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民救亡，少年中国：梁启超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
梁启超（1873—1929）被尊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之父。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众多研究者中，张汝伦对梁启超的评价最高，他认为：梁启超很早就摆脱了传统天下观念的束缚，由世界—大同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接受和宣传民族主义并不是单纯的情感冲动，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内涵；虽然梁启超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也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至上等非理性因素，但随着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梁启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和批判，并越来越强调个人自由；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以世界主义为归宿并与民主主义紧密关联，是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以其规模和深度，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拱心石。中国后来的民族主义，包括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没有达到，更不用说超过梁启超的思想”。[42]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因此本节概要论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评点其文学观念和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摭论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一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
一种思想的发展成熟需要一个过程，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也是如此。许纪霖认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发生过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由天下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发生在前《新民说》时期；第二次转变是从国民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发生在后《新民说》时期；第三次转变是从政治民族主义转向文化民族主义，发生在民国建立和“五四”时期。[43]梁启超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受到日本明治时期国家主义精神的影响，国民与国家是其民族主义思想中两个互动甚至可以互相置换的核心概念，侧重从国民自主性出发铸造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卢梭式的人民主权论思想；1903年梁启超访美以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更加认同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强调以国民忠诚为前提的威权共同体，开始寻求国家权威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灵魂；1912年梁启超在《国性篇》中提出了国性论，由国民民族主义转向文化民族主义，这一重要转变从《国性篇》开始，到1918年撰写《欧游心影录》完型。[44]
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八九六—一九零七）》认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梁启超在1898年以前是个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徘徊在天下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之间；从1898年到1903年是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过渡期，逐渐放弃公羊三世说，开始抨击天下主义，走向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基调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其“民族国家”观念初步自觉，但仍葆有若干种族主义思想因素，尚未完全实现由传统式民族主义向近代式中国民族主义的转变；1903年下半年以后，梁启超受游美经历刺激和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理论影响，才彻底摒弃种族民族主义，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最终得以确立，他认识到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加强国家的统一与秩序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犯，并由此开始提倡联合中国各族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真正自觉，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终方向。[45]
闾小波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观四个方面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所谓政治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所谓经济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是指发展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与列强抗争，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确保民族独立；文化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以增强国人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历史观则是指梁启超将民族主义引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开史学革命之先河。[46]闾小波的论述展示了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丰富性和体系性。
以上学者的核心观点显示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大体经历了“种族—民族—民族主义”的演变。
