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王宏坤上将（1909—1993）

1、苦出身，做挂面小有名气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09年1月出生，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人，大将王树声堂弟。1927年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冀南等地区坚持发展抗日根据地，并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率部据守武汉，巩固后方，为支援红军主力南下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副司令员，为中国海军创建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8月在北京逝世。

自王宏坤记事起，家里的吃穿就是个大问题。由于家中人口多，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王宏坤的父亲常常是忍着病痛，一个人顶起两个人的活。自王宏坤出生后，父亲的脚上就生出毒疮，一直不见好。后来，他学会了砌匠手艺，农闲时，就常常外出包工，替人修河岸、堰堤、打房基等。每当王宏坤看到父亲手搬肩扛，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十分辛苦，心里非常难过。但父亲赚到的这些外快还远远不够家中生活的支出，便只有将家里的一间房子卖了。

到了王宏坤12岁时，他的父亲又开始学做挂面。当时什么家当都没有，父亲便从拜把兄弟那里赊来一头毛驴，用的磨是垸里白果树下废弃的古磨。为了做挂面生意，父子几人还在石槽冲河边搭起3间茅屋和1间瓦房。两间做饭、居住，两间放磨、做面、放牲口。王宏坤的父亲想通过做面来维持一家9口人的生计。王宏坤兄弟5人、父母、奶奶和二弟王宏胜的童养媳。王宏坤本有3个哥哥，都已夭折。

刚开始时，家中没有一个人会做挂面，便请了一个姓夏的师傅手把手地教。夏师傅后来积极参加黄麻起义，被敌人砍成了4块。由于驴子小，力气也小，王宏坤和二弟就常常一块在后面推。尽管挂面生意使王宏坤一家的生活有了好转，但还是难以维持。为减轻家中负担，二弟王宏胜去当了电话兵。那时他还很小，只去了一年就跑了回来。兄弟3人（王宏坤、王宏胜、王宏应）后来就都去给地主放牛了。王宏坤放的是一头大黑公牛，性子很急、很暴躁。那时不懂事，王宏坤总怕牛会不听话跑了，便将牛绳系在腰间。结果牛发了脾气，拉起王宏坤拖了好远，还让他摔了几个跟头，最后还掉进了河里，额上撞出个大窟窿，流了不少血，落下了疤痕。稍大一点后，王宏坤就常去给人打短工，帮人插秧薅秧、帮王树声家挑运豌豆、打柴火等等。

全家人一年到头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却还是感觉捉襟见肘。家里还不断有人生病，生意也每况愈下，艰难维持。王宏坤的父亲为此愁眉不展，特别是到了旧历年关，身上的压力更大，讨债的人坐在家中不走。望着一家人只能空着肚子辞旧迎新，他只有低着头在一边唉声叹气。

渐渐地，王宏坤长大了，力气也见长，便开始帮着父亲做挂面。过去父亲做挂面时，他就留了心，因而动了几次手后，效果还不错。这样，王宏坤就和父亲配合，一个在家做面，另一个就沿村串户地去叫卖。1年后，他做的挂面就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可有一年大旱，收上来的麦子颗粒都不饱满，用这种麦子做挂面很困难，即使做出来，颜色是红的，味道也差了很多。于是王宏坤动起了脑子：每次磨面他都少磨一次，并将麦子尽量浸泡久一点。果然，这样做出来的面，得到了村里人的一致认可。后来，连一些富人们，也专门来请王宏坤做挂面。他们要的数量多，可又要求能放过夏天，这可难住了王宏坤。可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那时的他也是乱闯一番，想了个法子——在面上打少许梓。果然做出的面放过夏天后仍然完好如初。

谁知好景不长，王宏坤家的日子总算过得有些起色了的时候，村里竟然流行起了天花，王宏坤也染上了，连续高烧了好几天，一家人急得没了主意。面做不成了，又扯起债来。恰恰在这时，他家租种的3斗田地竟闹起了卷叶虫。眼看着即将含苞的稻子一块接一块地死掉，王宏坤的父亲心急如焚。看着父亲为一家人今后的日子担忧可又无能为力的样子，王宏坤很是心疼。他瞄准了个空，强支着身子，找来一架篦子，下田去了。当时的太阳刚露脸，田地里的水还很凉，王宏坤身上的烧又还未退，他硬挺着将3斗田篦了一遍。卷叶虫是都给篦了，稻子也保住了，可王宏坤却烧得更厉害了。

