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 研究的问题
当今世界，民生与发展成为重大讨论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以民生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的理论指导下，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保障的基本制度载体获得快速发展。中国民生-经济协同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引起世界瞩目，国际社会针对中国人权、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产生强烈反响，中国与世界人民命运的关系得到重新认识。
（一）在历史与社会保障的目光互视中重新发现社会保障
在历史中探寻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演变规律，在当下挑战中探索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再造方案，在隐含于当下的未来趋势中思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重塑之路，纵贯时空，深度阐释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在这场纵贯古、今、未来的探寻中，社会保障成为时光焦点，在过于耀眼的经济发展面前显现其原本光芒，重新发现社会保障，亦即重新全面审视国家转型与发展中的制度结构变迁。
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其制度功能伴随现代国家转型不断拓展。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忽视社会保障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将社会保障视为一种应对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的治理机制。的确，从中西方各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场上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危机时期的应急保障机制而被创立或启动。但是，我们不应该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发生实然改变的同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应然判断还静止在该制度建立之初。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是促进系统转型的有效治理工具，在正常（非危机）状态下具有积极的经济发展意义，是促进社会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已经内化到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中，成为一项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结构性的互洽关系，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形塑作用。本书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中社会保障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以及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做出深入阐释，指出应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与国家宏观制度体系的双重变迁中理解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及其有效性、保障水平的适度性，以及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功能。当社会保障很好地适应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时，可以产生积极的直接和间接生产力效应。同时，还分析了多元利益主体并存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社会结构前提。将社会保障置于国家宏观制度体系中的研究进路使得对该问题的讨论更加具有张力与变迁感。
新挑战、新趋势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调整与国家治理结构持续优化。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复杂变革和挑战期是该研究的基本背景。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重塑社会保障制度，使其得以适应全球化、现代化，深入研究其所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新矛盾成为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关心的议题。本书指出，西方国家及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当重新考虑其现有紧缩的社会政策，寻求旨在加强收入保障和缩小差距的替代政策；应通过社会保障免除人们日益增长的后顾之忧；构建更加积极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使其具有与时俱进地自我调节、不断优化的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同时指出，社会转型持续推进，社会保障结构与功能调整必然与之同步，以应对来自该制度本身和未来社会的更多挑战，抵制社会保障发展中的短视与商品利益附属品等错误做法。
（二）历史地分析西方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的演变历程
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发展的后天优势是可以吸收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减少发展弯路、压缩发展进程提供可能。虽然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差异较大，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治理形成的经验性做法还是可以选择性借鉴。在西方社会所创造的现代文明中，社会保障制度堪称瑰宝。凭借这一制度，西方国家有效纠正了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自我瘫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公平，其成为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的内在推动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民主制、股份制一起，成为增强国家治理有效性的三大支柱，瓦解了西方工人阶级，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由此揭开一个重新解读西方国家治理发展史的视角，拉开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中功能研究的大幕。
在这部分，主要分成两部分进行研究。一是对欧洲的分析，二是对美国的分析。之所以进行这种划分，是因为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为纯粹的国家，曾被誉为“资本主义黄金国度”，列宁也曾指出，在美洲大陆上，美国实现了在欧洲没有实现的梦想。由于社会保障是一种与资本积累相逆的制度，美国社会保障发展最晚，即便在二战后整个西方国家进入福利国家时代，美国也成为唯一一个实现福利逆转的国家。有鉴于此，本部分进行了上述划分。
在梳理欧洲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时，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脉络中，考察社会保障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机理，阐释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标志着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国家治理时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自我保护的需求。引起资本主义自我保护的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与市场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自19世纪中期起，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即从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先后分离出与资本逻辑相区别的社会与国家。这里所说的“社会”是具有社会利益诉求与行动能力的实体意义上的社会，“国家”是指国家从原初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与市场一体化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形成与资本逻辑不同的国家理性，追求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正是在此背景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诞生，从而在西方国家治理过程中，形成国家、社会与市场三种逻辑相交织的多元治理格局。二是自由资本主义信仰危机。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使他成为“货币教”教主，自此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其信徒，并不断发展其思想。在此过程中，市场被塑造成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天然最佳机制，任何外部的干预都将破坏自然秩序，造成社会不公平。