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世纪大学治理的三类代表

正如前文所言，中世纪大学一共有60多所，这里不可能对每一所大学进行描述，但由于中世纪大学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笼统的描述也不太恰当。鉴于此，这里以三所典型的大学为例来分析中世纪的大学治理。它们是：①学生型大学，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②教师型大学，以巴黎大学为代表；③牛津大学，一所由学者迁徙而建立的大学。

（一）博洛尼亚大学的治理

1．博洛尼亚大学的外部治理

博洛尼亚大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和各种特权，拉斯达尔把它形容为“国中之国”。原因有三点：第一，博洛尼亚大学能够为其所在城市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这是市政当局能够对学生社团最终予以认可的根本原因。当然，在获得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学生社团也进行了积极的争取。第二，由于统治观念的特异性，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行会组织要比现代社会环境中联合得更加紧密，同时也更具统治力。究其原因，是因为罗马法赋予了三人以上社团组织不受政府其他特别权力机构制约的社团法人地位。第三，博洛尼亚的学生多是外籍人士，成为某个行会的成员对于个人的人身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学生们没有组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行会，没有坚持向政府索要社团的合法认证以及组织特权，作为外籍人员，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地位和待遇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博洛尼亚大学的高度自治，并不能表示它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相反，它一直处于王权与神权的控制之中。1155年5月，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皇帝去意大利接受加冕时，接见了博洛尼亚法律学校的师生们。当时师生们恳求皇帝颁令严格禁止对外国学生动用司法权（当外国人与本国人发生债务纠纷时，通过逮捕个人或没收财产来弥补本国人的债务损失，并给予他们自由迁徙的权利）。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同意了师生们的请求，并颁布了《安全居住法》。后来，由于政治原因，这一法令并没有付诸实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之初，由于力量弱小，于是主动争取世俗力量的庇护。

1159年9月，红衣主教罗兰多·班迪内利当选为教皇。他积极支持教会和学校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他制定了评价教师资格候选人执教能力的一套程序，规定候选人必须通过由“杰出教士”组织的考试，其执教资格才能被认可。后来，在1184年7月至1185年11月间，教皇卢修斯三世进一步规定：博洛尼亚地区主教每年要将教师和学者集中到一起，向他们宣读教皇敕令。教皇专门强调，地区主教要对涉及博洛尼亚市民与博洛尼亚大学师生关系的所有敏感问题进行仲裁。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博洛尼亚大学给该市带来了声望，并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市政当局也卷入其中。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教师们带着他们的学生迁到其他城市。例如，1215年左右，尽管市政当局承认大学的存在，但他们还是禁止学者们联合起来离开博洛尼亚，并要求作为这种联合组织代表人物的校长宣誓，表示绝不煽动迁校。这样，《安全居住法》所给予的教师自由迁徙的权利受到侵犯。对此，学者们反应强烈，并且认识到，对其自由权最有效的护卫，是来自教会的保护。1217年春，新教皇霍诺留斯三世力劝市长收回命令，或撤销限制学者行动自由的法规，并建议学者们以非暴力的形式抵制市政当局的要求。后来，在1220年，他致辞博洛尼亚人民，谴责限制学术自由的法律，称这些法律损害了该市的利益。他下令废除这些法律，并声称市长应当辞职。

博洛尼亚大学寻求教会的保护，不可避免地导致教会增强对它的控制。1250年，英诺森四世沿袭了教皇扶持大学团体的传统政策。他曾在自己的法律著作中充分研究了大学的本质和特点，所以他非常熟悉大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为大学制订了章程，规定了学生向教师缴纳学费的时间期限、举行宗教庆典的时间安排、学年之初举办辩论的时间，以及要求教师诵读法律书籍的时间、不遵守规定要施以的罚款等。总之，教皇对大学内部事务的干预可谓无所不在。后来，随着世俗政权力量的增加，世俗当局对博洛尼亚大学的控制也不断增加。