后来父亲为王宏坤请来一位老中医，用猪肺炖红糖，每天夜里喝两碗。病情虽然是有所缓解，可这病却拖了很长时间，直到王宏坤又染上了一次伤寒，病得十分沉重，甚至连头发都掉光了，高高的个子也缩了不少。王宏坤的病在焦心的煎熬中拖了很久，才渐渐有了起色，在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他又开始做面了。

有一次年关将近，村里有一位叔叔结婚办喜事，大伙儿聚在一起很热闹，来了兴致就打起了牌。他们3缺1，便强拉着王宏坤做了搭子。刚好此时，王宏坤的父亲有事找他，七转八转，竟发现他在打牌，大发雷霆，把王宏坤拖回家就暴打了一顿。父亲发起脾气来还是很凶的，用楠竹棍、铁火钳，甚至使用扁担抽打。王宏坤也是横了心，不仅不哭，连吭也不吭一声。挨了打的他后来3天3夜都起不来床。王宏坤的父亲为人向来耿直，一生对摸牌赌博等农村的不良习气从不沾边，他只是不希望儿子学坏。可王宏坤脾气很倔，为这事，他竟然“罢工”不做面了。开始几天他是什么也不干，后来便每天扛着挖锄上山挖树蔸子。眼看家里又要断炊了，可无论是妈妈还是奶奶来劝王宏坤，他都不“买账”。后来看着父亲整天唉声叹气，不停地拿着烟杆抽旱烟，人也又消瘦了许多，才终于重操起了“旧业”。（据《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王宏坤/文）

2、为当兵，破赌局乔装寻党

1928年，正月初四，他被迫离开了家乡。积极投身大革命浪潮中的农民运动并参加1927年麻城“九月暴动”和著名的11月“黄麻起义”。他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敌人抄了他的家并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四处张榜缉拿他和他的父亲。在几次躲过敌人的搜捕后，他和农民义勇队的伙伴20人避到了武汉。

兵荒马乱之时，找工作的希望落空，一块招兵牌结束了他们在街头的彷徨。王宏坤说道：“当兵去吧，学点武艺将来再为穷人打天下！”就这样，他们“隐身”进了一支桂系杂牌队伍。

不久，黄麻又闹起革命的消息悄悄传来，他激动不已，暗中准备逃走。

王宏坤上了赌桌。一次，他看到两个地主与几个士兵玩赌，他听到掷下去的骰子声音不对，知道那磁做的东西有假，便上了赌桌。他技高一筹，几圈下来，地主把预备买武器的钱输得精光，急得号啕大哭。这一夜王宏坤赢了100多块大洋。当别的军官、士兵用赢来的钱吃喝玩乐时，他已悄悄买布做了便衣，随时穿在身上，只等机会来临，脱下外面的军装就可开溜。

鬼使神差，一天他到庙里抽了一签，和尚解释道：“你想回家。”这不禁使他大吃一惊。此后，他的言行便更加小心谨慎。而和尚的另一句话“你将来要当官”，却是他当时做梦都不相信的。

当他随队伍到了离汉口只有五六十里路的蔡甸时，他开始行动了。

夜里3点下哨后，他与班里的几个弟兄告别，攀上了屋顶的木格子。不料用力过猛，木格子“咔嚓”一声折断了，传来了哨兵的喝问。班长随口应答：“王东高。”为他打着掩护。他乘机迅速钻了出去，一口气穿过一个大藕塘，顺着一片菜地爬上了山坡，消夫在茫茫夜幕之中。

1928年7月，第7军进驻柴山保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

吴光浩为军长兼师长，军党代表戴克敏，军参谋长曹学楷。31师下辖5个大队，第1大队（对外称91团），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第2大队（对外称92团），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青，第3大队（对外称93团），队长徐其虚，党代表吴光筹，第4大队（对外称94团），队长程昭续，党代表江子芡，第5大队（后成立），队长徐海东。

王树声担任党代表的第1大队长。大队虽然对外号称91团，实际上却只有31人。但是，王树声很快就“扩充”了部队。有趣的是，他的这次扩充只是使1大队增加了1个人！此人就是比王树声小4岁的堂弟王宏坤。