在斯密的自由主义论调下，资本主义经历了最初100年的疯狂积累。其间虽然也有经济波动与危机，但是最终都安然度过。然而，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打破了人们对市场的固有信仰，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慌席卷整个西方，同时一种深深的质疑开始在社会中发酵。受自由市场化思潮主导的资本主义开始陷入黑暗之中。在这一时期，给资本主义带来希望之光的是凯恩斯，他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之间走出了第三条道路，即将政府干预引入供需关系之中。在凯恩斯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建立起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三是法西斯将西方国家引向毁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国家创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滋生出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为后来法西斯主义的落地生根创造土壤。在法西斯主义对内独裁、对外扩张的做法下，整个世界陷入战争之中。其中，欧洲作为主战场，受到战争重创。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英国首先提出“福利国家”概念，以主张自由和民主。战争结束后，欧洲社会出现大量的孤儿、寡妇、残疾人、失去儿女的老人，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的头等议题。
其次，历史地考察社会保障在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移及功能。通过梳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近100年的西方发展史，分析指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破译资本主义密码、解读资本积累与发展深层要义的关键，它与资本相互纠缠所圈定出的范围成为资本主义当代演绎的张力空间。从社会保障“进入”“嵌入”，直至与资本主义相融合，每一次二者关系的增进都以西方国家治理危机为契机。在此过程中，社会保障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功能。具体说来，社会保障发挥的社会功能是，有效化解“断裂-两极”社会实体结构下的解体危机，有效避免了“刚性-两极”社会实体结构下的矛盾爆发；在分析社会保障的政治、经济功能方面，本书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前社会保障制度时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时期、福利国家时期等三个时期。
最后，分析福利国家危机时代的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陷入福利国家危机之中。在这一时期，与二战后30年内将社会保障作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内在推动器的社会共识不同，社会保障成为经济发展放缓、财政赤字、积极社会文化倒退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国家治理主导理念，主张福利削减的观点逐渐掌握话语权。在这一时期，资本与福利之间的抗衡与博弈成为主导西方国家智利行为的客观力量。虽然随着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日渐增强，以及在新的社会变迁背景下，福利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福利制度本身的挑战日益严峻，但是，福利国家呈现“结构的强制性”，即便在新自由主义最为强烈的英国，福利体制仍旧被保留下来。那么，在此部分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这场起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福利国家危机，它的罪魁祸首是社会保障吗？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二是社会保障呈现不偏不倚的客观结构性的原因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两种声音，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福利削减，第二种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福利扩张，但是在现实实践过程中，社会福利既未被大幅度削减，也未出现扩张，而是保持一种客观的、强制的结构性。基于此，本书探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内生的社会保障发展要求，进而满足国家治理需求。
历史地考察美国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时，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提出市场信仰是美国社会的深层结构，阐释美国国家治理的主导逻辑。美国在短短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出了大量的人类社会发展之最，有学者指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虽然美国与欧洲同属于西方，但是西方学界将美国区别于欧洲，提出“美国例外论”。的确，美国确实在很多方面与欧洲不同，例如在整个欧洲开始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美国南部还在发展种植园经济以及奴隶贸易；在欧洲国家还停留在福利国家时代的时候，美国社会已经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培育工程，通过福利“污名化”，实现了福利国家逆转；与欧洲政坛中存在力量不等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同，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政党，桑巴特因此提出“美国为什么没有绿党”的桑巴特之谜。在本部分，将历史地考察美国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
其次，分析美国1929年和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1929年这场被称为大恐慌、大萧条的经济危机给美国市场信仰带来重创，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兴起，面对如此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美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开始趋向整合。在此背景下，以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为标志的罗斯福新政应运而生。虽然在新政启动的最初三年，美国保守主义势力进行垂死挣扎，但是此后显示出来的经济复苏景象，最终使得保守主义势力归于沉寂。此后的美国总统将提高美国社会福利水平作为主抓工作之一。在近30年的时间里，美国民众的社会保障待遇获得快速提高，与此同时美国社会进入“大压缩”阶段，经济进入“黄金时代”。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复兴，美国本土保守主义势力复燃。“大压缩”时代的经济社会益处逐渐被人们淡忘，市场神话再次确立。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梦”实现过程中，美国采取金融创新替代改善社会保障待遇的做法，导致人们并不具备真正的购买力，为影子银行发放次级贷款培育土壤，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严重失衡的收入分配。
最后，探讨美国社会保障的国家治理功能。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保障弱化的后果非常严重，这是因为社会保障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必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制度形成某种契合关系，只有更加积极的，与经济制度相嵌入、融合的社会保障才能发挥出积极的国家治理功能。
（三）历史地分析社会保障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治理中功能的演进历程
将社会保障作为解读二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能力的钥匙。首先从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否具有社会保障谈起。因为现代社会保障实践于西方，早期的研究也围绕西方社会保障而展开。以此为参照，反观东亚国家和地区，引出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否存在社会保障的疑问。其次，在这部分，本书将立足于东亚本土视阈，阐释传统与现代逻辑相交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发展特点，并在“发展型国家”分析框架下，回应“生产性福利”和“发展性福利”争论，提出三种社会保障与经济制度的组合形式，并相应分析每种组合形式所产生的国家治理功能。最后，沿着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趋势，厘清国家和地区治理主导逻辑演进路径，以此揭示东亚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变化与功能变迁。
