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罗振亚

尽管直觉的细敏、心理的内倾和感情的易动，决定了女性比男性离诗歌更近，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十分固执地以为，她们更适合进行诗歌创作，而不宜做诗歌研究，因为女性与哲学、思辨、深邃等因子间有着一种说不清的先在隔膜。受这种成见“近视镜”的遮蔽，不少优秀的女硕士，在我最初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几年内被拒之门外。

2005年，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数年并且已经受聘为副教授的叶红，提出要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颇为踌躇，还是想以不好直接说出的同样理由劝退。而后，不断有人向我说到她的好，她的优秀，她的诚挚和睿智，她的善良与韧性。时逾半年，她成了我名下的第一位女博士生。及至学位论文选题，我们在彼此深入的思考和交谈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看好了新月诗派这个与叶红的内在气质相契合的题目。但也意识到新月诗派的研究积淀丰厚，如何避开习见的思维路数，有所超越，在相对传统的视阈中出新，进而推进同类课题的研究水准，对她来说乃是一场不小的考验。几经讨论、调整和打磨，当她携着《生成与走势：新月诗派研究》，在2010年夏天站在东北师范大学的答辩席上，不温不火、应对裕如地侃侃而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曾经替她捏了一把汗的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最终打破了我小觑女性学术研究能力的偏见。

不肖说，叶红的论文写的是不错的，几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可谓最有力的认定。南开大学李锡龙教授指出：“从文学沙龙、报刊出版等角度探讨新月诗派诗学观的流变，颇具有创新意义。”耿传明教授以为：“从媒体、心理、文化三方面来研究‘新月诗派’聚合及文学观生成的原因和动态发展趋势，方法新颖，结论具有启发性。”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则断言：“论文关于反优先权策略及文化身份等探讨，角度合理，提出了不少新观点。”

专家们的意见说明，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叶红没有陈陈相因，面面俱到地论列新月诗派的来龙去脉、个性特质与历史贡献，如果那样，也不过就是在新诗流派研究的数量上多了一篇论文而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可言。可贵的是，她以自觉的问题意识，从媒体促发、影响焦虑、文化身份和审美嬗变等维度出发，建立起了关于新月诗派自足的逻辑言说框架，对新月诗派的生成和走势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其论文除了上述优长外，还有几个方面也值得圈点。

一是还原历史的企望与功力显豁。叶红清楚，要和新月诗派进行跨时代的精神对话，仅仅凭借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论的支持是不够的，它规定着研究者必须老老实实地走回流派发生和成长的时代文化语境当中。所以有三四年的时间她都是在故纸堆中穿行、流连，对于流派滋生的刊物、同人的聚合、诗集的出版、内部的论争等文学内外的因素，都仔细甄别，一一落实，让人捧读现在的论文，仿佛能够触摸到近百年前那一批风流人物的体温和呼吸。这种深细文化考察的资料累积，不止真切立体地恢复了流派的影像，其资料本身就极具学术价值，包孕着历史深处的丰富和复杂。

二是在论点上创新成了论文的个性追求。借助美国学者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介入研究对象，在视角和方法方面视野阔达，牵涉历史、文化、哲学、心理学等领域，已有一定的突破性。至于行文具体论述中所包含的新异判断就更多了，如提出新月诗人是通过对诗歌传统和“强者诗人”的有意“误读”与“修正”，摆脱“影响的焦虑”而出场的，新月诗人的英美留学身份对外来文化迷恋和对本土文化眷顾与舍弃的矛盾，从深层影响了诗人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创作，等等，都是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这种理想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和多元研究方法的启用是相应和的。

三是从论文的整体架构到具体的行文叙述，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洁净和唯美色彩。生活中的叶红是有“洁癖”的精致的理想主义者，有时连家里的地板都要擦拭到能够照出人影的程度。在论文语言锤炼上，她就常求一种带有诗意之美的表达效果，这一点从第一章每节的标题上一望便知：“餐厅”“客厅”：闺中望“月”；北京、上海——“月”转星移；《诗镌》《新月》《诗刊》：三刊映“月”。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使论文拥有了准确、畅达、规范之外的可读性。

当然，叶红的论文还可以把新月诗派和中外传统间的关系揭示得更为透彻，把新月诗派对后来者的影响发掘得更为深入。但一篇学位论文不能承担太多的东西，只要把主攻的问题研究到位，即是一种莫大的成功了。

如今，叶红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新诗的课程讲授得有声有色，很受学生欢迎，作为老师的我，十分欣慰、自豪。每一次在哈尔滨或者天津相聚，她和她先生所做的一切，总是让人非常感动。记得我在给其他学生出版的学位论文所做的序言中，表达过内心的谢意，上苍对我宽厚，赐予我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让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当一名教师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2016年5月1日于天津阳光100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