黄麻起义失败后，王树声率领鄂东军一部上山打游击了。而参加义勇队的王宏坤却没能跟上堂哥去。在老家，他被地主武装追捕。谁知王宏坤也是一个血气汉子，一怒之下，邀集了20多名义勇队队员，南下武汉。随后，几十个人为了学一点武艺，将来再为穷人打天下，参加了桂系白崇禧的杂牌军队。

王宏坤脱掉军装，开了小差回了老家，寻找堂哥。然而，王树声等人躲在茫茫大山，方圆几百里都是深山老林，他到哪里去找五哥呢？

于是，他扮作讨米要饭的，四处打听。可是，他这么年纪轻轻的，讨米要饭而不在家种田，很快就引起了民团的注意，他几次去木兰山，都在路上被民团拦住打一顿，被撵回来了。为了寻找红军，他只好买了一身衣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做买卖的小财主，这一下一路畅通，并且到达了木兰山。结果，在观音沟附近，他却正好撞在1大队战士们的枪口上。战士们见他一身绸子衣衫，又鬼头鬼脑的，把他当成一个“来搞侦察的小土豪”抓了起来，战士们对刺探情报的人很憎恨，对他这个“小土豪”又是打又是骂，还差点把这身新衣裳“剥了皮”。

这时王宏坤才19岁，又是喊又是叫。结果，党代表王树声听到了声音，他一见战士们扭着自己的堂弟过来，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忙问：“这不是宏坤吗？是怎么回事？”

王宏坤马上说：“大水冲了龙王庙，我是来找党和你的！”

战士们一看王树声认识“小土豪”，有些吃惊，听到他是来找党的，又是义勇队的，赶快松绑。

就这样，王宏坤两次“化装”找党，终于如愿以偿，成为1大队的第32名战士。

他随队出发攻打重镇福田河。红军消灭民团一部，缴获7支步枪。撤出战斗时，王宏坤主动请求断后，与另一战友阻击敌人，两人先后负伤。额头中弹、血流满面的王宏坤，背着膝盖骨被扫穿的战友边打边撤，表现得异常勇敢顽强。

战后，他当了班长，一年之后升为排长，秋天又成为连长。（据《中国当代将军风采》、《十大王牌军》中共党史出版社陈冠任/文）

3、救人命，峰火硝烟战友情

1931年5月，王宏坤升任红4军第10师30团团长。11月7日，由红4军、红25军组建的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共歼敌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3次“围剿”，也由此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而就在红四方面军征战途中，王宏坤还做了一回刮骨疗伤的“当代关云长”。

1932年11月初，红四方面军进驻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宿营。已升任红4军第10师师长的王宏坤此时却发起了高烧。王宏坤知道这是伤口里的弹片在作怪，于是他要求立即动手术。可医务主任周吉安却告诉他没有麻药了，王宏坤说：

“没有麻药咋了？关云长忍痛刮骨，我也能忍！”他先让警卫员找来一瓶烧酒用来消毒，便命令周吉安立即动刀。

周吉安知道王宏坤的脾气，只得动手切开了伤口。他发现，那弹片竟已嵌在了王宏坤的骨头里，用镊子夹不出来，用钳子也拔不下来。周吉安急得满头是汗。王宏坤也痛得咬破了嘴唇却仍是一声未吭。最后，他派人找来锉刀，锉开骨头才终于取出了弹片。手术后，王宏坤昏迷过去。等醒来，他即吊着胳臂，带着参谋和警卫员又到处巡视了。

1931年，中共党内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就在这次运动中，在张国焘的“屠刀”下，王宏坤救出不少红军干部。

“肃反”运动开始后，一日，王宏坤到红4军第30团检查防御，却找不到连长郑国仲和孔庆德；到第29团，却找不到连长杨秀坤；连第28团写标语的“小秀才”王政柱也“失踪”了。王宏坤立即四处追查这些人的下落，经过连续几天的查询，终于要回一些人，其中包括已经被装进麻袋准备枪毙的郑国仲。被救的这些人，后来多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1934年4月到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北部地区粉碎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围攻的作战）期间，王宏坤针对第一线防御部队伤亡大、兵员又严重不足的情况，通过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把总部“劳改队”要到了手。“劳改队”有400余人，大部分是在“肃反”中被抓起来的干部。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受了冤屈，关押期间也吃了不少苦。王宏坤把他们集中在余家坪大庙前的操场上，当面宣布：“你们都是革命的，都是好同志！……”话还没有讲完，全场已是一片哭声。后来，经王宏坤和军里领导商量，他们根据“劳改队”个人的经历和能力，分别安排他们担任了营、连、排的领导职务。在以后的作战中，这些人表现都很出色，极大地增强了红4军的战斗能力。

