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崇尚孝道，早期许多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古籍文献就体现了丰富的孝悌思想。这些思想都将赡养父母、敬爱老人作为孝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以孝为“根”的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基于孝道的伦理社会。因此，对古代孝道思想展开研究，直接涉及对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探索。巴蜀自古人杰地灵，钟灵毓秀，忠臣孝子、文人雅士举不胜举，巴蜀大地有着浓厚的崇德尚孝之风。这种传统和风气与巴蜀文化的本质特征息息相关。巴蜀文化，作为植根于巴蜀地域的一种文化，在历史上与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湖湘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共同构成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共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是长期以来巴蜀普通劳动者和一些优秀历史人物共同创造的结果，其蕴含着丰富的孝道思想，孝道思想及孝文化成为巴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历史遗存、家训、家诫、族规、思想家著述、行迹等各种载体反映出来。可以说，巴蜀文化先天就具有孝的“基因”，巴蜀文化具有鲜明的德孝文化特征。
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视孝道治理的朝代，同时也是思想学术异常繁荣的时代。宋朝建立后，由于内外各种因素，最高统治者尤为重视以孝治国，希望以孝为根本而实现忠孝一体、家国天下的目的，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推广《孝经》及孝道思想。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众多学者和思想家发挥各自所学、所长，纷纷在研究孝经学、阐发儒家孝道思想、运用孝道思想齐家治国等方面“立德”“立功”“立言”，他们的努力成为宋代文化研究的一个亮点。巴蜀独特的地域色彩、思想文化特点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宋代巴蜀学术、思想乃至文化既具有宋代的共性，又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特性。针对宋代巴蜀名儒的孝道思想的研究即是在此前提下开展的。
其一，宋代巴蜀名儒的孝经学文本研究。对孝经学相关的文本内容及思想进行注解、阐发的著作虽然在宋代巴蜀学术研究中不占重要地位，但仍有可圈可点之处。根据史籍记载，从唐代到清末，巴蜀的孝经学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宋代著作所占比重较大，知名学者就有句中正、李建中、龙昌期、史绳祖、张
、任奉古、范祖禹等，他们都对《孝经》不遗余力地注解、阐发。对有籍可查的宋代巴蜀孝经学学者生平予以梳理，厘清他们的学术特点及对《孝经》思想阐发方面的特点，不难归纳、总结出宋代巴蜀名儒对《孝经》的研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偏重于对《古文孝经》的研究；多对《孝经》开展义理性阐说；融合儒、道、佛思想，诸经汇通；重视经世致用，切合现实。
其二，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研究。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引发的长期动乱导致大批外地士绅和学者避乱入蜀，为蜀地带来了各地的思想文化。入宋后，崇尚文治的治国方略和重用儒术、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环境推动了宋代巴蜀文化的繁荣。仅《宋史》记载的宋代巴蜀学者、思想家就在百名以上。巴蜀宋儒中久负盛名者就有眉山“三苏”及其后人苏过、苏元老等，铜山“三苏”（苏易简、苏舜钦、苏舜元），华阳范氏（范镇、范百禄、范祖禹、范冲等），华阳王氏（王珪等），华阳宇文氏（宇文虚中等），丹棱李氏（李焘父子），井研“李氏四杰”（李舜臣及其子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绵竹“二张”（张浚、张栻），新津张氏（张唐英等），邛州魏氏、高氏（魏了翁、高斯得等），另外还有谯定、唐庚、文同、度正、鲜于侁、吕陶、刘光祖、家铉翁、黄裳等，不可尽举。他们有的在经、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全面发展，有的长于一方并取得成就，共同促进了宋代巴蜀思想文化的繁荣。总体来看，宋代巴蜀儒者不仅在文学、史学领域成就突出，在经学研究等方面也是成绩斐然，尤其在易学领域独树一帜。有的还在孝经学研究、孝道思想阐发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本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苏轼、苏过、张栻、魏了翁、文同、王珪、吕陶、家铉翁、度正等十余位名儒作为考察重点。通过对这些学者的著述进行考察，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他们在孝道思想阐发方面的特点：都继承了先秦儒家对孝的基本认识；普遍具有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深厚家学渊源；大多数名儒都深受家学中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影响，同一家族中思想、操行相似的名儒、名士辈出，家族性特征明显；阐发孝道思想的重要目的在于实现天下大治，行曾闵之孝，致尧舜之治；重视孝道的践履，提倡知行合一。
