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世纪大学治理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大学是欧洲文化（基督教）的产物，这不仅体现在大学的组织方面，而且表现在大学从教皇和君主那里获得的特权和保护方面。这就决定了中世纪大学治理的一些主要特征。

（一）大学拥有自治权和特权，但外部控制无处不在

在中世纪，无论是教师型大学还是学生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是自我管理，敝帚自珍的”。大学自我管理（自治）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自治运动和兴起的行会制度；另一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教会都意识到知识分子行会的势力和影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市政和教会当局都有一定的妥协，从而赋予了大学相对的自治权。在此基础上，中世纪大学还享有许多特权，例如，独立的审理裁判权、免除赋税及兵役权、学位授予权、到各地任教权，以及特有的罢教和迁移权等。这种特权来自师生捍卫自身利益和权利的需要，是经过与教会和世俗当局长期斗争的结果。

然而，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包括教皇、皇帝、王公、主教、市政当局等，都会想方设法控制大学。例如，教皇只需通过颁发特许状，表明自己是大学的合法创办者和保护人，就可以把大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包括教皇学监制度，这些学监们自觉地维护教皇赐予大学的特权，以免受地方当局的限制和侵犯。教皇们也把大学作为传播教令和教义的途径：他们把教义送到大学，通过讲座进行讨论和传播。这其中一个控制手段是“普遍教授资格授予权”。在中世纪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向各个大学授予“普遍有效的教师资格认证”的特权逐渐成为教皇、君主颁发谕令的首要目的。通常情况下，“普遍教师资格”的授予都在最初的创校谕令中有着专门条款的说明，但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形。与此同时，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显然都是以获得普遍教师资格的认证为建校方针，即使少数学校没有明确承认，但事实上皆不能出此窠臼。1291—1292年，甚至就连巴黎和博洛尼亚的两所古老的原型大学也正式从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Ⅳ）那里获得了准许授予教师资格认证特权的谕令。自此以后，普遍有效的教师资格认证便逐渐成为所有学科研习所的本体功能；那些没有得到教皇或君主谕令授予认证特权的学校，便不能被称为“大学”。

总之，由于中世纪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中世纪“大学获得的自治权常常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教会和世俗统治者担心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大学会对其主管教区或管辖区域发起挑战，常常对大学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企图控制大学”。

（二）大学治理遵循章程，但辅以宣誓制度

这里首先要指出“特许状”（charter）与“章程”（“constitution”指“总章程”，内容相对笼统但是更具根本性，而“bylaws”指“章程细则”，内容相对具体一些，但现在的趋势是将二者合并成一个文件）的区别。在国内，很多学者并没有做严格的区分，而是把此二者混为一谈。一般来说，“特许状”是一份法律文件，规定一个组织的名称、宗旨，以及法律要求提供的其他信息。而“章程”涵盖的是该组织所特有的根本性的规则。章程定义的是一个组织的主要特征。对于非法人组织，章程是该组织赖以存在的根本性文件，对于法人组织，章程必须与特许状一致。章程描述组织如何行使职能。在本文中，章程特指中世纪大学为其运行所制订的根本性规则，而不是教皇或君主所授的特许状，尽管这二者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上文对中世纪大学治理的考察，我们发现每一个大学都有其章程。这是因为从一个松散的习俗型教师集会，发展成为拥有诸如新成员引进权等具体权利的性质明确、组织合法的社团，必须经过四个至关重要的步骤：①将非成文的惯例逐步转为章程，或者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②确立，或（如果没有必要获得权威认证的话）使用作为一个合法社团的起诉和被起诉权；③任命永久性的普通办事人员；④使用共同的印章。

中世纪大学章程的最大意义，是它促进了大学的制度化，确保了大学的安宁。章程不仅规定了职位的权利和义务、授予学位的要求、可用和禁用的教材，以及当教师们的特权受到侵害时的罢课权利，而且也非常详细地规定了谁有资格进行教学、教什么、什么时候教和在什么地方教，等等。哈斯金斯就指出，中世纪大学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不是某种建筑式样，也不是学位礼节和仪式，而是制度。同样，英国史学家科班也指出，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印证了这样的观点，智力活动的持续依赖于制度上的迅速反应；缺乏固定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索提供了机会，但经久不息和有组织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架构才能得到。

