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月诗学的生成语境

现代文学流派生成方式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由影响力大的文学社团发展成为文学流派，如文学研究会发展为人生派，创造社发展为艺术派（或浪漫派）；二是由密切的人际交往演化而来，其中或因师生关系、同学之谊、朋友之交、同乡之情等，如九叶诗派是以同学、朋友为纽带形成的，新感觉派是以同学、朋友、同乡等多重情感为纽带形成的；三是现代报纸、刊物、书店、文学沙龙为文学理想、文学追求大致相同的人提供了聚合的公共空间和言说平台以形成文学流派。前两种方式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由，第三种方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或流派发生的最主要因素。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构成的不只是简单的载体与文本的关系，现代报纸期刊始终参与现代文学的构建，报刊性质、办刊方针、编辑喜好、受众层次甚至刊物内部编辑人员的变动等各种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学流派的生成、走向与发展，现代文学围绕着现代报刊形成了复杂的“文学场”。近年来，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报刊”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一块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增长点，拓宽了现代文学研究视野。只局限于作家、文本研究，视域太过狭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要涉及很多非文本问题，王晓明先生曾经在论文《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中提出这样的研究思路：“每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文学现象，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1]“今天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也是重读《新青年》，却不仅读上面发表的那些文章，更要读这份刊物本身，读它的编辑方针，它的编辑部，它那个著名的同人圈子……看清楚这份杂志……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它们对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流传，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究竟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2]现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中越来越重视那些佩戴着“文学徽章”的，与文学发展息息相关的非文学因素，这些因素给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加开阔的研究视野，也使原本应该成为文学现象一部分的“文学生成语境”受到更多的关注，使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媒体的参与，现代文学已不是只限于文本与作家的“纯文学”，它既有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还有广泛的平民意识，在文学思潮或流派形成过程中交融了政治、文化、历史诸多成分。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新月诗学及其生成语境，这不可避免地要探及那些佩戴着“文学徽章”的非文本事件，寻找或还原新月诗派产生、发展进程、流变所依赖的历史文化语境。

现代报刊为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出版发行的平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呈兴盛之势，办一份报纸或刊物不需要繁琐的手续，严格的审批和大量启动资金，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文学革命呈势不可当之势。出版发行新刊物，办报纸副刊成为时代的新风尚。尤其是文艺副刊补充了文学类专刊数量不足的缺口，为新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培植文学新人，培育固定读者群，建立作者与读者间的沟通渠道。很多文学社团与报刊联姻，在大众传媒的打造和推动下，一个个文学流派接踵而生。《小说月报》的改编成为现代报刊与社团联姻的成功范例，文学研究会又在发行量很好的《时事新报》开设文艺副刊——《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拥有自己的报刊，便可高密度、高频率地发表社团成员作品，同时配发文学评论，提升知名度，扩大在新文学界的影响力，报刊与文学社团的配合，促进了流派的产生，文学研究会顺理成章地演化成“人生派”，分得新文学界大部分版图。京派的形成与沈从文、萧乾先后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废名、冯至主编的《骆驼草》，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主编的《水星》，四刊合力直接推动了京派文学的兴起。

在众多流派中，最依赖报刊的要数新月诗派。新月诗派开始与结束都是以报刊创刊和终刊为标志的。有《诗镌》的创刊，才有新月诗派形成的物态证明，《新月》《诗刊》停刊后，新月诗派失去了连接诗人的纽带，诗人闻一多、陈梦家、饶孟侃渐次退出诗坛，偶尔写诗也不为公开发表。闻一多研究古代文化与文学，陈梦家成为古文字研究专家，饶孟侃成为翻译家、大学教授，其他新生代诗人也纷纷转向，卞之琳、何其芳转向现代派。《新月》《诗刊》的停刊，终止了新月诗派的群体传播方式，削弱了新月诗歌的影响力，新月诗人不再以群体形态出现在报刊，形不成气候，也就渐渐淡出诗坛。