1936年，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称西路军。由于西路军西征所经过的多是人烟稀少、缺水、缺粮的地区，无法建立根据地。因而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作战，西路军虽歼敌2万人，但自身的伤亡也极大，终因弹尽粮绝，陷入了绝境。2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红4军、红31军等4个军组成援西军，支援西路军。可援西军日夜兼程，于3月中旬到达镇原、平凉地区时，西路军已经失败。当援西军总部在召开干部大会宣告这一消息时，王宏坤悲痛欲绝。事后，每每看到死里逃生的西路军归来人员，王宏坤总是情绪激动、悲愤难平。（据《党史博采》何立波/文）

4、王宏坤为陈赓筹医疗费竟被冒领

1932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正在上海秘密治伤的陈赓避开敌人的耳目，走进鲁迅的寓所。陈赓与鲁迅一番长谈竟至深夜，鲁迅决定写一部描写红军艰苦作战的小说。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囚，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一个遗憾，但当时鲁迅确为陈赓讲述的他那些鄂豫皖红军战友的故事所打动。就在这次谈话中，陈赓提到了一个可称为“泥腿子将军”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王宏坤。

陈赓是如何认识王宏坤的呢？

原来当年陈赓赴沪治伤，正是王宏坤给准备的经费，其中还出了个不小的岔儿。王宏坤给后勤部长打电话时，一徐姓参谋窃得消息，然后冒领携款逃跑。所幸，此人不知经费用途。再由王宏坤备款后，陈赓安全上路。当时，王宏坤是鄂豫皖红军十师师长，陈赓是十二师师长。

（据《中国当代将军风采》中共党史出版社）

5、忆征战，咸阳桥上险过关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这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以便通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于是，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上前线。王宏坤也被派往华北129师。

临行前，邓小平找到王宏坤，希望由王宏坤领队，带领其他干部赶赴前线。邓小平给了王宏坤一笔经费路上用，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侦察参谋谢正浩（解放后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

这批上前线的有不少都是高级干部，如王树声、李先念、王建安、朱德崇等，也有一些女同志。一部分是要前往华中、一部分前往华北，共分为10辆卡车。由于沿途是要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区域，让王宏坤带队正是考虑到他曾是蒋介石亲授的国民革命军385旅的旅长，用来对付国民党还是起一定作用的。

天刚亮，王宏坤一行就分批乘上那10辆已残旧不堪、开起来都很勉强的大卡车出发了。下午，一行人总算是摇摇晃晃地到了洛川，前面就是国统区了。为了防备蒋军刁难，大家开了个会，作了布置，统一口径，就说是385旅的，每人编得一个姓名，分别为某团某营某连某职务，以谢正浩充任旅长王宏坤的副官。

次日上午，车到了咸阳桥边，果然被卡住了。王宏坤和谢正浩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国民党宪兵就在下面吼叫呵斥。王宏坤见后面的卡车还没跟上，怕国民党会找茬。扣住他们，特别是担心李先念和他们带的电台和译电员出问题，于是对谢正浩交代说，你下去，拖住他们，他们要上车检查，就让他们上来。于是谢正浩下了车。

王宏坤坐在车里抽着烟，一言不发。宪兵要上车，谢正浩开始装作不愿意，后来又放他们上来了。由于车上全是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七君子等人的书及宣传学习的材料，宪兵说有问题，吵吵嚷嚷的。不一会儿，王宏坤发现后面的9辆车已经跟上来了，心里一松。正在这时，一个宪兵问谢正浩，你385旅有多少人、多少枪？王宏坤一下抓住这个借口，跳下车，大声质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你们的职责是什么？你有什么权力问我385旅有多少人、多少枪？”

他们一见王宏坤发火，就问谢正浩这是什么人。谢正浩说是我们旅长。那宪兵开始有点紧张了。只听王宏坤又继续斥责道：“我们部队在前方抗战，你查我们多少人多少枪，要干什么？谁派你们这样干的？谁给你们的任务？”