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的演进、变迁与重塑。以1949年和1978年为界，将中国社会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针对1949年以前的上千年，研究了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与国家治理需求。虽然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是新的概念分析工具，但是社会保障和国家治理的做法早已经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演变之中。为清晰展现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历史存在形态，本书提出“家-国”庇护的概念。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与西方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二元对立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社会与国家形成水纹状的层层嵌套关系，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差序格局”。借助于此，本书分析了家与国所具有的弹性特征，以及家、国与个体之间形成的庇护关系。二是庇护具有双重意涵，即一方面是上下之间的支配-服从关系，另一方面包括上下之间的保护-依附关系。也就是说，实现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上千年国家-社会稳固的家国体制，本身兼具控制与保障的双重功能，正是如此，实现国民的臣服与效忠。在本部分，对家国庇护体制的定义、历史由来、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等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9年，历史地考察单位制时代的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单位社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形态的集中概括。单位是中国在汲取苏联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总结革命根据地组织建设经验，吸收中国传统治道后形成的特殊组织，其特殊性在于集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于一体。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家-国”结构相似，单位成为连接个体与国家的中介组织，由此形成个体—单位—国家的三级治理体系。国家将资源向下转移至单位，由此形成单位与个体之间的庇护关系，个人依附于单位，国家由此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在本部分，系统分析了单位承载的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认同、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功能。
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至今，这一时期又可以201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探讨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的国家治理功能，并由此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具体内容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内社会保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演变。1979年，顺应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潮复兴，中国走向了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体制转向方面。在此过程中，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确立，形成一条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的发展之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核心制度安排。这是因为由马克思的人的存在状态三分法可知，处于“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即以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前提。但是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以资本积累的逻辑为主导，以劳动力的商品化为矛盾主要方面；社会主义以人的解放与发展作为主导逻辑，以劳动力的去商品化为矛盾主要方面。社会保障作为劳动力去商品化的主要制度载体，对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新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给社会保障提出新的国家治理议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持续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结构出现新的变迁，社会出现跨阶层联合的特征。也就是说，传统的工人、农民等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加剧，出现以某种利益为联结纽带的群体。这类群体更具社会行动力，在21世纪初期的头几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其群体内在联结纽带均为某种利益诉求。这一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社会权益意识发展的结果。从利益诉求上看，均是要求保障其得到应得的利益补偿。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家庭结构开始断裂，家庭保障功能弱化，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快速老龄化特点等。总之，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建设的重视，为重塑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提供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程加快，人口数量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亟须形成由人才质量产生的红利，从而对重塑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提出经济要求；伴随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保障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制度安排，其完善程度和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对重塑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提出政治期待。三是完善社会保障，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理念、思路与建议。在整合中国传统智慧、现代文明与马克思中国化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上述三大逻辑融合，形成主导中国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关系的逻辑，充分释放社会保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理性。具体说来，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为核心目标，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救助制度，扶助贫困群体获得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激励贫困者就业，使其进入社会保险与市场经济的主流制度空间。同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保障劳动者权益，稳定劳动力市场。
（四）在中国与世界社会保障的互鉴中谋求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话语进入世界话语体系。本书打破了现代社会保障以西方叙事为中心的传统格局，在展示西半球的丰富社会保障政策文献和观点的同时，补充了中国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充分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中国社会保障话语进入全球社会保障话语体系，为中国人权在世界发声，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权发展状况提供有力支撑。
向世界客观讲述中国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故事，中国在当代社会保障政策讨论中，有着引人注目的地位，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称得上是重要范例：中国成功地采取了一种综合性的策略，使经济改革和问题导向的社会保障改革相辅相成，社会保障改革释放了经济增长潜力，这种增长也反过来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总体上实现了良性循环。在新形势下，中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在不断深化之中，新制度还需要通过更为科学的顶层设计才能走向完善，但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对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具有重要的启示。