新月诗派形态的复杂化、非线性、多变性，以及它与其他流派的矛盾，与报刊的同人性质有关。《晨报·副刊》本不是同人性质的报纸，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开出的条件是，允许他拥有绝对自主权，有选择作者及选定文章的权利。“我说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和偏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是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是个全权的记者”[3]。徐志摩需要的是自由的全权的话语权，这份报纸在徐志摩掌管时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月社同人的报纸。而《诗镌》附属于《晨报·副刊》，它势必会与新月社发生了联系，也就间接地与新月社的朋友或“敌人”发生了联系。从新月诗人开始在《晨报·副刊》出现的那天起，就决定了新月诗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命运起伏。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的，在中/西、传统/现代、保守/创新、新/旧二元对立的历史视野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语境中，通过中外文学思潮、创作方法等的全面交融、转换而实现空间的扩展。任何一种诗学观的产生都会有适合它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研究新月诗派须尽量还原到当时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中，把流派还原到原来生产它的文化土壤中去，在翻查当年的报纸、杂志、出版物，阅读相关人员的传记、回忆录、日记、文集和细读文本的过程中，清理它的谱系及它与其他相关文学现象的关系。

纵观新月诗派发生发展的起起伏伏，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月诗派几乎没真正脱离过新月社的“包围圈”。在《晨报·副刊·诗镌》发生时期，《晨报·副刊》是新月社阵地，《诗镌》是副刊的副刊，《晨报·副刊》和《诗镌》可视为两刊一体，撰稿人之间往来密切，相互影响，观念交集；上海时期的《新月》月刊，开设了“诗”专栏，新月诗派被新月社收容，新月诗派由最初的独立退回到从属于新月社；《诗刊》可视为新月诗派重新独立的标志，但只维持短短几个月。为了能够清楚地说明新月诗人和与其相关的文人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以新月诗人为圆心，以与新月诗人关系的远近和流派之间往来的疏密度为半径，划分出三个与新月诗派有关的群体，分别是：新月核心诗人圈、亚新月诗人圈、新月诗人对立圈。新月诗派不是由社团演变而来，没有一般社团的成立建制，不是会员制，也就没有一份确定的人员名单。要确认哪些诗人属于新月诗派，一般以三个条件为依据：第一，以发表在《诗镌》《新月》《诗刊》上诗歌的数量和影响力来定；第二，风格相近或诗学观基本一致；第三，以入选《新月诗选》的诗人名单为依据。

新月核心诗人圈。《诗镌》时的主要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于赓虞、赛先艾、沈从文、朱大枏、程侃声、钟天心、张鸣琦、默深、王希仁、叶梦林、金满成；《新月》的主要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孙询侯、沈祖牟、梁镇、俞大纲、臧克家、卞之琳、刘宇、何其芳、曹葆华、李广田、孙毓棠；《诗刊》的撰稿人计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朱湘、孙大雨、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方令孺、邵洵美、宗白华、梁镇、俞大纲、沈祖牟、孙询侯、罗慕华、程鼎鑫、李惟建、卞之琳、曹葆华。同时出现在三份杂志上的名字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同时出现在两份杂志上的名字有：陈梦家、方玮德、朱湘、孙大雨、林徽因、卞之琳、曹葆华。[4]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是新月诗派的中坚，始终参与三份刊物的筹划、组建、编辑、出版及一些日常事务的首推徐志摩，他是这三份刊物的创建者、经营者、维系者。没有徐志摩的苦心经营就没有这三份刊物，也就没有新月诗派。徐志摩是新月诗人圈中心的中心，是新月诗人间的纽带，是新月诗派的灵魂。