他们一看是少将旅长，同时话柄也被捏住了，慌了神，都老实了。连连说，长官，我们错了，一个个服服帖帖的。看情景，王宏坤严正地对他们说：“我这10辆车，今天到西安，路上少1辆车，少1个人，我找你们算账！”宪兵们连连说：“是，长官！”王宏坤向谢正浩一招手：上车——走！

宪兵们再也不敢阻拦，只得让他们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咸阳桥，开进了西安城。（据《再忆征战生涯》人民出版社王宏坤/文）

6、求“降职”，总说自己难胜任

1937年，中央拟定王宏坤去鄂豫边组建新四军五师，由他任师长。王宏坤对自己进行全面分析，感到自己文化水平低，要独立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实在困难。他向康生提出，还是回一二九师当我的三八五旅旅长好，不能让我影响了革命工作。并求康生向主席求情，康生答应试试看。几天后，王宏坤接到中央通知，毛主席批准他的要求，另派李先念去了鄂豫边组建新四军五师。

1949年7月，已担任了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王宏坤，与省委书记兼省主席李先念合作得很好。1950年4月，王宏坤接到命令，调他任海军副司令员，一下子提了一大格，要他速到北京任职。王宏坤发呆了：海军是新兵种，高科技、现代化装备的部队，指挥官的水平要求高，自己的水平能胜任吗？他求李先念向毛主席申请降级，李先念劝他还是去上任，不要让主席为这点小事操心，边学边干，能胜任的。

王宏坤去北京上任后，又暗中让人向毛主席提出，他当不好海军副司令，下基层干什么都行。毛主席在一个有王宏坤在场的会上特意说，不少同志觉得适应不了革命需要，难以胜任工作，我就不明白难道这些人还不想法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军队，让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来笑话我们无用吗？边学边干，干要干好，任何人不是万能的，都是干中学来的。王宏坤听了很受教育，他安心在海军工作了。（据《档案时空》）

7、求深造，主席两写推荐信

从小没进过学堂的王宏坤，第一次走进学府的大门还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头。

那时，王宏坤率三八五旅驻守陇东庆阳，任务重大而艰巨。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之初的人民军队，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军队训练、筹粮筹款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于是他专程去了一趟延安。“哦，你就是王宏坤同志？！”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迅即感到这位领袖的热情与亲切。

当时，他遇到一个难题，三八五旅招了1000多名新兵，却因此超支200块钱。现在看来不当回事的小钱，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以至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军委供给部长叶季壮都无法作主。听了他的汇报，主席说了句“可以嘛”，当即给叶季壮写了一张条子。王宏坤没想到这种难题主席解决得如此果断痛快。

汇报了三八五旅想派500名干部来延安学习后，王宏坤忍不住开口说：“主席，我也想学习。”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也想学习？”接着爽快地说：“你来吧，把那边的工作安排好。”当他再一次来到延安时，毛泽东亲自为他写了去红军大学的推荐信。由于是插班，只一个月便结业了。他又找到主席，主席说了一句“好嘛”，就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党校。在党校，他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而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他感到既新鲜又生动。这里的一切使他深受教育，终身受益。（据《中国当代将军风采》中共党史出版社）

8、“文革”中，是非成败转头空

1965年11月，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人，1964年提出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的主张，遭到时任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抵制，因而对他怀恨在心的秘书通知李作鹏（1914—2009，江西吉安人，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党委副书记，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要海军提供总参谋长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的问题材料。于是李作鹏找到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等商量，共同起草整理了一份材料，指控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阴谋”，“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等。王宏坤在材料上签了字。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海军的这份材料成为揭发批判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的“炮弹”之一。1966年3月，王宏坤被任命为海军第二政治委员。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批判罗瑞卿的一系列“罪行”。

27日，海军党委开会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会上，又有人把矛头指向了萧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时任海军司令员）和苏振华（1912—1979，湖南平江人，时任海军政治委员）。会议简报点名萧劲光、苏振华与罗瑞卿有关系，不能领导会议，要由王宏坤代为领导，而王宏坤又提出由因病缺席的李作鹏来领导会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7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军的问题。他在会议上明确指出：“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叶剑英在有海军常委列席的军委常委会议上也严厉责问：“萧、苏罢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这意味着什么呢？”此后，会议对李作鹏、王宏坤等人的问题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8月13日，林彪指示叶剑英，海军的会议应立即“停战收兵”。随后，林彪视察海军机关，观看大字报，表示了对李作鹏、王宏坤等人的支持。1967年1月9日，海军机关在北京西苑旅社召开行政17级以上干部会议，萧劲光受命宣布了林彪1966年8月13日对海军党委常委评价的部分内容，即“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旗帜鲜明。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林彪的指示一公布，王宏坤即成为了“革命左派”的领导干部。1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王宏坤为领导小组成员。

