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老子》英译概述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曾命玄奘“翻译《道德经》为梵文，以遗西竺”[20]，但是根据《佛祖统纪》卷第三十九记载，玄奘认为佛道的教义差异太大，且老子思想较为肤浅，因此没有翻译。[21]但即便如此，也表明了早在唐太宗时期，国家管理者已经有了将《道德经》外译的思想。16世纪，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老子》在国外的翻译逐渐发展，翻译的语种增加，译本的数量增多，影响扩大到世界范围。据河南省社科院丁巍研究员统计，《老子》在西方的翻译已有28种语言，1100多个版本，其中德语译本240种、英语译本182种、法语译本109种，另外像丹麦、冰岛这样的小国也都有自己的译本。[22]

1868年英国牧师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最早出版了完整的英译本，之后约150年间，截至2004年，共出现117个英译本。近年来，平均每年都有2—3个新译本问世。在众多的《老子》译本中，译者的阐释从历史形态演变上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基督教教义比附期、经义求真与西方文化批判工具期、追寻本意与被西方文化工业利用期。

《老子》的译者以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为主体，早期多为神职人员，近期则有诗人、通俗作家等的加入。在《老子》翻译的初期，翻译者主要是传教士，他们背负的传教使命，再加上他们深刻的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前见”，使得他们不可能完全正确理解和翻译《老子》，不过正是他们打开了中西《老子》文化交流的大门。韦利之后，汉学家和中国学者成了该项翻译活动的主体，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养深厚，既有丰富的老学知识，又有坚实的语言功底，还有学者特有的细致认真和科学方法。他们把翻译和对《老子》的研究融为一体，为翻译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学术上的保证。诗人和通俗作家的加入加速了《老子》英译走入西方普通读者的生活，从而使《老子》在西方的翻译和接受进入了本土化利用的阶段，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对社会制度、执政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书结合社会历史语境和《老子》翻译发展的实际情况，拟将《老子》英译的150年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859—1933）、中期（1934—1981）、近期（1982年以来）。下面将分述三个阶段译者的身份与知识背景。

早期为1859年到1933年。在西方列强对华殖民的社会历史语境下，1859年，一位传教士教师根据儒连（S.A.Suien，1797—1873）的《道德经》法译本转译了一个英译本，该本并未正式发表，现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后经姚达兑整理，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868年英国牧师湛约翰翻译了《对“老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政治与道德的思辨》（The Speculation on Metaphysics，Polity and Morality of“The Old Philosopher”），开了《老子》在西方完整翻译成英文的先河。在英美两国，早期译者还有瓦特斯[23]（Thomas Watters，1840—1901）、巴福尔（Frederick Henry Balfour，1871—1908）、亚历山大（G.G.Alexander，生卒不详）、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卡鲁斯（Paul Carus，1852—1919）、海星格（L.W.Heysinger，生卒不详）、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奥尔德（Walter Gorn Old，1864—1929）、麦都思（C.Spurgeon Medhurst，1860—1927）、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等。1868年到1905年间共出版了14个译本，这些译本中有8个译本大量运用基督教的概念来翻译和阐释《道德经》，余下的6个译本虽不明显套用基督教的概念，但有些章节依然可以看出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译者中，卡鲁斯为美国一元论哲学家；翟理斯为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其子翟林奈也为汉学家；理雅各为苏格兰新教来华传教士，是以翻译中国儒道经典而闻名于世的汉学家；艾约瑟和湛约翰都是伦敦布道会在华传教士；麦都思为英国公理会传教士、汉学家；庄延龄是英国领事官。可见传教士和外交官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主体，他们有的以传教为目的，有的则在与中国文化接触中逐步转变成首批汉学家。他们的身份和知识背景都具有双重性，本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理解的前结构”[24]势必会较强地影响到他们的翻译活动，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译者会带有宗教或者政治目的。

中期为1934年到1981年。1934年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出版了《道及其力量：〈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The Way and Its Power：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他的译文注解详细，为正确传递《老子》思想，他宣布自己在翻译中采取了文字性翻译（见本书第三章）的方法，考订字句，务求准确传递原意。这标志着西方汉学家在尊重原作方面的一大进步，与早期译者将《老子》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比附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开启了《老子》英译的新阶段。从世界大战给欧洲民众带来的阴影和人们展开的反思，到中国结束政治内乱和文化浩劫，掀开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再到帛书《老子》的出土，在接下半个多世纪中，代表性的译者主要有美国诗人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1891—1958）、诗人作家欧德（Herman Ould，生卒不详）、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美国学者布兰克尼（R.B.Blakney，1891—1977）、美国道教与佛教研究家威尔奇（Holmes Welch，1924—1981）、美国当代比较哲学家巴姆（Archie J.Bahm，1907—1996）、美国汉学家及诗人沃森（Burton Watston，1925—）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译者的出现和他们的译本迭出是一大亮点。胡子霖（1892—1970）作为中国人1936年首次将《老子》英译，并由成都加拿大教会出版社出版。之后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初大告（Ch'u Ta-Kao，1898—1987）、吴经熊（John C.H.Wu，1899—1986）、陈荣捷（Wing-tsit Chan，1901—1994）、林语堂（1895—1976）、刘殿爵（D.C.Lau，1921—2010）、冯家福（Feng Gia-Fu，1919—1985）、林振述（P.J.Lin，1912—1996）等的译本。在这一时期，中国老子研究专家的著作也开始被翻译到国外。任继愈和陈鼓应的部分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如，杨有雄（Rhett Y.W.Toung）翻译了陈鼓应的著作《老子注释及评介》（Lao Tzu：Text，Notes，and Comments）。