首先，提倡种族观念。梁启超早期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世界上有白色、黄色、棕色、红色和黑色五大人种，其中白色和黄色人种在未来世界具有竞争力，其他种族在文化、肤色和智力方面都无法立足于现代世界。梁启超早期提倡种族观念，一方面基于维新改良思想，认为满汉同种同源，因而反对排满革命；另一方面将西方列强侵略亚洲视为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殖民，并基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好感以及联合日本反抗西方列强的愿望而主张泛亚洲主义，希望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与日本团结一致反抗西方列强。可见梁启超的种族论在当时具有策略性意图：在国际上有利于联合日本以抵制西方侵犯，确保中国立足于世界；在国内则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反对分裂主义，保全国家领土的完整性。
其次，从种族到民族。梁启超1901年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最早使用“民族”一词，随后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对“民族”定义做出阐述，认为民族是具有历史、语言、宗教、风俗等共性的人群共同体，它不同于种族的生理差异，而是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梁启超此时之所以区分民族和种族，是因为他在1900年以后逐渐意识到“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日本仿效西方国家开始侵略中国之后，他更是认识到中国人与黄种人并不处于完全一致的框架中，泛亚洲主义只是一相情愿的事情，中国只有富强独立才能获得国际尊重。这也是他由种族观念转向民族主义的契机。
最后，提倡民族主义。梁启超1901年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首次使用“民族主义”一词；1902年又在《新民说》中指出：民族主义是16世纪以来促进世界进步、欧洲发达的巨大力量；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促进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巨大动力，符合进化论规则和中国现实需要。国家是区分内外的标准，对内个人要热爱国家，对外全民应抵御他国侵犯，更要反对世界主义乌托邦。至此，谋求国家富强成为梁启超倡导民族主义的最高目标。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呢？在梁启超看来，一是维新改良，既向西方学习同时不忘中国的优秀传统，最重要的是不能进行激进的暴力革命。他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主义的向心力，反对革命党将民族主义用于内部冲突上。这正是维新派与革命派分歧与论争的主要原因。二是认同“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维护国内团结，提倡大民族主义。他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中国各民族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保证国家的完整性；他反对革命党的小民族主义，认为满汉之间的文化风俗早已同化，民族文化共同体使满汉之间并不存在对立，中国的政治腐败不是因为满族统治而是源于政治体制存在问题。三是认为只有培育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新民”才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这也是梁启超提出“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的原因。就此而言，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民族主义思想，与严复倡导的“进化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一起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与精神源头。梁启超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新中国的必由途径，可以说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方略和途径，因而超越了曾国藩、康有为等人的探索，也给后人留下了精神财富和深刻启示。
二 梁启超的改良文学观与《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由于“笔锋常带情感”而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他说：“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47]“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48]他起草的《南学会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做了如下描述：“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而其知此事也一，而其志此事也一，而其治此事也一，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49]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族国家观念由于梁启超的宣传提倡而成为中国人的“想象的共同体”。
梁启超基于其先培育新人再建立新国的渐进主义改良思想，创作了《新民说》《新民议》等文章，呼唤“中国少年”来建设一个“少年中国”。他又认为文学是“新民”的最佳工具，于是创办《清议报》《新小说》等报刊，接续和深化了黄遵宪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口号，进而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和“戏剧界革命”宣言，随后开始译印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目的是新民救亡，建立一个自强富足、可以与列强争胜的现代中国。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将小说提高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高度，也是因为他看中了小说在“新民”工程中的重要价值。正因如此，陈平原等认为：“梁启超是最早的‘小说救国’论者”[50]，他发动的“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崭新的一页。……更重要的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一高论，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前瞻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口号。”[51]
梁启超不仅是小说革命的理论倡导者，也是小说革命的大胆实践者。《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唯一的创作小说[52]，“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可以说是梁启超政治理想与建国方略的形象表达。尽管这部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失笑”，但既然抱着期盼“将来无名之英雄”来“救此一方民”的思想，也就顾不得其他了。他还在小说序言中说，他之所以创办《新小说》杂志就是为了连载这部小说，而“为一部小说而创一个刊物，这恐怕在文化史上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可见他是很重视这部小说的。”[53]《新中国未来记》前四回连载于1902年11月至次年1月的《新小说》第1—3号，第五回则刊于1904年1月17日出版的《新小说》第7号。小说虽是未完稿，却一向被视为体现晚清“小说界革命”宗旨的代表作。[54]而在笔者看来，《新中国未来记》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