总的来看，博洛尼亚大学自诞生起，一直处在皇帝与教皇的控制之下。外部力量的强弱往往会影响到它的偏向。当然，由于博洛尼亚大学师生的积极争取，它在二者之间获得了许多特权，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从来没有实现过。

2．博洛尼亚大学的内部治理

博洛尼亚大学既然是学生型大学，那么学生自然享有管理大学的权力。学生之所以掌管大学，很大程度上与学生的地位相关。当时前往博洛尼亚的学生多是拥有高贵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壮年子弟。另外，在大学发展早期阶段，博洛尼亚籍教师联合城市当局抵制学生并阻止外籍教师获得诸多实质性的大学特权，由此引起师生利益争端，客观上加速了学生统治大学的进程。

不同于巴黎大学按照学院来划分单元，博洛尼亚大学是一个大学群，每一所大学的学生只修一门学科，它被分成两个联系紧密却又彼此独立的“大学公会”（一个是法律大学，一个是文科与医学大学）。每一个“大学”又被分成两个团体，“山内联盟”的学生来自意大利半岛，“山外联盟”的学生来自阿尔卑斯山脉以外的地方。每一个联盟都会按照更小的地理区域被分成“同乡会”，每一个同乡会都有一个特殊的地理来源。出生在博洛尼亚的教师和学生不属于这些社团，因为在博洛尼亚出生的学生被认为不需要一个同乡会来保护他们。法律大学和文科大学都有一名校长或者“执政人”，他是由每一个同乡会的会长选举产生的学生代表。执政人的任期为两年一届，选举方式是意大利共和体制下最具特色的间接选举法。候选人包括前任执政人、新当选的执行管理委员会理事，以及同等人数的特别委托代理人。选举方式为投票表决，由一位道明会牧师担任选举监察人。博洛尼亚大学对于候选执政人的身份要求是：“在俗教士、尚未婚配、遵循教会习俗”、拥有五年以上法学研究经历以及至少年满24周岁等。

根据博洛尼亚大学组织机构的性质，其最高权力机构是两大公会的“全体协商大会”（the Congregation of the two universities），即由全体博洛尼亚法律学子共同参加的正式会议（那些依靠他人资助维持生计的贫困学子没有资格参加）；最高负责人是执政人（校长），其地位凌驾于所有主教、大主教之上，甚至就连红衣主教也不例外。执政人是大学的行政首领、学校议会所采纳的决议的执行者、特权和章程执行的监督者。他管理学校的财政、主持会议、保管文件，在官方事务中担任学校的代表。执政人的治理权来自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大学章程；根据章程规定，学生大学在本质上属于私立社团，无论执政人抑或普通的大学成员，都需要通过宣誓来厘清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而执政人有权以社团首领的名义对违规的社团成员施以物质或精神的惩处，从而获得自己对大学的治理权。由于博洛尼亚大学执政人的审判权几乎完全来自大学章程，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执政人都是在从事政策执行者的工作。因此，当大学章程公开禁止盘剥、驱逐教师或学生时，执政人便无权做出类似的决定。此外，在一届执政机构的执政生涯行将结束、管理委员会理事对执政机构进行审查时，执政机构则要面临两个方面的诘难——一方面是曾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师生对其滥用权柄的抱怨，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公会共同体对执政人的失职或不作为之指责。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取得了大学事务的主要控制权，但各学科教师也组成了教师行会，依然保留了一个不容他人染指的权力（或许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权力）——对申请本专业学位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对于那些已经通过课程考核的学位申请人，教师团负责对其进行学位授予，并且给予公开试讲的机会。如果以上进程都圆满结束，学位获得者即可进入民法学或教会法学教授组成的“合议制社团”（collegium）；同时通常还会伴有一个现任社团成员主持下的教师“证章”（insignia）授予仪式。

