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灵魂争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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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迫不及待地盼望1956年1月18日快快来临，好重返学校那座避难所。头一年我几乎没受什么外界干扰，除了缺一张许可证险些无法进校那件事。因为政府规定，凡来自吉库尤、恩布、梅鲁居住区的所有人乘火车或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旅行时，必须携带一张书面许可证。除此之外，那张许可证在校内没有任何用处。但到了第二年，外界的触角便伸进了校园。
我们刚刚安顿下来，几名政府官员就进校采集指纹。学生们被要求持有身份证。每次见到官员我就感觉胃部抽筋。整个过程顺利完成，但殖民政策更迭频繁，身份证很快就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护照，一种国内使用的护照，就像南非种族隔离区使用的那种。相关地区的每个人，每次通过相关区域都要在护照上盖章。获得护照的标准又被提高了：持照人必须彻底接受审查，确保不曾宣誓效忠过茅茅组织。
1956年，利文斯通舍成员：舍监大卫·马丁（二排中），舍监助理本·奥古图（紧挨马丁，二排中），恩古吉（一排右二站立者）
1956年3月，一群审查官进驻学校，耗时两周，面试来自吉库尤、恩布、梅鲁地区的教师、学生和员工。轮到我时，却被认定应该去利穆鲁接受审查，我还必须带回一纸当地政府的盖章公函，证明我的清白。而加盖公章我又必须出示一张我家所在地长官的放行证。此事必须在学期休假期间办妥。
这样一来，我不但不能安度二年级的新生活，反而被这座避难所所困扰；我忧心忡忡，害怕得不到放行证。我家所在地的长官是出了名的狠心肠。他知道我哥哥在大山里打游击，而我嫂嫂也在坐班房。看不出他怎么会给我一纸政治可靠的放行证，这种恐惧折磨着我，困扰着我，而我又无人可以倾诉。虽然万加和我都来自利穆鲁，但我们两家人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却是对立的。
有一回，我差点就向塞缪尔·吉特基吐露了心事。吉特基和我同班，常在一起说说笑笑。他性格温和，朋友多多。但他身上有种东西是悲伤还是孤寂，我当时琢磨不透。一次，我俩午饭后并肩出去在院子里瞎转悠。正想告诉他我的揪心事，他却突然大扯起糖来了，说他肯定得了糖的病，还很严重。可当时我不懂：我们还没学过diabetes——糖尿病这个词，他看起来身体很好。他友善面孔背后的伤感使我无法开口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1]。
我想到了我的老师们。他们会如何对待我家的这些消息呢？他们也许会把我这个茅茅游击队员的弟弟送交给警方。我渐渐成长，被这样一种理念塑造成人，即一块白色巨石与一块黑色巨石相互倾轧。所有流行歌曲都在唱着这个。就连土地的特性都在一争高下：“白人高地”[2]对抗“黑人乡村”[3]。后来出任肯尼亚首位总统的乔莫·肯雅塔写到肯尼亚时，曾将它称为一片冲突的土地，这当然是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这些手握粉笔似乎全心致力于我们头脑福祉的白人老师到底是谁呢？这些与白人老师一同任教，同样致力于我们的头脑福祉的黑人又是谁呢？他们如何适应这种白人对抗黑人的模式？
恩古吉（右）与塞缪尔·吉特基（左）在“联盟中学”室外草地上
甚至在战争、集中营、集中村的恐怖当中，“联盟中学”的几位非洲老师也一直是我们做人的榜样，可惜他们任教的时间常常太短，来不及对他们多加了解。见到最多的就数约瑟夫·卡瑞基老师了。他是个老校友，1954年就入读“联盟中学”，1949年就成为校队队长，在他去麦克雷雷大学上学之前，这所学院刚刚成为一所颁发学位证书的伦敦大学海外学院。1954年，他有幸成为麦克雷雷大学首批获得学位的十三名学生之一。他天性随和，人见人爱。就连凯里·弗朗西斯也对他格外宽容。星期六下午的草地网球赛上，卡瑞基与白人女士以及来自女子学校的老师们的激战场面真的很好看。他和女士们都穿白色网球服，相似的网球鞋，但他下身穿短裤，而女士们穿短裙，不过裙底边可远在膝盖之上。每次比赛结束，就看到卡瑞基脚下发沉，和他的白人球伴一道回宿舍。也许是因为凯里·弗朗西斯自己热爱网球和板球，从没见他对人家的短裙火冒三丈。
在其他方面，活泼迷人的卡瑞基也能把限制的底线推开去。作为周末值日长管理校务时，他会给我们播放其他老师不给我们看的激动人心的世俗题材影片。
虽然他教的是草地网球和文学课，而他真心喜爱的却是音乐。他强烈主张，音乐本身虽不是主课，但却是通向文学尤其是诗歌的途径。一有机会，他就播放欧洲古典乐曲，贝多芬、莫扎特和巴赫。他还说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乐《欢乐颂》时，身体衰弱，耳朵全聋，引起大家怀疑的哄笑。他要是真聋怎么听得见自己写的音乐呢？凭感觉呀，卡瑞基会说。他的心灵和头脑能感觉。音乐是在心中激荡然后才被声音捕捉的。闭上你们的眼睛，回想一下熟悉的旋律：难道你们听不到无声的律动吗？
卡瑞基还负责学校的唱诗班。正是在美国南部黑人圣歌演唱中，他把音乐与诗歌最为完美地融为一体。由于学校最初采取的是美国南方黑人学校的模式，故南部圣歌在“联盟中学”一直非常流行，不过卡瑞基把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并不多谈南部圣歌的政治内容，说得更多的是它的背景，是种植园里奴隶们的求生本能，让这音乐通过自己的语言直接向我们倾诉。卡瑞基充满活力与热情的气势，使得最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开始相信音乐，变成南部圣歌的热烈支持者。不论卡瑞基是否有意为之，南部圣歌中反抗压迫的诗意与寻求解放的音乐，在被紧急状态统治的肯尼亚上空发出雄浑的回响。当人们听到学校的唱诗班在他的领唱下放声高唱“啊，自由，请给我自由吧，在我沦为奴隶之前；我将被葬在我的墓中，回到我主的家园，获得自由”时，怎能不满怀对我们切身自由的强烈渴望？
也许我可以向卡瑞基诉苦。他会理解我的。但不论在教室里还是教室外，他从不公开把音乐与外面世界的恐怖相提并论。我们也不提。我们各自沉吟，只交换对诗歌格律和音乐旋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