围绕“新月核心诗人圈”的第二层是“亚新月诗人圈”。包括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邵洵美、潘光旦、罗隆基等人，大部分是新月社成员，他们中除了叶公超、邵洵美以外，都不属于新月诗人，因为与新月诗派的紧密关系而被称为“不在编的新月诗人”。新月诗人圈和亚新月诗人圈是由三份同人性质的报刊连在一起的。新月诗派与新月社其他成员的密切关系，使它不单单是一个诗歌流派，与政治、文化等非文学论争也常常搅到一起，流派的内涵和外延都进一步向内开掘和向外延伸。同人性质的报刊，主要撰稿人相互熟识，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刊物几乎不发表圈子以外的来稿，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严格的办刊机构，通常聘请一位主管日常事务及报刊发行的人，主编和编务工作由主要成员轮流坐庄。邵洵美、叶公超就是因帮忙编辑《新月》而踏入新月诗人圈的。新月社在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比较鲜明的倾向性。他们亲欧美，热衷于讨论政治，主张人权自由，言论自由，积极推行政治民主制；在文学上主张理性节制情感，追求纯粹艺术观，与左翼文人有着先天的矛盾。他们与其他社团多有往来，也引发过多次论争。从此，新月诗派和新月派纠缠在一起，新月诗派认同新月派文学观。1928年《新月》创刊，发表了徐志摩的《〈新月〉的态度》，提出了文学的“不折辱尊严”和“不妨碍健康”的原则。坚持文学的纯正性，用理性约束不纯正的思想，摆脱政治和商业的干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批判的对象直接指向国民党与共产党，招致了创造社和左翼作家的激烈反对与批判，致使胡适、梁实秋、徐志摩以及和他们往来密切的沈从文等新月人，长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围绕新月中心诗人圈的第三层人员是新月的对立面。新月派的最直接对立面是后期创造社与左翼作家，间接对立面有周氏兄弟。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有过一场著名的旷日持久的论战，争论的焦点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次论战非常激烈，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也加重了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敌对情绪。“新月”这个标志让与其关系密切的新月诗派备遭诟病，使凡与“新月”二字有点瓜葛的，都被打入文学的冷宫，新月诗人当然也不例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新月文人与鲁迅的这场恶战，徐志摩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诗人，沈从文被驱逐出文学界。