（二）巴黎大学的治理

1．巴黎大学的外部治理

名义上的巴黎大学大约能够追溯到1170年，但是直到13世纪的头几年，这个社群才显现出一个合法社团组织的样貌，才从政府与教会两大权威手中获得了组织职能的认证。不过，巴黎大学诞生之际，欧洲的政治领导权掌握在教皇和僧侣集团的手中，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巴黎大学成为“教会的镜子”。

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统治时期，一方面，他给予大学许多特权，提升大学师生的地位，并给教师发放薪水；但另一方面，在他的教谕中，他担当起法规解释者和最高保证人的角色，巴黎的神学、教会法、文科教师团体都要宣誓遵守这些法规。不过，英诺森三世为高等教育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没有红衣主教的使节们发布特别法令予以巩固，没有被委任从事判决工作的高级教士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加以完成的话，他的目标就会落空。因此，巴黎的教皇使节、红衣主教比齐切里依靠其敏锐的法律头脑，制订出一套教师与当时对学者进行司法管理的当局都必须遵守的法规。

后来，巴黎大学的教师、学者与教长就执教许可证的授予和司法权的实施问题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当中。理论上讲，当巴黎大学的社团法人地位确立并巩固之后，主教对教师的管理只限于教师的执教资格认证上，但在巴黎大学崛起的一二十年里，教长的作用不限于此。他除了负责授予或拒绝颁发教师从业资格证书之外，还可以在拥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剥夺某个教师的从业资格或某位学者的“学者身份”，及其伴生的宗教特权。事实上，此时的教长不仅是学校的首领，同时也是大家的教会裁判官。除了拥有裁判权外，教长还宣称自己有权颁布训令或规章，从而对教师和学者进行治理和规训。

虽然教长控制着对申请人进行执教论证的权力，但教师团体则拥有认可或拒绝新成员举行就职礼的权利，并要求新晋教师宣誓遵守社团规章以作为进入教师行会之必要条件。因此，双方的势力基本相当，直到教皇特权的插手才最终扭转了整个局面。当时，英诺森三世任命特鲁瓦主教来负责平息这场争议，并任命巴黎主教作为仲裁人，后来最终批准了各方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规定，谋求执教许可证的申请人不必付费或进行忠诚宣誓，如果教长拒绝颁发许可证，主教就将把执教许可证授予相关学科内大学公认适合执教的申请人。至少从亚历山大三世起，官方承认巴黎的教师们拥有与主教座堂圣职团同样的特权。最终，1215年，以前在巴黎当过教师的教皇使节、红衣主教库尔松的罗伯特，为巴黎大学拟定一套全面的规章制度。这些条例规定了教学计划和教学程序，规定了正式集会、着装，以及哀悼场合的学术惯例，重申在大学与教会教长达成协议之前的两年所制定的考试规则，并再次强调教师应当履行对学生的管理权，等等。总之，巴黎大学最终依靠教皇威权赢得了与教长的斗争，但与此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自治权。大学由此进入了教会系统，并像隐修院或者主教座堂宗教团体一样完全臣服于宗教律令之下。

此后，教会的大分裂危机对巴黎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1380年起，教廷存在两位教皇，即罗马的乌尔班六世和阿维尼翁的克莱门特七世。按照之前的规定，为了给教员们争取圣俸，大学必须向教皇提出申请，但面对两位教皇，该拥护谁呢？因为此事，巴黎大学同乡会之间、学院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种状况直到克莱门特七世的支持者们在法国君主的果决支持下而获胜才得以结束。但此过程中，法国王室强烈的克莱门特主义态度——如禁止自由讨论、将反对者流放——却造成了巴黎大学教师们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到15世纪，大学老师们的权威不断下滑，他们仅仅成为教会和世俗当局的政策附庸。