近期为1982年迄今。1982年，刘殿爵出版了《中国经典：老子道德经》（Chinese Classics：Lao Zi Tao Te Ching）。这是第一个帛书译本，标志着译者对于原文本版本方面的兴趣和研究上的成果。之后，韩禄伯（Robert Henricks，1943—）、梅维恒（Victor H.Mair，1943—）和汪榕培等也推出了帛书译本。

1998年竹简本出版后，韩禄伯出版了竹简本的译本，罗慕士的译本也参考了竹简本。这些都说明了译者对原文本的尊重和浓厚的学术趣味。除以上三位译者外，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译者还有美国诗人、作家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1943—）、美国汉学家陈张婉莘（Ellen M.Chen，1933—）、美国汉学家梅维恒、美国科幻与儿童文学作家勒古恩（Ursula K.LeGuin，1929—）、美国哲学家郝大伟（David Hall，1937—1999）和安乐哲（Roger T.Ames，1947—）等。

这一时期，德国汉学家的德文翻译也被转译成英文，其中包括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生卒不详）、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等人的德文译本。如1985年欧斯特沃（H.G.Ostwald，生卒不详）将卫礼贤的《道德经》德文译本翻译成英文，名为Tao Te Ching：The Book of Meaning and Life。

在这一时期，勒古恩和米切尔等通俗作家、诗人的加入，打破了第二个阶段汉学家、中国学者为主体的翻译局面，他们的译文以其简明易懂、充满诗意、可读性强，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这是《老子》进入目标语文化的重要一步，但其中也不乏歧误甚至文化殖民的嫌疑。

在版本方面，《老子》的版本分为世传本（以王弼本和河上公本为代表）、帛书本（包括甲本、乙本）和竹简本（甲本、乙本、丙本）3种。帛书《老子》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在1973年出土的，有甲、乙两种写本。帛书《老子》是当时所见《老子》写本中错误较少，后人篡改最少，内容最优的版本。帛书甲本不避汉高帝刘邦讳，乙本避汉高祖刘邦讳，估计这两个写本抄写时间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80年间（甲本比乙本稍早些）。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一批先秦古竹简中，有三组《老子》竹简，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它同1973年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相较，墓葬时间早一百余年（约于公元前300年前后下葬），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老子》手抄本。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在1998年5月出版，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手迹最真、最为原始的《老子》。

在帛书本出版之前，译者均以世传本为翻译的底本，世传本中王弼本最流行。帛书本出版后，据陈国华、轩治峰研究，版本选用上出现三种情况：一，选用世传本作底本；二，以世传本作底本，参考帛书本；三，以帛书本作底本，参考世传本。[25]第三种情况主要包括刘殿爵、韩禄伯、梅维恒和汪榕培的4种译本。

1998年竹简本出版后，2000年就有了韩禄伯的译本《老子道德经：郭店新现文本的翻译》（Lao Tzu's Tao Te Ching：A Translation of the Startling New Documents Found at Guodian）。2001年，罗慕士的译本也参考了竹简本。

关于翻译指导思想与翻译方法，在《老子》翻译的早期，以传教士为主体的翻译者侧重以基督教教义来阐释和翻译，翻译方法上主要是归化的翻译方法。因为用基督教教义阐释《老子》文本，所以解释和翻译中的讹误较多。但这一时期中也有追求《老子》文本本意的翻译。如理雅各在自己的翻译中力图避开自己的宗教成见，尽量呈献文本本意。他的翻译中有大量的注解，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原意，但是他的翻译也并不能脱离自己的社会历史语境和传教士身份的影响。

在《老子》英译的中期，大批中国译者加入，他们带着强烈的民族情感投入翻译工作，认真负责，产生了许多学术价值较高的译作。在翻译方法上，大部分译者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试图保留原作的特色，但也有部分译者考虑到译文在目标语中的接受问题，部分采取了归化的方法。胡子霖在译者“前言”里谈及自己的翻译动机，可以说表达了当时中国译者的心声。他说：之前的很多译本均系欧洲人所为，没有咱中国人的份；老子强烈反战，学习他的教诲，能给世界人民带来和平的希望。[26]这一时期的西方译者以汉学家为主体，他们多采取学术研究与翻译同时进行的方法，他们的翻译多以尊重和忠实原文为特点，文字性翻译（详见本书第三章）的翻译方法受到他们的推崇。另外，他们的译本多有长篇导言，详细的注解、评析以及众多参考书目。

在《老子》英译近期，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仍然是翻译的主力。与前一时期相比，译者的追求更丰富，从单纯追求传递原文深刻的思想，发展到同时追求对原文音韵、诗意与文学色彩的传递，翻译的方法也势必与前一阶段相比有所变化。比如罗慕士的翻译就更注重《老子》文学色彩的传递。在这一阶段，汉学家和西方哲学家尊重原典的意识也更加鲜明，在翻译方法上多以异化的翻译方法为主。到这一阶段，《老子》的翻译与传播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进入到本土化的阶段，由诗人和流行作家翻译的译作，以其通俗性深受西方普通读者的喜爱，这类翻译家主要采取的是归化的翻译方法，使用了各种使译本通俗化的手段。对《老子》的编译也是这一阶段的一大特色，编译者一般关注对原文本的实用化解读，不注重字句的考证，行文比较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