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和性质

从《左氏春秋》到《春秋左氏传》

中国人历来重视冠名。从一个人的姓名上，可以看出他的世系所出、排行次第，也可以看出其志意所在。一旦关涉社会典制，更是要“名正言顺”，不容马虎。《左传》一名，并非原来就有，最初应为《左氏春秋》。有关史书对此书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另外，河间献王刘德立《左氏春秋》博士，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称《春秋左氏》，皆证明西汉及以前无《左传》之名。后来刘歆要为它争立学官，博士们反讥“《左氏》不传《春秋》”。为此到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就开始用《春秋左氏传》一名，简称《左传》而相沿至后世。

一名之变，关系到《左传》一书本来的性质是经学还是史学，也关系到《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儒学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和正统，受到官方的尊崇和保护。于是，凡被认为是孔子撰写或整理过的书，皆被称为“经”，意谓“天地古今之常道”。《诗》《书》《礼》《乐》《易》和《春秋》据说皆为圣人之作，于是号称“六经”。但经文简略又深奥，圣人在传授弟子时，以口头方式对其中包含的“微言大义”作了发挥补充。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把这些传授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称为“传”，即阐释注解经义的文字，如《易大传》《诗经毛传》等皆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首先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这是“经书”；接着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后三者就是我们习惯所称“《春秋》三传”。时间一长，“传”也有了某种权威性，也成了“大经学”的一部分，都被包容在儒家“十三经”之中。

班固改《左氏春秋》为《左传》，目的当然是使其依附儒经而纳入官学轨道，但却引来后世的聚讼纷纭而至今公案难断。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只能不避枝蔓再从“春秋”二字谈起。

孔子与《春秋》

作为单音词，“春”“秋”分别指两个季节，古今同之。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春种秋收自然重要，于是“春秋”二字连用以代表“年”，以表时间。《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里，把时间加上人的活动，“春秋”作为普通名词，等于编年的历史记录，在先秦时期广泛存在。刘知幾《史通·六家》论“春秋家”，提到有《夏殷春秋》，记商代太丁时事；《晋春秋》，记晋献公十七年事，并说：“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刘知幾还提到《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此语不见于今本，但《墨子·明鬼下》记载过四个鬼故事，分别“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此外，《左传·昭公二年》记韩宣子出使鲁国，观书于太史，见有《鲁春秋》。其时孔子方十二三岁，此“鲁春秋”当然指孔子之前早已存在的鲁国的编年史。

我国很早就有以文字记载的历史著作，殷商卜辞中常见“史”字，就是以手执简册之形。而且古代确有严格的史官制度，以确保文字记载历史的连续性。其实这种纪年史可以总类为“春秋”，具体到各诸侯国，还可以有不同的名称。如《孟子·离娄》所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把“春秋”由普通名词变为专有名词，也许正始自孟子。孟子认为圣人孔子为使后代的乱臣贼子恐惧而不敢为非作歹，特意作《春秋》。再加上此时儒家已成“显学”，对孔作《春秋》大力宣扬，而岁月久远之后，其他各国《春秋》大都亡佚不存，于是“春秋”这一概念聚缩为我们今天所见的这本万六千余字的《春秋经》。

《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是一个久争不息的课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孔子作《春秋》，即此书的著作权归孔子拥有。首倡此说为孟子，他两次提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在汉初已被视为经书，儒生自然认为它应出于圣人之手，从司马迁到董仲舒都以权威的声音力倡此说，后人靡然风从，遂成定论。此派的理由主要是：《鲁春秋》只是孔子创作的史料，经书体例规模乃孔子所制定。特别是经书中包含的“微言大义”，是原史书所没有的，“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王充：《论衡·艺增》）。对《鲁春秋》，孟子也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也就是说，孔子利用鲁国旧史，而完成了一部新的经学著作。这部书记事范围不仅限于鲁国，而是孔子周游列国并到周王室观书之后，把眼光和笔触放在了一代天下大势的演变上，加以全面把握。这种观点为历代经学家承袭，一直到近代康有为，仍维护“《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孔子修《春秋》，即此书只是孔子对鲁国史书加以修订补充，不能算是创作。汉代的古文学家认为《春秋》源于鲁史，鲁史的发凡起例源于周公，所以孔子对《春秋》只是根据周公的鲁史凡例加以修订补充，不能算作近代意义上具有知识产权的著作。这种观点集中体现于晋人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序》中：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