到15世纪上半叶，巴黎大学与世俗当局的关系发生了逆转。随着英国对法国统治的扩大，以及双重专制统治的建立，大学希望介入政治和宗教事务当中的倾向得以继续。处在这一长期危机的关键时刻，巴黎大学自始至终都扮演了头等重要的角色。该校对英法两国采取了自相矛盾的态度，而这正是与他们所提倡的和平主义的观点相吻合的。学者认为巴黎大学是最高统治者教皇授予特权管理的机构，也需要得到皇室的优待与保护。然而，皇室的代表们宣称，只有君主，而非教皇或任何其他人，才有创立大学并赋予它们特权的权力；由此，巴黎大学只有在服从皇室统治和司法管辖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这些特权。这使得原来就并不激烈的争执，在1446年查理七世命令所有与巴黎大学有关的案件（包括民事案件）均由议会来处理时就结束了。1452年，红衣主教埃斯图特维尔颁布了一项对巴黎大学的章程进行大改革的方案，这主要是在包括议会议长在内的王室高官的鼓动下颁布的，目的是遵从皇帝本人的命令。

从中可见，巴黎大学作为一个行会组织，虽然享有大量的自治权，但自始至终都处在外部势力的控制之下。先是教皇——作为教会的影子，巴黎大学只有蒙荫于教皇，才有可能生存发展；而后是皇帝——尽管巴黎大学一直将他们获得的特权归结为某种“天启神谕”，而非来自任何尘世、世俗或教会之权威，但在中世纪末，君主却蛮横地提醒大学：大学的各种特权皆源于君主权力，君主既然能够给予，当然也有权收回。

2．巴黎大学的内部治理

巴黎大学由四所学院构成，包括一个低级学院（文学院）和三个高级学院（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同时，巴黎大学有四个同乡会，即法兰西同乡会、皮卡第同乡会、诺曼底同乡会和英格兰同乡会（英格兰同乡会包括来自中欧和北欧的学生）。它们由文学院的文学硕士组成，包括在文学院获得了学位的高级学院中的教授。这种同乡会的联盟由一名学监（procuratores）来领导，学监由教师们每月选举产生，并且可以多次当选。同乡会有自己的印章和注册登记簿、资料室，记录收入和支出，并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监拥有行政和财政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司法权。他们作为校长的顾问参与大学的管理。

不过，巴黎大学直到1249年才产生了校长。在四个同乡会当中，每一个同乡会都有一个领导，在1249年他们决定选举一位校长——一位教师——作为文学院的首领，实际上也是整个大学的首领。最初，他的权力仅局限于他所属的学院，但是因为文学院的学生人数众多，也因为校长从各个学院中收取学费，并代表整个大学来管理这些钱财，也就产生了保护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法人团体的需要，于是在1275年之后，校长作为大学的法人代表就逐步获得了管理整个大学的权力。但大学校长的权力遭到了神学教授的抵制。根据大学章程，校长的司法审判权受到限制，只能对大学的成员和服务进行司法审判。他被获准实施的处罚包括罚款、停职和开除。虽然在文学院的常设法庭上，校长得到了学监的辅助，但在关于大学的申诉权问题上，依然要交由特别法庭审理。在牵涉大学成员和校外派别的案件中，大学的自治权受教会法庭和外部世俗法庭的限制。这样的争端——根据能力范围——经由主管辖区法庭（主教法庭）或者“夏特莱”（chatelet）（巴黎的司法官法庭，作为皇家特权的保护者）或者巴黎的罗马教皇保护者法庭来解决。