小说第一回“楔子”以“将来时”开篇，站在“立宪期结束”的“西历2062年”来回顾“中国近六十年史”。由于中国自维新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所以各国全权大臣齐集南京维新50周年大庆典，诸友邦也“特派兵舰来庆贺”。与此同时，上海“开设大博览会”“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家学者云集数千人，开设各种演说坛和讲论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全国教育学会会长、文学大博士“曲阜先生”孔觉民讲演“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
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代史黄毅伯组织宪政党”，倒叙共和国维新成功的原因在于“宪政党”。宪政党有着明确的建国大纲：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共和国按“美国举大统领之法”设会长一个、副会长一人，评议员一百人；按“各立宪国组织内阁之法”，设干事长一人，干事若干，设办公厅及财政、监察、教育、外交、司法等各部。宪政党的政纲涉及国民教育、工业振兴、国情调查、政务练习、义勇养成、外交事务、法典编纂等，尤其重视教育与义勇：“本党以立宪为宗旨，必须养成一国之人，使有可以为立宪国民之资格，故教育为本党第一大事业。”而“处今日帝国主义盛行之世，非取军国民主义，不足以自立。本会人人当体此意，各以国防为第一义务。”正是由于宪政党的持续努力，共和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这一回无疑是梁启超对现代政体的设想构建，也是他为未来中国设计的施政纲领。
那么“到底这个转移中国的宪政党，是哪一位英雄豪杰造他出来呢？”小说第三回“求新学三大洲环游论时局两名士舌战”引出了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二人一起赴英国留学，随后李去病游历法国，黄克强考察德国，并相约经俄罗斯返国。黄、李二人回国后目睹的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以及国土备受列强蹂躏的惨状，与英、法、德、俄等国的强盛形成了巨大反差，因此深感改变中国现状的必要。但他们在救国方略上存在巨大分歧：是立宪改良还是暴力革命？李去病主张采取法国大革命式的社会革命，因为他对维新人士极度失望：
现在他们嘴里头，讲什么维新什么改革，你问他们知维新改革这两个字，是恁么一句话么？他们只要学那窑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国人当作天帝菩萨祖宗父母一样供奉，在外国人跟前，够得上做个得意的兔子，时髦的倌人，就算是维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指望呢？倘若叫他们多在一天，中国便多受一天的累，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够不上，还不知要打落几层地狱！要学那舆臣台、台臣皂的样子，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
李去病又说：
我长听西人说的，中国如像三十年未曾打扫过的牛栏，里头粪溺充塞，正不知几尺几丈厚。这句话虽然恶毒，却也比喻得确切。哥哥，你想，不是用雷霆霹雳手段，做那西医治瘟疫虫的方法，把他铲除到干干净净，这地方往后还能住得么？
李去病还引用《因明集》中的《奴才好》，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挖苦嘲讽：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什么流血与革命，什么自由与均财。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强哪肯就范围。我辈奴仆汉戒之，福泽所关慎所归。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国号已屡改。何况大英大法大日本，换个国号任便戴。奴才好，奴才乐，世有强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七分媚，世事何者为龌龊？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阅风云多反复。灭种覆族事遥遥，此事解人几难索。堪笑维新诸少年，甘赴汤火蹈鼎镬。达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败相继仆，但识争回自主权，岂知已非求己学。奴才好，奴才乐，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
李去病在愤激之中甚至将那些不知亡国之耻的人比作“迎新送旧惯了的娼妓”：“什么人做不得他的情人？你看八国联军入京，家家插顺民旗处处送德政伞，岂不都是这奴性的本相吗？”
但黄克强却担心“革起命来，一定是玉石俱焚”，因而主张平和的建设、渐进的改良：“总不外教育、著书、作报、演说、兴工商、养义勇这几件大事业，或者游说当道的人，拿至诚去感动他，拿利害去譬解他，要等一国上下官民，有了十分之一，起了爱国的心肠，晓得救国的要害，这机会就算到了。”黄克强认为，即便进行社会革命也必须先进行国民教育，除此之外没有“别样速成的妙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无血的破坏。……现在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讲革命，就是你天天讲天天跳，这革命也是万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讲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时候，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不难看出黄克强反对暴力革命的两条主要理由：“第一，用暴力推翻由各帝国主义列强给予极大关注的现存政治秩序，可能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干涉；第二，中国没有民治传统，中国人也还不具备自治的能力。通过革命的途径中国必然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覆辙，即政治的不稳定。在黄看来，近代自由和平等的民主理想只有在统一和秩序的基础上才能在中国实现，而在保持政治统一和秩序中实现民主理想再没有比自上而下的逐渐改良更好的办法。”[55]
双方的论辩经过了四十多个回合，因为“彼此全为公事，不为私恩私怨”，所以“虽仅在革命论非革命论两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读者从主人公的论辩中可以体会到梁启超不仅才大如海而且据于时局，胸有万千海岳，磅礴郁积笔下，纵横捭阖的雄论令人叹为观止。
第四回“旅顺鸣琴名士合并榆关题壁美人远游”，写黄克强与李去病从榆关绕道俄国强占的旅顺考察民情，耳闻目睹了国人水深火热的生存惨状，并邂逅了慷慨悲歌之士陈猛。陈猛认为“俄罗斯将来和中国是最有关系的，现在民间志士，都不懂得他的内情，将来和他交涉，如何使得？”因此他在旅顺学俄语、做考察，待机去俄罗斯游学。据梁启超后来交代，在这一回中的两段《端志安》（即拜伦《唐璜》）译文是他的得意之笔。在小说中插入译诗虽似逸枝，但梁启超借助唐璜来表达仁人豪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英雄气概，的确具有互文性意味，不失为现代小说技法的创新。
黄李二人还在榆关旅馆见到了一位已赴东欧游学的奇女子题写的诗句，可惜失之交臂。这也似是一处伏笔，令人想象假如梁启超能把《新中国未来记》全部完成，那么它将是一部怎样的大开大阖的长篇巨制。