杜预之说多为后世经古文学家宗奉之，如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皮锡瑞：《经学历史》），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此说立足点是把《春秋》看做史书，孔子及其弟子对《鲁春秋》不是直抄而是作了一定的删改、修正、提炼和加工，“笔则笔，削则削”，最终使它成为一部典范的编年史著作。人们把《鲁春秋》看做原始的未经孔子修订的历史著作，其作者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以别于后人所见而经孔子手订的《春秋经》。这种观点也为封建时代的经今文学家所诟病，晚清皮锡瑞曾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大加驳斥，这是经学内部今古两派之争的主要问题之一。

第三种观点主要为近代学者提出，认为《春秋》作者不是孔子，孔子不曾制作或删述《春秋》。从唐代以后，有些经学家日趋疑古。刘知幾在《史通·惑经》中对孔子和《春秋》的关系提出疑问，宋代王安石直讥《春秋》为“断烂朝报”，即认为其乃是鲁国的政府公报，又简文脱落错乱，不可卒读，与圣人无关。其后明朝人徐学谟又提出《春秋》即据旧史，其中本来就有缺文，并非孔子所笔削。不过囿于经学传统，古代的大多数学者对《春秋经》都持谨慎态度，不敢否定其出自圣人之手。民国初年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首开“孔子不作《春秋》”之说，认为《论语》中没有关于孔丘作《春秋》的记载；战国诸子中除《孟子》外，也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书提到《春秋》为孔丘所作；《春秋》无所谓微言大义。因此，他认为“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现代学者如徐中舒、罗世烈、胡念贻等人从对文献本身的考稽出发，又进一步拓展出不少相关证据，以支持钱说。如《春秋》的书法体例前后不一，歧异甚多，证明其出于众手而非孔子一人所删定。如《礼记》和《韩非子》等引述的《鲁春秋》，皆与今《春秋经》相同，可见《春秋》应即是鲁史旧文，原缺简也被保存，其间并无孔子笔削痕迹。另外，《春秋》中有“孔子生”“孔子卒”的记载，也证明孔子不可能是《春秋》作者。

时至今日，关于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仍无定论。现代学者中，持《春秋》为孔子所作或所修的看法，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为代表；持相反看法，则以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刘节《中国史学史稿》、赵光贤《春秋与左传》为代表。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在于史料的有限和学者对材料理解的不确定性。在笔者看来，前述认为孔子与《春秋》无关的第三种观点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

《左传》与《春秋》

《春秋》如与孔子有关，那它就是儒经，否则就是先秦一个诸侯国的国史，地位自然不同。在中国古代社会，《春秋》作为“五经”之一的权威地位还是牢不可破的，而《左传》一书的性质和地位如何，也自然要视它与《春秋》之间为何种关系而定。如《左传》为解《春秋经》而作，它就是经学；如非经传，它就是单纯记载春秋历史的史学。在两千年中，这个问题的争论与经今古文两派的门户利禄纷争纠缠在一起，十分激烈。