与此同时，中世纪大学还存在宣誓制度。宣誓源于原始社会的人类因愚昧无知而对天、神产生敬畏。康德就指出：“人们发誓并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而仅仅出于盲目的迷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族都曾存在过宣誓制度，但对宣誓最为重视的要数罗马。孟德斯鸠就曾论述道：“‘誓言’在罗马人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他们为着遵守誓言常是不畏一切困难的，但是为着光荣和祖国则不是这样。”而维持这种宣誓制度最重要的一股精神力量就是基督教信仰。

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法律制度，宣誓与诚信有关，渊源于《圣经》旧约的“摩西十诫”之九——不可做假证陷害他人。在中世纪的欧洲，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言，做伪誓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背叛行会的做伪誓者不仅会在公众面前声名狼藉，受到精神上的惩罚，甚至还会移交至教会法庭接受进一步的实质性惩处。在这种宗教信仰下，宣誓制度在中世纪欧洲法律中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但凡要做出稍微重大的行为，就必须宣誓，具有法律效力的宣誓有宗教宣誓、效忠宣誓、就职宣誓、证人宣誓和订约宣誓。同样，遵守学校章程的誓言对于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学者一旦立下效忠大学的誓言，便不得以其他相冲突的责任或义务相抵消。换句话说，大学誓言所涉及的义务（即效忠教皇分配给大学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逆的以及永恒不可更改的。如果中世纪大学教师违反了他面对宣誓人所承诺的誓词，他所犯下的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其注定要遭受永久的毁灭，即使去世之后依然无法得到人们的宽恕。

（三）大学治理比较民主，但权力相对集中于首领

中世纪大学脱胎于行会组织，因而它的治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行会的烙印。总体而言，行会具有如下特点：①行会不隶属于其他政权，它与城市一样，是一个平等、自治的共同体；②行会为自愿性缔结的组织，在内部实行民主治理。同样，我们可以发现，中世纪大学的治理蕴藏着民主、平等、自治等思想观念。在中世纪大学，全体教师集会往往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主要执政人的选举，往往实行一人一票的制度，而且存在或长或短的任期制。总之，中世纪大学的治理“体现着不容置疑的民主特点”。也正是基于此，拉斯达尔就指出：“只有在如此民主、等级思想如此淡薄的共同体中，才能诞生出博洛尼亚这种学生自治的大学制度”。

同时，中世纪大学的权力并不是平分给每一个系科、每一个师生，往往是人文学院的领导更具影响力，他们往往是实质上的大学首领。由上可知，中世纪大学的首领有不同的称谓，这里统称为校长。校长作为大学行会的真正首脑，在大学内部与外部具有荣誉权和特别优先权。校长的权力范围广泛：在民族团（同乡会）的协助下，他管理大学的财政；他是大学章程的守卫者；对于大学成员，他具有民事司法权；他召集和主持大学集会；对于外部权力部门，他是大学的正式代表，有资格以其名义协商或介入司法。通常有一委员会协助校长工作，委员会由民族团代表和若干助理官员（理事、司库等）构成。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校长的实际权力，其任期短暂（在巴黎大学，最初为一个月，后为三个月，在博洛尼亚大学为一年）；他要接受大学集会经常性的监控，并执行集会的决定。

最后，若要对本章做个小结，那么一句话可以道明初衷，即追寻大学治理的源头，中世纪大学也是无法舍弃的重要一页。大学滥觞于12世纪的欧洲，历经漫长时间的吞噬而历久弥新。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得益于中世纪大学的治理安排。作为一个行会组织，它巧妙地周旋于教皇与君主之间，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同时，在大学内部，它既注重校长的权威性，又注重民主和平等。中世纪大学的诞生虽然是无意识的产物，但无疑离不开欧洲的文化土壤。针对大学的诞生，韦伯指出：“一切可能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一直都有，其中某些机构甚至在表面上与我们的大学，或至少与我们的学园颇为相似。但是，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从事理性而系统的专门化科学追求，就它在我们的文化中达到了今天所占据的支配地位这个意义上说，却只是在西方才存在。”因而，回到大学的原点，寻找它的治理特色，别有一番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