（五）为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低收入国家对社会保障的关注日益增加，揭开全球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篇章，而中国是这一发展中的先锋。在这一时期，致力于发展社会保障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制度覆盖面窄、待遇水平差距大、未能与经济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等问题，急需经验支持。西方国家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经济危机以后，采取国家财政紧缩政策，扩大私有化，助长了经济停滞、失业和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使得西方福利国家实践的指导性减弱。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互动经验为破解世界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难题提供参考。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客观规律隐埋于近现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它由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验证。在这条脉络中，各个国家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正视并汲取他国进步做法，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才是可行之道。
二 分析范式
首先对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进行结构化的概念处理，即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等诸多制度体系构成的制度场域。受不同国家主导逻辑不同的影响，国家治理这一制度体系内的制度组合逻辑，以及据此形成的制度组合结构存在差异，从而满足不同的国家治理目标与功能要求；在遵循学界对社会保障内容界定的基础上，同样运用结构分析视角，将社会保障视为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慈善等制度共同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社会保险又可称为缴费型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等可称为非缴费型社会保障。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是一个内含制度组合及结构的立体概念范畴，深入社会保障内部，探究具有不同制度组合结构，以及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国家治理功能。
其次，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国家权威分析范式，借鉴周雪光、蔡禾等学者提出的“权威类型-支配手段-合法性基础”的研究思路，提出将“支配手段”具体化为“官僚制”和“政策”两个方面，其中官僚制是支配手段的组织载体，政策是支配手段的作用形式，具体包括政策内容与政策结构两个维度。从既有研究看，从政策内容方面讨论国家治理的成果较多。然而，政策结构同样对国家治理目标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本书将政策结构引入其中，分析不同政策组合的国家治理功能。
三 分析框架
本书主要应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马克斯·韦伯的国家权威分析理论。在理解与应用这一理论框架时，吸收了周雪光、蔡禾等著名学者的观点。为此，形成如下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框架的主体结构采用了周雪光提出的“权威类型-支配手段-合法性基础”的研究思路。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书并非将其应用于“官僚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方面，而是用于阐释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演变方面，进而揭示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运行与变迁机理形成过程中的意义。该分析框架来源于马克斯·韦伯有关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在《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中，马克斯·韦伯划分出三种理想的权威类型，即传统权威、卡里斯玛权威、法理权威。然而，这并非仅仅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研究。一种权威类型就是“权力”、“支配手段”和“合法性基础”，按照一定的主导逻辑，结成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的有机整体。在其内部，“支配手段”的有效性具有“双向检验”特征，即在权威运行过程中，支配手段的有效性需要接受来自国家权力和合法性基础的双重检验。由于国家权力与合法性基础的组织载体之间存在利益分野，甚至利益冲突，支配手段需要在维护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吸收来自不同组织的作用力。当支配手段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利益诉求，亦即支配手段失准、失灵时，则产生消极社会认同，引发国家权力合法性危机。其中，当由社会结构变迁产生的新的权益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引发支配手段失准、失灵，进而引起国家权力合法性危机时，该权威类型内的张力运动超越其包容范围，从而生成权威转型动力，引起权威类型更替。
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分析范式，做出以下发展。首先，将“支配手段”具体化为官僚制与政策两个方面。官僚制是支配手段的组织载体，政策是支配手段的作用形式，具体包括政策内容与政策结构两个维度。从既有的研究来看，从政策内容方面讨论国家治理的研究较多。实际上，政策结构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与现代化转型具有同样重要影响。由生产性社会福利、发展型社会福利和补偿性政策模型可以提炼出三种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组合形式，即“托底-依附”、“中心-依附”和“中心-融合”。从“亚洲四小龙”经济和社会政策结构的变迁来看，韩国、日本都经历了从“托底-依附”到“中心-依附”的政策结构转向，并且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出现“中心-融合”的价值导向，从而回应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国家治理要求，提高国家治理有效性，夯实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将合法性基础具体化为社会结构与社会认同两个方面。其中，社会结构是具有实体意义的社会单元的结合体，社会认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对所处社会，以及在其中所获情感和价值的主观确认，二是由上述个体主观确认汇聚、凝结而成的社会自我评价与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评价。最后，将该框架内的“双向运动”描述为国家权力引导与建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基础推动国家权力体系调适与支配手段改革（见图1）。
图1 分析框架
四 主要观点
本书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在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内，社会保障与经济两大制度体系依据国家治理目标与需求，形成不同的结构形态，即“托底-依附”“中心-依附”“嵌入-中心”三种结构形态。其中，第一种类型中的社会保障具有消极的国家治理功能，被贴上社会负担的标签；第二种类型中的社会保障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会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快速”发展；第三种类型中的社会保障具有积极的国家治理功能，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融合。
（2）社会保障嵌入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中，伴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发展起来，是资本主义的自我保护机制。19世纪末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标志着西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确立。从近200年的西方发展史来看，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经历从边缘到中心的变迁，对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繁荣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福利国家体制的确立表明社会保障嵌入西方国家治理中，即融入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二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以及国家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发展能力，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政治整合的重要因素。分析其原因，发现具有超凡禀赋的官僚体制的成功取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组合形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保障处于托底位置的社会保障，能够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起到社会稳定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社会保障处于依附于经济制度的中心位置，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成果向社会转移，即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与社会投资；在经济发展的飞跃时期，社会保障处于国家治理中与经济制度相融合的位置，即实现社会发展带来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产生社会效益的良性互动。
