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佳人
2019年9月24日，我坐在窗边等待着，身后是一面类似电影《红粉佳人》风格的墙壁。
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是布里塔妮打来的——她要迟到几分钟。
“别担心，”我回了一条短信，“你选的地方很酷。”事实也确实如此。来来往往的顾客一个个大方美丽、脚步轻盈，胳膊下夹着时尚模特的资料，完美展现了曼哈顿诺霍区这家名为恰恰抹茶的网红奶茶店的时尚品位。
过了一会儿，布里塔妮来了。她一边微笑着，一边用眼睛搜寻着整个房间，直到用目光锁定了我。“嗨，我喜欢你的裙子！”她说道。
鉴于一小时只用花40美元，我本对她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因为布里塔妮这个“朋友”是我从一家名为“租个朋友”（Rent-a-Friend）的公司雇来陪我度过这个下午的。来自新泽西州的创业者斯科特·罗森鲍姆（Scott Rosenbaum）目睹了“租朋友”这一概念在日本的一炮走红，于是成立了这家公司。现在会员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有超过62万名柏拉图式的朋友可供人们租用。
23岁的布里塔妮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而“租友”这一工作并非她当初考入布朗大学时所规划的职业道路。然而由于还没能获得一份与环境科学（她在大学的主修专业）相关的工作，助学贷款又让她倍感焦虑，她认为出租自己的陪伴是一个务实的决定。在她看来，情感劳动只不过是另外的一项财源。她平均每周都会被租出去好几次，除此之外，她会协助初创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还要通过“跑腿兔”（TaskRabbit）提供行政助理的服务。
我在见面之前感到非常紧张，但见面后没过几分钟，我就放心了，我们的相处并没有逾越“君子之交”（friends-without-benefits）。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一起在曼哈顿的市中心一边闲逛，一边谈论美国反性骚扰运动MeToo以及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大法官金斯伯格，还到麦克纳利出版社书店去研讨我们最喜欢的书籍，有几次我甚至忘记了布里塔妮是自己花钱雇来的。尽管她不像一个老朋友，但如果可以的话，她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新朋友。
但直到我们这次约会即将结束的时刻，她才真正把魅力散发到了极致。那是在百老汇大街一家名为“城市户外”（Urban Outfitters）的店，面带一贯的微笑，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她笑闹着与我在一大摞T恤衫中一起翻找，还怂恿我挨个试戴一套蜡笔色系的渔夫帽。尽管她并没有直接讲明，但这些帽子似乎真的很适合我。
我向布里塔妮打听其他曾雇用过她的人——我那些“消费友谊”的同好。她给我讲述了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不想孤身去参加一场派对；一个从印度德里搬到曼哈顿找工作的技术男，在纽约无亲无故，希望有人能陪着一起用餐；还有一个想在自己生病的时候能有人送鸡汤上门的银行家。“如果让你归纳一下你的典型客户的特征，你会怎么说？”我问她。她回答道：“孤独、30～40岁的专业人士，就是那种工作时间很长、似乎没有时间交朋友的人。”
▇ ▇ ▇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印记——在今天，我可以在手机上轻敲几下就订购了一次陪伴，就像点一份奶酪汉堡的外卖那样容易。这意味着我所谓的“孤独经济”（Loneliness Economy）的涌现支撑了那些感到孤独的人士——在有些情况下，当然也要从那些人的身上获取利润。但在21世纪——这个我们所知的最孤独的世纪，布里塔妮所服务的那些超时工作的专业人士并非是孤独的仅有受害者——孤独的影响面要比这更为广大。
甚至在为避免新冠病毒的面对面接触传染而导致的“社交衰退”出现之前，每五个美国的成年人中就有两人认为自己很孤独。5
欧洲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德国，有2/3的人认为孤独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6接近1/3的荷兰国民承认自己感到孤独，1/10达到了严重的程度。7在瑞典，多达1/4的人说自己经常感到孤独。8每五个瑞士人中就有两人表示自己有时、经常或总是有孤独的感觉。9
在英国，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以至于在2018年，英国首相甚至任命了一位“孤独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101/8的英国人连一个能够指望的亲密朋友都没有，而5年前这个比例为1/10。113/4的公民不知道邻居的姓名，而60%的英国工薪人士报告说在职场感到孤独。12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南美洲和非洲的数据同样也让人感到不安。13
几个月的隔离、自我封闭和保持社交距离无可避免地让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无论老幼、男女、婚否和贫富。14全世界的人们都感到了孤独、脱节和被排挤。我们正处于全球的孤独危机之中。无论身处何地，我们之中没有人能够幸免。
▇ ▇ ▇
在距离曼哈顿诺霍区约6000英里远的地方，斋藤太太刚刚睡醒。这位有两个孩子的寡居老母亲长着一张圆润的脸蛋，细小的眼睛里闪着慈祥的光芒，对于孤独她再熟悉不过了。她有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养老金并不足以支付她的生活费用，由于寡居且子女过于繁忙而在照料老人方面常常有所欠缺，她经常感到非常孤独。这就是为什么她采取了非常极端的行动——但这并非没有先例。
