。

许多逝去的人（如土狗哥这样参加革命但又牺牲于无名），尤其是像苦瓜妹这样的人，她内心的苦楚、真实的感情向谁述说？谁相信她的述说？但是像她这类人，这种革命年代特有的生活现象精神现象，真实存在过，至今仍没得到合情合理的正视，而王运才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文学的形式迈出了“发现”的一步。与其说是编织赣南故事，不如说他凭着艺术良知记录了赣南大地有过的人事。这是乡土和生活的赋予，更是他的创造和贡献。平心而论，《不死的树》比赣南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思想艺术内涵及境界上更胜一筹，因为作者对准的是人、是情感，是对脚下土地的深情，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信念，而不是作品之外的功利性考量。

《不死的树》没有平铺直叙，采用了回闪、回忆、心理刻画的现代文学技巧，把艺术焦点始终对准命运跌宕中的苦瓜妹，浓缩了许多时代社会内容，但是，造成了在苦瓜妹所串连所辐射的时代生活书写得过于简略（只有具备相当乡村体验的人会理解苦瓜妹），在苦瓜妹性格命运、深层心理上把握不够，导致在主题的开掘上显得浅尝辄止，比如年老的苦瓜妹仍为得到一块烈属牌（这块是表彰孙子的）而内心激动。老年苦瓜妹已是“历史老人”，荣辱悲欢等闲看，还会渴盼一块烈属牌吗？所谓烈属牌，在作品里所起的只是“要个说法”作用而已。这也表明王运才创作方拉开阵势，但他也面临思想艺术修养的考验。

三

王运才写于1984年，改于2019年的《迷失》，以改革开放之初赣粤交界的乡村为背景，展示了农民陈爱金办爆竹厂最终失败，即农民迷失的故事。它是现实题材，对农村由人民公社转向市场的转型生活，对传统农民意愿、性格和局限的叙写是真实的。王运才所写的主题也是当年全国文学的一个主题。我下放农村12年，80年代初离开农村，可我还是经常下乡，“陈爱金”于我并不陌生。他穷怕了，一心致富，盼早日致富，他要成为生活的强者、村里的强者。家长气，坚忍，顽强，观念陈旧，不惜牺牲子女的感情（干涉子女的婚姻）和自由（不许家人看电影），没完没了的焦虑，作品突出他致富的紧迫即焦虑，他的传统治家方法频频受挫。陈爱金身上聚集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如当年乡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如与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关系，子女的婚恋，他在办厂所碰到的诸多问题更多转化为他跟子女的矛盾，他突破的最大障碍就是自己，他是自我迷失。

《迷失》触及了生活转型中农民的浮躁和焦虑。王运才写出了陈爱金“这一个”焦虑。应该说，虽然王运才在偏僻山乡，却敏锐地感知了时代和生活的深巨变化对农民的冲击。作品所细致展示的，其实就是陈爱金—一代农民的自我迷失。显然作者没意识到这一点。虽然花了不少笔墨写陈爱金子女的婚姻爱情（连接起好几个家庭），但我们从这个人物身上所能看到的广阔社会生活很有限，这就影响到主题的深化，影响到作品的艺术开掘。

如果说，《不死的树》《迷失》是作者有意或无意揭示健全的人精神的拥有与缺失，那么，《小河岸边柳枝新》则直面残障人的心理。“我”20岁，大学生，遇车祸而致残，心情变坏，一切看不顺眼，对美视而不见，无聊，郁闷，惆怅。这时一个文化不高的跛姑娘宋美丽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由厌恶而走近她，了解她，知道她病残而被男人抛弃，她却逆境奋起，在创造中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深受启发，奋起，投身创作，在刊物上发表了作品。“我”展示的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此作1986年初稿，2019年修改，大概是作者借此保留一份自我激励的精神自传吧。

《筑坝》是小小说，借“筑坝”—生活的一个横切面，邻里两家由冤家而尽释前嫌，青年一代归于友好。我以为，《筑坝》的闪光点不在“主题正确”，而是揭示乡村两家的结逆，起于两家上一辈的“旧账”。应该说这种现象在乡村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历史的阴影，人心的惰力，造成人与人、户与户互为封闭互为提防，而开放—追求好的生活、追求真善美是人心所向，必然要克服这些消极的东西。而《旧事拾趣》的《牛金牯》（鸡鸭看管员）、《日升嫂》（生产队年代的借粮故事）、《队长》（春耕季节生产队长招待拖拉机手的故事）让我们记起农村大集体年代的生活。当时代翻过一页又一页，这样的故事简直如同天方夜谭。只有文学才能定格这样的历史记忆，这部作品也就具备“精神档案”的价值。

四

我保存了20世纪80年代的《赣南文艺》《赣江文学》，有我和王运才的作品，原来我与他同耕赣南文学园地。不过我与他至今不相识。我从《后记》知道，1976年他得了场重病，在床上一躺数年，深受疾病折磨，是文学拯救了他。他的哥哥到别处借书给他看，一个乡邮员把还没送出的文学杂志借给他看（这也见证“文学时代”之说）。他于1982年学写小说，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80年代成了他文学的黄金年代。“80年代”给他以文学舞台，给他以精神力量，也给他自我证明的美好回忆。

如前所说，这部集子的大多作品是他在80年代写的，因而保留了他80年代的文学呼吸，对读者来说，保存了80年代的时代镜像和体温。虽然有的作品近年再修改，但我总觉得他思想艺术的进展有所淹滞。所以，即使修改，80年代那种生活和情感的温度、时代镜像即生活质感依然（这是好的），但新时代所催生的思想认知却没能在作品里呈现，如标明2019年2月修改的《迷失》，只是还原80年代乡村人心与生活，但没能从新的年代对乡村（虽建了许多新房但乡愁洇漫）“何以如此”作出自己的思考。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陈爱金的爆竹厂何在？他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在城里创业，还是在乡村办“农家乐”旅游餐馆？抑或成了被抛出正常生活的乡间闲人？乡村遍地开花的“农家乐，数十年乡村演变，对乡村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乡土作家，这是不可回避的。21世纪的作家应该有21世纪的目光，并在作品的修改中体现这样的目光。

当我得知他一度中断过写作，我也就释然，权当在聊一个文学话题吧。说白了，作家挣脱束缚，不但要挣脱有形的山乡束缚，也要挣脱无形的写作定型的束缚，这恐怕也是一茬乡土作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然而，对于一位有身体缺陷，又把文学当精神支柱的人，何况他抵达了一定的艺术境界，我们还能强求什么？有这部集子为证，他就是他所希望，也是我所认同的精神强者。缘由文学，他收获了爱情，妻子支持他写作，照顾他的生活。出书是一个作家的愿望，但对他，不但是人生的总结和纪念，告慰支持和帮助他的人—当包括他的家人，特别是妻子，而且体现他的精神力量！他在山乡，不妄自菲薄，坚持出书，就是精神力量的又一体现！于是我高兴地为这位精神强者的小说集写下这篇寄语。

2019年8月5日 江西上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