（4）在中国几千年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溯源社会保障的制度形式与功能，提出“家-国”庇护的传统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分析范式，打破在研究社会保障历史溯源时，将社会保障等同于社会救助或慈善的狭隘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单位制时代，“家-国”庇护转变为“单位-国家”庇护，单位制成为解读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的制度载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社会保障与市场经济一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制度安排，二者之间的互动成为推动实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动力源。
[1]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实》1992年第11期。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3月19日。
[3] 参见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李祥、杨凤春《国家治理的价值内蕴及其实践路径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孙子怡《“国家治理”概念的文献综述》，《改革与开放》2015年第7期；刘睿佳、曹雪帆《国家治理概念的中国化表达》，《法制博览》2015年第9期；郑功成、郭林《中国社会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3期；向玉乔《国家治理的伦理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赵中源、杨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5期。
[4] 许海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5]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6]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7]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8]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 cn/ldhd/2013-02/28/content_2342267.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3月19日。
[9]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 cn/ldhd/2013-02/28/content_2342267.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3月19日。
[10] 从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理论讨论中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互动关系的文献大致包括：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于晓红、李姿姿《当代中国社团官民二重性的制度分析——以北京市海淀区个私协会为个案》，《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王绍光、何建宇《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11] 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12]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3] 郁建兴、王诗宗：《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14] 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1～25页；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第105～117页。
[15] 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6] 范明林：《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7] Frolic B.M.，“State-led Civil Society，” in Brook T. & B.M.Frolic，eds.，Civil Society in China，Armonk，New York：M.E.Sharpe，1997；Chan Anita，“Revolusion or Corporatism？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1993）.
[18]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19] 沈原、孙五三：《“制度的形同异质”与社会团体的发育》，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编《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0] 沈原、孙五三：《“制度的形同异质”与社会团体的发育》，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编《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1] Samuel P.Huntington，“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in Samuel P.Huntington and Clement H.Moore，eds.，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The Dynamic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New York：Basic Books，1970，pp.23-40.
[22] Samuel P.Huntington，“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in Samuel P.Huntington and Clement H.Moore，eds.，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The Dynamic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New York：Basic Books，1970，pp.23-40.
[23] 郑功成：《国家治理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群言》2017年第5期。
[24] 郑功成：《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及未来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1期。
[25] 郑功成、郭林：《中国社会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3期。
[26] 何文炯：《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中国社会保障》2018年第2期。
[27] 林闽钢：《社会保障如何能成为国家治理之“重器”？——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的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1期。
[28] 郑功成：《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及未来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1期。
[29] 童星：《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3期。
[30] 参见郑功成、郭林《中国社会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向》，《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3期；郑功成《国家治理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国民政》2016年第19期；郑功成《要站在国家治理角度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中国民政》2017年第9期；童星《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3期；童星《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治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5期；林闽钢《创新社会治理 走出维稳体制》，《中国民政》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