尽管校长是大学的首领，但在巴黎大学早期阶段，所有学院的摄政（regent）教师组成的管理大学的全体集会（general assembly），才具有真正有代表性的、合法性的行政权力，连校长都必须服从它的管理。在14世纪中期之后，作为教会和政府中身份高贵的人士，非摄政（non-regent）的教师不断被校长召集来参加集会。除了选举之外，他们都可以参加投票。校长决定集会的时间、举行的地点和集会日程。神学院的院长在校长家中或者通过文科教师被校长召唤，其他的学院院长和学监通过信件召唤。而学院和同乡会的教师是由学院院长和学监派遣一个执礼仗者来召唤。集会要讨论的事务由一个团体提议，并由校长提交集会。集会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进行投票，并由各个学院和同乡会单独处理所出现的争议。在集会教堂的四个角落，设有学监的座位。这些座位通常由同乡会把持。三个小的团体——高级学院——也有他们的位置。同乡会或者学院的选票由学监或者院长宣读，校长代表整个大学宣布决定，但如果与会人员无法达成共识，校长就不进行投票。从14世纪中期起，出现了宣布超过半数意见的情况。到这一世纪末，在全体集会和学院的集会上，出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这在文学院的同乡会中被接受。但一个持有异议的团体可能通过拒绝交出藏有大学印章的柜子的钥匙而阻碍程序进行。面对这种情况，这个柜子可能被强行打开，或者向教皇申诉。

总的来看，巴黎大学的内部治理也是以章程为基础，教师有很大的发言权，强调民主和平等。不过，由于巴黎大学并未真正的自治，因而教会总是会侵入大学内部，从而妨碍其内部治理。

（三）牛津大学的治理

1．牛津大学的外部治理

作为一个法人机构，牛津大学在诞生之初从形式上接受了牛津所属的林肯地区的监督和司法管辖，但由于牛津距林肯较远（相距约193千米），主教的影响比较弱。后来（1214年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宗教秩序的复辟，牛津也有一段时间完全处于林肯大主教的控制之下。林肯主教不仅对教师和学者施行一般的行政管辖权，同时还时不时地对纯粹的学术活动进行监管。这种监管主要通过校长（chancellor）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牛津大学的校长并不是大学官员，而是教会职员。作为宗教裁定者，牛津校长通过获得逐出教会、剥夺宗教权威认证、中止或剥夺学者的基本权利等一系列特权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校长被赋予了对学校的普遍监督权，他可以颁布一系列禁令，其中包括禁止拥有武器、严禁危害和平的骚乱行为、严禁拉帮结派、除非有特殊需要严禁宵禁后外出、严禁在草地上或其他场所进行有伤风化的游戏以免激起矛盾，以及严禁学者在家中包养情妇等。归根结底，牛津大学校长的权力来源于主教，是主教给予了大学校长凌驾于其他学者之上的权威，而这种权力是基于神职人员而非大学成员的立场：校长的权威之所以能够延伸到宗教界之外的人士，完全是出于外部人员愿意臣服于普通宗教裁判所的原因。不过，校长的管理权只有在同主教意见一致，以及与同副主教级别的宗教官员的意见不相冲突的时候才能生效，他反映的是大学的利益。

一开始，大学与其管区主教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和谐的。“格罗泰斯特主教一如既往地鼓励和保护着大学，并像父亲一样教导着教师们如何从事学术研究，而牛津的教师们也似乎能够心悦诚服地听从主教的教诲。”但在1254年，亨利担任主教位置时，由于他对大学自由横加干涉，引发了教师们的不满，大学与主教之间开始产生嫌隙。牛津大学的教师设法从教皇英诺森特四世（Innocent Ⅵ）那里取得了对牛津章程的再次肯定，从此拥有了正式的豁免权和自治权。但大学与亨利主教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257年。同年，君主于圣阿尔班城（St. Albans）的议会上亲自拟定了一份协议，从而为牛津大学的治理秩序做出了详细的安排。

然而，好景不长。自1280年起，牛津大学与主教奥立佛·萨顿（Oliver Sutton）的摩擦不断，这是因为萨顿主教经常挑战大学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在牛津大学方面看来已经是被正式确认的，并成为一种学术惯例。例如，牛津校长、训导长以及教师们因对主教巡视权力的“蔑视”而被传召到巴克登（Buckden）接受质询。此外，还有一群教师和学者因为在主教莅临牛津时表现出“不当行为”而被传召。此后，随着君主、枢机主教的介入，牛津大学终于摆脱了林肯主教的控制，真正拥有了所有普通案件的独自审理权，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之日。