《左传》成书之后，在先秦时代长期隐晦不显，未见诸子称述。一直到西汉中期，司马迁在《史记》中最先记载它的成书，说是由于孔子写《春秋》，然后口授给七十子之徒，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司马迁还是认为《左传》由《春秋》而起，不过其名称为《左氏春秋》。接着，西汉今文博士“谓左氏为不传春秋”，认为它与圣人和经学无关，使刘歆为《左传》争立学官的努力失败。可是到了东汉，随着古文经学的逐渐兴起，东汉著名学者班固、王充、桓谭都在其著作中肯定了《左传》的经学性质。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班固不但明确《左氏》即为《春秋传》，而且解释它长期隐伏的原因。王充在《论衡·案书》中说：“公羊高、穀梁、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这是说左氏不但以亲见孔子为近，而且直接为《春秋》作传。桓谭在《新论》中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他进一步论证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东汉以后，《左传》大行于世，并逐渐压倒公羊、穀梁二家而在“春秋三传”中居于最突出地位。原来《春秋》与《左传》是各自单行的两部典籍，至西晋杜预“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将二者相连合著，成《春秋经传集解》，最终将《左传》与《春秋经》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以后，这种观点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界的正统和主流，《左传》的经学地位遂难以动摇。在历代书籍著录中，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左传》一直被列于“经部”而不是“史部”。

但是，两千年来，关于《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息。在中国古代，人们在承认孔子作《春秋》，承认《春秋》是经书的前提下，将《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同等对待，认为凡不合“经意”则加以指责。但实际上《左传》与公、穀有根本性的不同。《公羊》《穀梁》都是依经立传，不记《春秋》所没有的史事，有一些叙事的成分，目的还是为了解经，所谓“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是也。如果将公、穀二传中说经的部分抽出来，余下的叙事部分就无法独立存在了。《左传》则不然，它本是一部叙事详赡的史书，取材广泛，当然也参考了《鲁春秋》。但它独立于《春秋》之外，并不是解经之作。所以其中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记载，虽也有解经之语，但后人窜入之迹宛然，而且其在书中不占主要地位。如果把《左传》中“君子曰”“书曰”以下文字及其他讲书法义例的地方删去，丝毫不影响全书叙事的完整性，因为这些文字不是其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是游离于叙事之外。另外，如果当初《左传》确实有意为解经而作，在标注时间的历法上应一如《春秋》用夏正，以建子之月为岁首。而事实上《左传》有时用周正，有时用殷正，有时用夏正，这是由于其史料来源不同，就与《春秋》记事体例有了差异。

中国古代的一些学者也对《左传》的经传地位产生疑问，看出一些问题。如晋代王接认为：“《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晋书·王接传》）唐代权德舆说：“《左氏》有无经之传失其根本。”宋朝叶梦得说：“《左氏》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春秋传序》）连朱熹也说：“《左传》是史家，《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实际上，唐代刘知幾在其史论巨著《史通》中，已经把《左传》降经为史（还有《尚书》《春秋》），并且予以很高的评价。他在《载言篇》中肯定“《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即认为《左传》不仅不是《春秋》的附庸，而且突破古史樊篱，开创了史书的编年一体，使后世史学主流之一的编年史，“大抵皆以《左传》为准的焉”。

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清朝后期经今文学重新崛起。今文学者为达到政治上改制的目的，竭力推重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同时对《左传》等古文经大加挞伐。只是他们不再像汉代今文博士那样简单武断，而是把否定《左传》为经建立在周密考证的基础之上。如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一书，继承发扬了宋元人罗璧“《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识遗》卷一）的观点，认为《左传》原来的名称就应该是《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不过是杂史之流。它的成书，与《春秋经》没有关系，“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这就否定了左丘明从孔子受经作传，《左传》为释经之传的说法。至于《左氏春秋》变为《左传》，乃是西汉末刘歆根据经文附益了大量解经之语并加以改编，“冒曰《春秋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也”。尽管这种观点不乏门户之见的成分，但由于《左传》成书流传的混乱复杂，也确实被击中了《左氏》为《春秋》作传说的薄弱之处。

现代的学术界已经摆脱了传统经学的羁绊，可以用更平和的心态来恢复文化典籍的本来面目。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左传》是独立的史学著作，并不是《春秋》之传，应该将它从两千年的经坛上请下来。这种意见以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附，中华书局1963年版）和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第十一辑）为代表。笔者也同意这种看法。也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左传》是释《春秋》而出的解经之作，或认为是“以史传经”。这种意见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杨伯峻《经书浅谈·左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和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