7月，林彪发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令，把总政治部机关推向了灾难。1968年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指定王宏坤任军管组组长。11月，王宏坤带领军管组进驻总政机关。“文革”期间，在林彪、江青及军委办事组的直接操纵下，总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有数百人被审查，其中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95%以上的干部被赶出了总政，分散处理到全国各省区和部队单位。1969年4月，王宏坤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王宏坤参与主持了中共海军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海军党委四届一次会议，任海军党委第三书记。

1970年8月，王宏坤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鼓吹“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陈伯达展开了揭发批判，李作鹏等也受到严厉批评。王宏坤开始与林彪和李作鹏等保持距离。1971年“9·13事件”后，李作鹏被停职审查。王宏坤在揭发批判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林彪盲目崇拜和迷信。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抢权、夺权、专权的罪恶活动中利用了我……我犯有严重错误。”1972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王宏坤任海军党委第二书记。1973年8月，王宏坤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5年5月8日，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根据个人追忆，向海军党委常委传达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对海军的指示：“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王宏坤参加了学习讨论，并积极参与研究制订海军建设发展规划的具体工作。7月至8月，王宏坤参与领导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研究制订了海军压缩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和安排超编干部等实施方案。8月30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军委调整海军领导班子配备，萧劲光为司令员，苏振华为第一政治委员，王宏坤为第二政治委员。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党全军全国迅速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随后又把揭批“四人帮”和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结合起来。1977年6月，海军党委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海军范围内对王宏坤等进行点名揭发批判。10月，中共中央军委免去王宏坤海军第二政治委员职务。1983年4月，海军党委上报了《关于王宏坤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及处理意见》：“建议给予撤销党内外的职务，行政上由五级降为七级或六级的处分，按大军区副职或正兵团职待遇离休。”1984年4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纪委下达《关于王宏坤同志所犯错误审查结论和党纪处分的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关于王宏坤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决定给予王宏坤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8日，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王宏坤行政处分和离休的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给予海军原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行政撤职，由行政五级降为行政六级的处分。按正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

9、红色家族兄弟将军

1955年国庆节前夕，原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与此同时，王树声堂弟王宏坤也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泱泱大国，猎猎军威。越过王氏兄弟肩章上7颗将星的夺目光环，追寻他们从大山深处升起的轨迹，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仅是血火硝烟，战骥嘶鸣……王家是四五百年前从江西迁徙到这大别山深处的。王树声与王宏坤是共曾祖的弟兄。王树声出生于1905年5月26日，王宏坤比他小4岁。当大革命来临时，这个家族人人参战，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充满了献身精神，在鄂豫皖革命斗争史上演出了一幕幕英勇的篇章。

1926年金秋，当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大别山深处的乘马岗也活跃起来。出身小康之家、此时已成为共产党员的乘马岗小学校长王树声一马当先，组织农会。1927年春夏间，王氏兄弟并肩参加了麻城农民武装反击地主红枪会的数十次战斗。

“七·一五”政变后，反动派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王家人毫不气馁，高举大刀长矛，跟随王树声参加了“九月秋收暴动”和“黄麻农民起义”。“黄麻起义”被镇压后，大堂兄王宏文（又名王幼安）刑场就义；王宏学、王宏恕跟随鄂东军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22岁的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农协组织部长王树声带领一支小分队转入地下打游击；18岁的王宏坤也随自己的农民义勇队转入深山老林。地主还乡团直扑石槽冲、项家冲，将王家房屋烧得一干二净，并将王树声14岁的幼弟吊打致残。

半年后，王树声带领一支红军主力打回乘马岗，掀起“二次暴动”，开始了创建鄂豫边根据地的伟大斗争。王家男女老幼齐上阵，有50多人先后参加红军，200余人参加苏维埃运动，革命队伍中走着王氏家族“泽”字辈、“宏”字辈、“恩”字辈三代人。当时的红31师只有120多人，王家人及其亲戚就占了五分之一以上。