其三，宋代巴蜀名儒家族孝道思想研究。宋代巴蜀名儒的成长有赖于其家族家教家风的涵养。宋代的巴蜀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名家辈出，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种领域百花齐放。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影响深远的名家望族众多，这些家族多绵延百年，代有人才出，并且一些家族成员还是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成了壮观的政治、学术家族林立的现象。本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名家望族进行研究，如眉山苏氏、华阳范氏、绵竹张氏、阆州陈氏以及新津张氏、丹棱李氏、井研李氏、铜山苏氏等，其在宋代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独树一帜。这些名家望族虽然各自具有个性特征，但同时也都具有宋代巴蜀大家族的共同特点，尤其在修身、治家、治学、为官思想中体现出深深的孝道思想的“烙印”。这些家族大多由外地迁徙入蜀，体现出鲜明的移民特征；大多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特征，且以学术性家族居多；各种家学无一不以忠孝仁义思想为核心；都以参加科举考试起家，并累世进士（个别家族不乏状元）；家族命运与王朝命运和政治气候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士大夫精神和家国情怀；都重视以忠孝传家，在家训、家诫、家学、家风上强调儒家伦理道德；都有家族发展的核心人物和母教中心人物。从名儒个体入手，立足孝道思想，考察这些名家望族治家、兴家、发家和长盛不衰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借古鉴今，对当今亦有裨益。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朝代特定地域的孝道思想，即便如此，在阐述过程中，并不是将宋代与其前后各朝代、巴蜀与其他地域完全割裂而孤立地去考察，而是注重研究对象的纵向和横向脉络。不管是对宋代巴蜀名儒的孝经学文本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宋代巴蜀名儒所在的家族开展孝道思想研究，其落脚点都在对人物个体的考察研究上。因此，本书在阐述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宋代巴蜀名儒的背景梳理，这包括其家族背景、个人生平、师承及学术渊源等；另一类是对巴蜀名儒的著述、行迹中体现出的孝道思想进行论述，分析、研究他们孝道思想的共性和各自的特征。本书力图通过对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宋代巴蜀名儒（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的考察，借助各种历史文献的佐证，得出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及个性特征。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社会上尚有一些人对孝、孝道、忠孝等概念存在一定的误解。这也成为对相关领域研究不足的一个原因。为此，本书专门就宋代巴蜀名儒的孝道思想开展研究，力图在以下方面体现自身的特色。一是目前尚无专门研究宋代巴蜀孝文化或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的学位论文或专著，从断代的角度较全面深入考察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非常重要，亦具有可行性，因此，从选题上实现创新。二是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开展比较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实现创新。通过兼顾《孝经》相关文献、名儒和家族的综合考察，可以加深对宋代巴蜀名儒的孝道思想特征的综合认识。三是在开展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研究时，除了对巴蜀名儒本身的著述及行迹进行考察，还注重从名儒的家庭背景、学术背景、社会联系等方面梳理其孝道思想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对一些影响力大的宋代巴蜀名儒的孝道思想特点进行归纳，力求反映巴蜀名儒的主要思想特点，以体现研究内容上的创新性。四是对宋代巴蜀部分孝文化历史遗迹、名贤的孝德及孝行、名家望族的家族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以求通过材料铺陈，从直观上展示宋代巴蜀德孝风貌。五是巴蜀名儒和家族研究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交叉，为处理好此矛盾，在具体撰写时，在巴蜀名儒专题中重点研究的人物，在家族研究中相关内容论述从简，在上篇、中篇中提及较少的巴蜀人物，在下篇中论述就较多，以实现详略得当，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
历史文献的研究注重对材料的科学客观分析，但古籍文献的不足和真伪混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研究对象的判断。尤其是对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的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材料比较分散，既有宋代巴蜀名儒的专著、文集，又有各种方志、谱牒，还有正史、别史中的记载，另外还有一些材料散见于古籍文献和今人汇编的著作中。因此，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搜集、整理、利用这些材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目前，学术界对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或孝文化尚缺乏全面的研究，因此，本书也是在摸索中前行，难免会出现疏漏。本书通过对各类型相关材料的铺排、说明和阐述，多角度地挖掘文献中对研究问题有价值的观点，三个专题（宋代巴蜀孝经学研究、宋代巴蜀名儒的孝道思想、名儒会集的宋代巴蜀家族孝道思想）既相互独立，又存在密切联系。对众多宋代巴蜀名儒、名家族集中进行考察，从各种历史文献中挖掘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相关内容，以探求宋代巴蜀文化中的德孝特征和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的个体特征，力争在对宋代巴蜀名儒、名家族的孝道思想概括上有所创新，于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裨益，是本书立论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