第五回“奔丧阻船两睹怪象对病论药独契微言”将人物置于上海十里洋场，这里鱼龙混杂，既有志士仁人也有荒唐腐儒和口头革命派。梁启超创作第五回时已距第四回相去近十个月，中间隔着他到美洲“新大陆”的游历。据夏晓虹考证，第五回于1902年11—12月写成，此时梁启超对“革命派”的态度已发生变化，因此小说第五回对言必称“革命”的留日学生宗明等进行了讽刺。[56]宗明曾到日本周游数月，不学无术，连日文也认识不了几个，但他讲话时却“支那”不离口，其“革命”言论也浅薄得近乎无耻，实际上不过是打着“革命”幌子逃避社会责任。宗明说：“今日革命，便要从家庭革命做起。我们朋友里头，有一句通行的话，说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王八蛋’。为甚么这样恨他们呢？因为他们造出甚么三纲五伦，束缚我支那几千年。这四万万奴隶，都是他们造出来的。”黄克强收到“母死父病”的急电，要他火速回家，宗明听后哈哈大笑：“你们两位也未免有点子奴隶气了。今日革命，便要从家庭革命做起……”此时的梁启超对革命派的品德深表怀疑和反感，故而借黄克强之口说：“现在内地志士，一点儿事情没做出来，却已经分了许多党派，……中国革命将来若靠这一群人，后事还堪设想吗？”小说至此留下了一个未了的结局。
《新中国未来记》采用章回体式，整体结构松散，人物形象扁平，议论过多而描写甚少，在艺术上还不是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但作者的思想水平却达到了近代高峰。值得重视的是，小说的倒叙结构充分凸显了民族国家想象，寓言式开篇和未来叙事形式不仅隐含着梁启超的“新中国”梦想，而且构造和突出了现代中国的时空统一体。这一结构方式在当时颇有影响，陆士谔《新中国》、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和蔡元培《新年梦》等也采用类似倒叙手法，而这种叙事手法使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观念和世界眼光，在深层次上标志着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转变。正因如此，《新中国未来记》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而且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57]。
三 梁启超对后世的影响
梁启超是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发挥了先驱者的觉世、新民作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进化论、新民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均因为其一枝健笔而家喻户晓、风行一时。因此可以说在晚清一代思想者中，梁启超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影响最为显著。
梁启超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进化论”方面，也表现在“笔锋常带情感”的浩荡文风上。他对“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提倡大大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文章合为时而作”的现实主义品格。他开启的文学功利思想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主流地位，也折射出其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的深远影响力。
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倡新道德和民族国家观念，反对旧道德和“家天下”观念。新民思想的影响广泛，青年毛泽东等曾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等组织，从中不难看出梁启超对毛泽东的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由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而走向了“人的发现”，进而走向了对“健全的个性主义”的倡扬。
胡适深受梁启超思想影响。胡适在回忆录中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精神，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58]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谱系上来看，胡适是梁启超和严复的精神传人。
青年时代的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梁启超的拥趸。“梁任公所编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59]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更加明显：鲁迅《摩罗诗力说》《随感录》中对启蒙英雄、精神界战士的呼唤，大体与梁启超《自由书·英雄与时势》中所谈相似；鲁迅《阿Q正传》《药》《示众》对国民劣根性如麻木、嫉妒、看客心理、精神胜利法、入主出奴思想的批判，与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和《呵旁观者》中的观点完全一致；梁启超最早提倡“破坏主义”，鲁迅则在《摩罗诗力说》等篇章中大力呼唤“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轨道破坏者”。我们甚至可以在一些文字细节上发现梁启超与鲁迅之间的传承关系，比如梁启超等人合著的《小说丛话》[60]中有一则《红楼梦》评论：
吾国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道德小说……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一切果绿乎哉？果黄乎哉？《红楼梦》非淫书，读者适自成真淫人而已！
鲁迅在《〈绛花洞主〉小引》中引申说：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宫闱秘事……[61]
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我们可以发现晚清与“五四”并非截然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并非天外飞仙般凭空而来，而是所来有自，正如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许纪霖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做了如下概述：“一生多变的梁启超不愧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启蒙先驱，他跌宕起伏的思想变化也为民国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分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头：《新民说》早期具有共和主义色彩的国民自主共同体，后来被张佛泉继承，发展为与民主主义内在结合的共和爱国主义；《新民说》后期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国民忠诚共同体，民国成立以后被曾琦、李璜、左舜生为首的醒狮派接过去，蜕变为鼓吹‘民族国家至上’的右翼的国家主义；而从《国性篇》萌芽的强调中国固有文明因素的‘国性论’，则被张君劢进一步发挥，形成了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文化民族主义。”[62]这虽然仅是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意义的阐释，但已能窥见其影响力之一斑。总而言之，梁启超无论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还是思想文化史上都是一位大师钜子，是永远值得学人深入研究的一位先哲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