在鄂豫皖红军中，王树声是老资格，建军初期即是主要领导人之一。随着红军的成长壮大，4年时间，由游击队长，到红军大队长、团长、师长。王宏坤从副班长干起，在以庄稼汉为主要成分的红军队伍中脱颖而出，提升极快。至1932年3月升任师长，与老资格的“同志哥”王树声平起平坐。兄弟二人成为徐向前麾下的得力战将。

十年土地革命，王家子弟一个接一个地战死沙场。王宏坤一房六兄弟中，就有4人战死，他的妻子付明恕，也牺牲于第五次反“围剿”战场。王树声家嫡系兄弟姊妹13人参加革命，到他带领红军健儿离开鄂豫皖时，只剩下孤身一人。

红四方面军4个主力师离开大别山，西征转战三千里。4个师长中，就有王树声、王宏坤两兄弟。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王树声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宏坤升任红4军军长。

西路军全军覆没，王树声九死一生，讨饭回到河东部队。

西路军失败，王树声赴延安请罪。毛泽东热情地接他到家中吃饭洗尘，并明确地说：西路军失败，你是没有责任的，你回来就是胜利。还亲笔写信，介绍他到抗大第三期学习。

王家两兄弟的红军生涯，就是一部浓缩的红四方面军史诗。

1938年10月，王树声、王宏坤结束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同车离开延安，并肩走上抗日前线。王树声留在太行山，担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则到河北南部，组建冀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王宏坤参与领导冀南抗战6年，总结平原反扫荡经验为，机动灵活，闪转腾挪，游击作战，小敲小打。主要战法：袭击、伏击、截击、骚扰。

抗战胜利，内战再起。争邦为的是兴邦。

1945年8月中旬，中央批准王宏坤到延安治病。15日下午，听到日本投降的喜讯，王宏坤立即精神大振，病也好像好了一大半，延安不去了，留下来打仗。紧接着，八路军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

1947年夏秋间，人民解放战争的狂飙再一次指向鄂豫皖地区。

毛泽东挥手发号令：“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达大别山。9月1日，王宏坤在冀南负责将留守的军区地方武装部队改组为第10纵队，并兼任司令员。10月14日，王宏坤率10纵1.9万人和刘邓大军伤愈归队的指战员1.2万人、支前民工6000人，干部大队2000人，还有驮满弹药物资、金银钱币的1000匹骡子，浩浩荡荡，南下支援大别山。正在晋冀鲁豫军区医院养病的王树声，闻讯急忙提前出院，请缨出战，获批准，参加干部大队，随10纵南进大别山。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整整15年，枪林弹雨，血海尸山，南征北战，梦中家园。回家了！王树声、王宏坤两兄弟并肩连辔，回到大别山。

11月29日，10纵在光山县南面的何畈地区与陈再道率领的2纵胜利会师。王树声被任命为鄂豫军区司令员。

12月3日，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派人买下两口猪，请10纵的团以上干部聚餐。不料刚拿起筷子吃饭，枪声骤响，国民党军23个旅开始重点围剿大别山。敌情紧急，2纵当天向东开进。王宏坤奉命率10纵连夜冒雨出发，西越平汉路，开辟桐柏根据地。王宏坤兼任桐柏军区司令员。16日，10纵奔袭桐柏县城，首战告捷。

1948年1月15日，王宏坤指挥邓县战役，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个保安团96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为巩固、扩大桐柏解放区奠定了基础，并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反“围攻”斗争。

2月下旬，刘邓大军主力转移到淮河以北地区，王树声率少量鄂豫军区部队独立坚持大别山。面对国民党军20多个旅及反动地方武装“小保队”的疯狂“扫荡”和“清剿”，王树声率领军区所属各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至1948年6月，终于扭转被动局面，展开反攻。10月8日，王树声带领部队在相隔17年后，再一次攻克新集城，改名新县。

1948年5月，王宏坤率部参加宛西、宛东战役。

7月，由王宏坤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中原军区所属桐柏、陕南军区部队，发起襄樊战役，运用“猛虎掏心”战术，迅速破敌，攻克樊城、襄阳两城，歼国民党军2.1万余人，活捉敌中将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祺，切断了华中、西北国民党军的联系。