以上是以新月中心诗人圈为圆点，以三份报刊的辐射面为半径，画了两个同心圆，这两个圆中所涵盖的人、事，绘制出新月诗派的生成历史半径。

除了报刊是新月诗派生成的必要物质条件外，决定新月诗学品格和诗学气质的还有诗人的文化身份，它决定了新月的诗学取向。

文化身份和文化构建属于后殖民文化的基本概念。本书并不想把对新月诗派的研究视角确定在后殖民语境中，只是借用“文化身份”与“文化构建”的概念，并取用它们的基本含义。“文化身份”有多种定义，其中最基本的两个含义：一是指它的基本属性，即“本质属性”，是指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文化身份或国家文化身份，这一身份是人人都有的、稳定的；另一个是它的延伸概念，也被称为“文化构建”，认为文化身份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被定位，不断被构建的动态中。当一个民族、国家或个人正处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活跃期，或被动冲击期时，文化身份的重构就会启动，或是主动吸收，或是被动接受。如果不同文化间存在明显的强弱差异，在文化交流中就会存在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新月派的文化属性鲜明而特殊，是著名的“英美派”，在其青少年时代，中国已处在文化转型期，全力推进西方文化思想。新月诗派的闻一多、梁实秋及“清华四子”在清华留美预备校接受八年的美国式中学教育，然后享受官费或半官费被派往美国留学深造。在留学期间，新月诗派大部分人留学美国，他们的学习、生活、思维、语言完完全全置身于西方文化语境下。这十几年来的中学、大学西式教育，与原有文化产生矛盾、撞击、融汇、重组，被重新构建成一个新的文化身份。这就形成以美国文化中的自由、开放、进取和英国文化中保守、理性、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合二为一的“英美”派文化特色。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妄自菲薄，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兼容并包，但不崇洋媚外，中庸、适度、理性是他们在面对多元文化选择时秉持的态度。他们与左派、右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泛文化对立形态。新月诗人群虽然有欧美文化背景，但他们接纳西方文化的态度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主动接受型。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五四”时代精神相一致，主张全盘西化，带着崇拜、赞扬、积极接纳的态度欢迎一切来自西方的文明，主动调整原有的稳定的文化身份，重新构建的文化身份有众多的“他者”，本地文化空间被挤占，被他者异化，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徐志摩、叶公超、邵洵美，还有并没有留过学的卞之琳。他们对新诗模式的想象来自于西方诗歌。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济慈、雪莱、哈代等诗人都给予他巨大启示。华兹华斯给予徐志摩自然意识；雪莱使他获得“美”“爱”“自由”“动”的真谛，并成为徐志摩诗歌的永恒主题；济慈教会了徐志摩调动“视”“听”“触”“味”等各种感官，敏感于外物，创作出奇异想象之精品。徐志摩从哲学层面接受了哈代的悲观主义，哈代引领徐志摩走向现代主义诗学，培育了他忧郁的诗人气质。对叶公超、卞之琳而言，艾略特、魏尔伦、瑞恰慈等后期象征主义诗人是他们文化身份中重要的“他者”，西方诗学传统是他诗学思想最重要的来源。叶公超先后留学美国的爱默思特大学、贝兹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及英国的剑桥大学，他从西方现代诗歌大家那里获得崭新的诗学观。叶公超认为，艺术世界是自足的，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而不是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附属品。在艾略特传统文化观的影响下，叶公超形成了与艾略特一致的“传统观”：“现代出于传统中”；没有绝对“新”的文化形态；创新永远在传统中孕育。叶公超又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卞之琳，如果说西方诗学对叶公超的影响是使其汇集成了文学理论成果，那么对卞之琳的影响则更多的是诗歌创作实践，他帮助卞之琳超越了早期新月诗学观，开始追求诗歌的知性思考，节制情感的冷抒情和非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新月诗人中的“他者”，丰富了新月诗派的情感表达方式，使中国新诗融入了世界性的介质。二是文化自卫者。在文化身份的构建中，闻一多对待西方文化始终持保守态度，坚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他不拒绝接受西方文化，但对外来文化有高度的警惕性。三是拒绝西方文化者，代表人物是朱湘。新月诗人因为各自不同的文化身份，他们的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审美文化各不相同，给流派本身汇集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差异造就流派的丰富性、复杂性。作为派中之派的“新月诗派”，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态度非常之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新月诗派用“格律化”的形式约束新诗体的彻底解放，在规矩和限制下解放诗体，在克制和适度的理性约束下抒发情感，这一诗学观产生的文化语境还是和新月诗人文化身份有关。探求新月诗学观形成的文化成因，就绕不开新月诗派的文化属性这一问题，“英美文化群族”只是对新月派（包括新月诗派）文化属性的粗略概括。这就引出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新月诗派内部诗人中，他们的文化身份一样吗？留学本身就是一个在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新构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每个个体认同或排斥西方文化的态度不一样，个体文化构建的结果也就会不同，而这一结果直接影响了这一流派的政治、文化、文学立场。笔者认为，要探究新月诗派诗学观的文化成因，就不得不面对新月诗人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能够决定诗人的文化意识形态，间接影响诗歌流派的文化立场，而文化立场与流派的诗学观之间存在着隐蔽的关联。这才有了恬淡、哀伤、工稳、古典、华丽的朱湘诗；有了愿意为艺术而殉道，认为艺术高于个性的闻一多；有了追求爱、美、自由的徐志摩；有了充满宗教神秘的空灵幻想的陈梦家，他的诗宁静、悠远、恬淡、闲适、静穆；有了情感深厚、笔力雄浑、气魄沧桑、关照严密的孙大雨；有了诗风空灵、超逸、神奇的方玮德；有了平中出奇，倾向小说化、戏剧化、非个人化的另类卞之琳。他们独立的艺术个性，正是文化构建中不同的倾向性选择，促成了审美多样性，但并不影响作家间彼此关联，彼此依存，以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结成文学审美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