斋藤太太如今被关押在栃木县监狱之中，这是一处专门用于关押女性罪犯的设施，而她只是众多主动将牢狱生涯视为一项人生选择的日本老年人之一。在日本，由年龄在65岁之上的人所犯下的案子的数量在最近的20年里翻了两番。15在这个年龄段的罪犯中，有75%会在五年之内再犯。典狱长福井淳子（Junko Ageno）认为孤独感无疑是产生这一趋势的关键原因——她治下犯人们的情况也向她证实了这一点。16一直研究老年人犯罪现象的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滨井浩一（Koichi Hamai）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有相当数量的老年妇女之所以选择入狱，是为了摆脱她们所感受到的社会孤立感。17她们一般是因为犯下诸如在商店里顺手牵羊的轻罪而坐牢的——对于铁下心来要吃牢饭的人，这是最容易实施的违法行为。40%的这类犯人报告称很少与家人讲话，甚至根本从不与他们联系，其中有一半因入店行窃被捕的老年犯人在入狱前的几年里一直独自生活。
许多人将监狱生活当作自己的一条出路，可以让自己进入“在家时无法接触到的社群”。就像一位老年犯人解释的那样，在这个地方“总有人在附近，并不会让我心生孤独”。18这种环境被另外一位78岁高龄的狱友O女士形容为“一片绿洲”，身在其中就“有很多人可以交谈”。这是一处不仅能找到陪伴、还提供支持和关怀的避难所。19
要是让我们指出我们之中最孤独的族群，老年人是我们容易最先想到的群体。事实上，这些人的孤独程度确实要高于一般人的平均水平。
截止到2010年，美国养老院中就有60%的住客称自己从未有过访客。20在英国，在2014年有2/5的老年人认为电视机是他们最主要的陪伴。21
这一类的故事读起来让人心酸，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全社会应如何照顾我们的老年公民这一沉重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我们之中最年轻的那一部分才是最孤独的——这也许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我最早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几年前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22通过小组作业中的互动，我明显感觉到，面对面的交流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比之前的几代人更困难。不仅如此，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当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倾诉自己对学业和未来前景的焦虑之时，竟有如此多的人向我吐露自己感到多么孤独。
我的那些学生并非是个别现象。
在美国，千禧一代[2]中略多于1/5的人会说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朋友。23在英国，18～34岁的群体中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三个、10～15岁的儿童中有接近一半的比例，认为自己经常或者有时候会感到孤独。24
同样，这幅令人不安的景象已经成为近年来急剧恶化的全球性现象。在几乎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中，15岁少年群体之中声称自己在学校里感到孤独的人数的比例从2003年到2015年一直在攀升。25同样，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这一数字很可能还会有更大程度的提升。
这不仅仅是心理健康上的危机，更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不适。有研究表明，孤独对健康的损害甚于缺乏锻炼，与酗酒的危害程度接近，但两倍于肥胖症。26统计表明，处于孤独之中相当于每天吸15根香烟。27关键是，这一结果与人们的收入水平、性别和年龄无关。28
这也是一场经济上的危机。即使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有人估计社交性孤立让美国的老年人医保每年为孤独症患者支付了超过70亿美元，超过了在关节炎上的花费，几乎与高血压差不多——但这仅包含了老年群体的数据。29在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每年为超过50岁的孤独者支付18亿英镑，几乎等同于整个住房、社区与地方政府部门（The 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的年度花销。30与此同时，英国雇主每年因与孤独有关的雇员病假日所造成的损失高达8亿英镑，如果将生产力损失也计算在内，那么这个金额还要大得多。31
此外，这还是一场政治上的危机，孤独加剧了美国、英国以及遍布全球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尤其令人感到忧心忡忡的是，我们很可能低估了这一问题实际上的严重程度。部分原因在于孤独带来的耻辱感。对于一些人来说，承认自己孤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工作中感到孤独的英国员工中有1/3从未向其他人透露过自己的感受。32还有些人甚至内心无法接受这一点，他们认为孤独更接近于个人的失败，而非超出个人掌控的生活环境以及一系列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一个后果。
但更严重的是，孤独的定义方式也导致了对这一问题的低估。孤独通常被定义得过于狭隘，孤独不等同于独自一人——我们可能会置身于人海之中仍感到孤独，或者独自一人却无一丝孤独之感。我们在21世纪所经历的孤独在范围上比它的传统定义要宽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