到中世纪末，牛津大学校长实质上成为一个终身职务，并且通常都不住在校内。在这种情形下，林肯区主教约翰·罗素得以成功当选为牛津校长，从而完成了其前任孜孜以求但总徒劳无功的梦想，即将牛津的权力控制在教区主教统治下。然而，牛津大学尽管获得正式的教皇豁免诏书，但不得不受到愈发专横以及充满宗教思想的王廷势力的控制。与此同时，等级制度也比之以前更加森严。

2．牛津大学的内部治理

牛津大学的原初形态复制了巴黎大学，但由于牛津校长地位的特殊，它的每一步发展也都出现了不少独特之处。牛津大学在形成之初的半个世纪中，基本上习惯性地保持了原初的基尔特形态，沿用传统的大学“习俗”而非成文规章来治理。甚至直到1253年，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大学成文律例的讨论——至少没有发现任何公然将法令权力归属大学组织，而不是属于校长本人的声音。1253年3月，牛津大学以成文的形式归纳了牛津章程一贯保留的个性条款：任何此前未曾从事过人文博艺学科管理工作的教师在理论上都不具有校方承认的任教资格。

依据牛津大学的章程，校长最初只是校外管理者，而非教师行会专有的纪律执行者。在某种程度上，几乎都是训导长（proctor）在负责召唤全校职工的集会，负责监督所有的誓约和宣言、在治理大会上为大学祈祷，同时也在所有的集会上统计投票结果并宣读最终的决定。此外，依据大学章程，牛津大学的人文系科在处理大学事务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主动权，甚至被赋予了能够否决大学办事程序的实质权力。牛津的每一项法令的倡议，都要先在圣米尔里德大教堂召开的、由训导长召集并主持的牛津全体大会上提交议案。在训导长的工作程序中，处理好与人文系科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如果“前期大会”（人文系科主管教师会议）存心就某些议案进行抵制的话，该议案在全体大会上就无法顺利通过。由于负责召集文科教员“前期大会”的职权事实上赋予了训导长（有权召集文科教员的唯一人选）一种实际上的议案否决权，他如果对某项议案不感兴趣，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使不予召开前期大会的权力。因而，训导长作为权威机构的唯一代理人，成为事实上的整个大学法令执行人。

此外，牛津大学的治理结构还有一个特异之处：非摄政人员在学校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牛津早期历史中，非摄政人员在所有永久性法令的颁布以及学校其他重大事务中可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当参与事务时，他们就像一个特殊的系科一样集体进行提议。而选举以及其他纯粹的行政事务则与巴黎大学相似，仍然由摄政人员管理。

因而，牛津大学共有三种独立的集会：①文科摄政人员集会，通常称为“黑衣集会”。它是在圣米尔德里教堂中（以及1437年之后，在圣玛丽教堂），为文学学位的获得、训导长的选举和为了提前讨论计划的大学章程而进行的。当为了后一种目的进行集会时，也被称为“前期大会”。②在圣玛丽大教堂举行的摄政人员（所有系科）集会，同时又叫做“少数人议会”（Congregatio Minor），主要讨论财政控制、讲座、研究、学习和毕业等相关问题。③所有教师，无论其摄政还是非摄政都必须参加的全体集会，后来被称为大学评议会。此集会是牛津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单独制定永久性法令的权力。在集会中，要按照1303年的程序进行投票制定大学章程，在1303年的程序当中提出了通过学院进行压倒多数选票投票，以及非摄政教师单独投票的规定。这是大学中出现的最高级别的法庭。

总的来看，牛津大学的内部治理具有很强的民主性，一般都是群策群力，共同在全校大会上制订通用规则。而“高等系科对独立组织生活的渴望，以及他们对作为基础学科的人文博艺在事实上的服从，构成了牛津组织机构的最大特质”“牛津大学全体大会看上去更像一个由几级团体组成的议会，其中人文学院的行政人员构成了具有控制地位的民主基础——其功能非常类似于现代英国议会中的下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