1948年全年，王树声率鄂豫军区部队共计歼敌9941人。至1949年1月底，解放新县、固始、光山、商城、金寨、黄安、礼山、潢川、霍邱9座县城，鄂豫皖广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至此，大别山解放区，由插入国统区心脏的一把钢刀，变成迎接与支援大军渡江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3月1日，桐柏军区奉命撤销，组建华中军区第58军，王宏坤任军长。王宏坤兼任桐柏军区司令员一年半时间，指挥了邓县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襄樊战役等数百次大小战斗，共歼敌4万余人。解放了桐柏地区全境，帮助地方建立了25个县级政权，部队也由1.8万人发展到4万余人。

3月11日，王树声派张体学带领新组建的鄂豫军区独立师，自商城南下，一举解放麻城。

1948年4月，中原局准备调王树声到广西军区任副司令员，王树声说：“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是从那里开始闹革命的，大别山的人民哺育了我，哺育了红军，许多战友和亲人倒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大别山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这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现在全国大部分解放了，可大别山的父老乡亲们还在那里受苦受难，我心里疼啊！我只有回到他们身边，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剿灭土匪，使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才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此，我到大别山不为别的，只为‘还账’！”

5月20日，江汉军区、鄂豫军区一部、原桐柏军区一部合并，正式成立湖北军区。王树声、王宏坤两兄弟并列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1950年4月，毛泽东主席发令，王宏坤调任海军副司令员。王树声升任湖北军区司令员。

1951年8月，王树声带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回到乘马岗，走村串户，慰问曾经为苏维埃流血流汗的父老乡亲。

1954年，王树声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3月14日，中央军委任命王树声为总军械部部长。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作正规化、现代化的奠基人之一。

1955年9月23日，王宏坤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是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64年冬，王树声带着全家人回到家乡。他逐门逐户地了解情况，找村干部座谈，研究开展苏区生产，发展老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的办法。他和夫人杨炬走在出生地项家冲垸坎坎坷坷的小路上，走一路叹息一路。那天项家冲天空雾蒙蒙，垸里冷清清，房屋破乱乱，乡亲脸上有菜色。王树声沉重地对杨炬说：“我们村在我参加革命之初有400多户，王姓也有50多户，到现在绝户近三百，家中跟我闹革命的上十人，也只剩下我一个。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乡亲还是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心中常恨旧社会，也痛这样的浮夸风！我身上欠了乡亲的债，今生今世还不完！”在一个村子里，当王树声了解到3年自然灾害期间村里饿死了人，村长虚报粮食生产产量时，气得对村长大喝一声：你要是在我手下干虚报战绩，我一枪崩了你！接下来，他又长叹一声：这也不能全怪你，但你对这个村是有责任的，以后可不能做这样害人害己的事啊。

离开家乡时，王树声喊来了他的4个孩子，一家6人在村头的槐树下照了一张全家福。他告诉孩子们，要永远记住这个地方，建设好自己的家乡！

1966年1月，王树声陪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春节军民联欢会。

1968年4月至1972年10月，因叶剑英等军事科学院领导干部被文化大革命冲击，被迫靠边站，由王树声主持全院日常工作，他与黄永胜等人斗智，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

军事科学院的老员工说，王大将经常自己到食堂排队买饭，并默默地容忍别人在他面前“加塞”。

王树声自我评价：“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

身居高位不忘本，进京19年，王树声一直居住在几间平房里。组织上三次派人为他选点建房，都被他拒绝了。直到他去世，仍住在那栋外墙简陋、内廊狭窄的旧平房里。他终生最爱吃老家的腌豇豆，年老时只喝麻城的大叶青茶。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病危之际，周总理对他说：“你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你对党是立过大功的。”

1993年8月20日，王宏坤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死神并不格外施恩于两位将军。王树声、王宏坤各自4次负伤，遍体病痛，直到遗体火化时，体内还残存着弹片。多少年枪林弹雨中厮杀，多少次死海绝境中挣脱，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将军两兄弟终于魂返故里。

王树声大将夫人杨炬感慨地说，无论在战争年代取得辉煌的战绩时，还是在思想和军事斗争受挫士气低落时，故乡之根始终是王树声坚持跟党走、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力量源泉；无论是和平年代身居高位意气风发时，还是在政治漩涡中处境艰难时，父老之情始终是王树声坚守共产党员气节、淡泊个人名利得失的苍天厚土。（李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