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缘起、意义及研究思路

一 选题缘起

本书出于以下四点考虑：

其一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科发展的需要。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三十余年来已取得丰硕成果，正朝着更加深化主题和更加宽广的领域发展。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从三十余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很少，很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还是空白，这对中华文化地理的综合性研究是一个不足，本书是弥补这一领域研究的一次尝试，目的是为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种研究模式，为中华民族文化地理整体观的研究提供样本。

其二是构建纳西学学科体系的需要。纳西族文化中的东巴文化、摩梭母系文化、纳西古乐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被赞誉为“小民族创造大文化”，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白庚胜[2]提出：“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内容包括）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3]现有的纳西学研究重点在东巴文化、摩梭母系文化这两大主题上，从历史地理学视角来研究的成果极少，与当前研究热点极不匹配，也是学科建设中的明显不足。

其三是明至民国时期纳西族地区的文化融合与分异最为突出。选取明至民国时期作为研究的时间界限，是因为从纳西族整个历史来考察，明至民国时期是纳西族文化变化最突出、最剧烈的时期，东西文化区的特征明显，与其他各民族文化接触和交融最为活跃，远胜于汉至元时期。加之明代以前纳西族汉文献资料奇缺，考古和民族文献极少，选取这一时段也有客观条件限制的考虑。有关纳西族文化的研究虽然起步很早，但以往的研究多从文化史的角度去描述其发展演变过程，而鲜有以地理的视角对其文化现象的分布、成因及其变迁规律进行探讨。这方面研究的缺乏，往往会削弱我们对纳西族文化总体面貌的把握和理解。纳西族生活区域处于“藏彝走廊”[4]的核心地区，研究纳西族历史文化应该放在这个大区域内进行，以便使视野更加宽广，结论更能客观反映真相，这对于揭示和解构“藏彝走廊”中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有帮助的。

其四是认识“我是谁”的需要。笔者作为纳西族一分子，研究纳西族的历史文化，是对根的眷恋，更是民族的责任。现代化交通改变了封闭的地理格局，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正在改变着；旅游大潮下民族文化正在变异、消融，民族地区的数次行政改制，纳西族的生存空间正处于解构和重组中。沉湎于古城（丽江古城）、古字（东巴象形文字）、古乐（纳西古乐）之中的纳西人，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民族现代化的问题，还要思考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发展空间和民族文化特质，重新认识纳西族地区的人地关系。

二 选题意义

历史地理学是最具现实关怀的学科，“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去解释现代自然地理、社会发展、人文背景等因素的演变历程，探索其演变规律及内在原因，无疑会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许多借鉴和参考，可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具有规律性的预见”。[5]因此，本书具有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本书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地理的一次尝试

通过考察和梳理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涉及少数民族的论著很少，论文也不多，与汉族地区文化地理研究的丰硕成果相形见绌。本书全面考察明代以来纳西族地区的文化地理，梳理和揭示了纳西族文化形成、变迁及与其他民族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和规律，增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认识，从而丰富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它为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和启发，也为实现全国性历史文化地理的构建打下了基础。历史时期中原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主要源于在“数千年追求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文化也形成了定于一尊的理想。尽管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从来就不曾消弭，但古往今来都认为它是一种不理想状态，属于理当整齐之列。从秦代的‘书同文’到现代的规范语言文字，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到明初朱元璋的‘革命’，一直有这一文化观念的具体表现”。[6]今天，中国明确提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费孝通从文化层面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同理想。各民族只有强弱、大小之分，没有优劣之别。因此，研究各少数民族历史时期的文化，是丰富和繁荣中华民族文化的需要。

2.本书开启了纳西族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新视角

通过研究明代以来纳西族文化的分布情况、演变规律，我们复原了明、清、民国时期纳西族文化景观，尤其是纳西族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消化，充实和丰富了本民族文化；同时，本书认为，在其他因素作用下，纳西族文化内部出现了分异和变异，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纳系族群文化。本书是第一次提出纳西族文化区可分三个文化亚区，第一次以纳系族群的视野来研究文化地理问题，突破了前人研究中“重西轻东”之羁绊，比之传统的纳西族文化史研究更具有学术意义和启迪作用。它将弥补纳西族文化地理研究之不足，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和丰富纳西学。

3.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研究滇川藏交角的纳西族文化，具有旅游开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方面的现实意义

历史地理学强调“现实关怀”，为现实服务。历史文化地理不仅关注时间上的文化变迁，还重视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状况，如宗教信仰的空间分布与差异、民族服饰的空间分布与差异、民风民俗的空间分布与差异、民族语言的空间分布与差异等，这些都为界定一个民族文化区的文化特色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文化特色的定位对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很有价值”。[7]本书的研究可为丽江旅游文化、泸沽湖环线旅游、大香格里拉旅游圈规划提供文化地理视角的学术支持。如何治理民族自治区域，如何制定民族政策都要研究民族文化特点和形成的历史过程，盲目、片面地制定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势必会影响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

三 研究思路

本书从纵向研究明至民国时期纳西族文化时空变迁，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内不同区域文化差异，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探讨形成文化差异的地理原因和社会因素。以最具文化地理特质和民族特质的指标为研究对象，梳理、对比、分析和综合纳西族多元文化形成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构建历史时期纳西族文化变迁的地理学观点，以期对纳西族文化进行地理学的诠释，从而为民族地区文化地理研究提供思路和研究模式。

复原历史时期纳西族的文化景观，关键在于选取指标。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非常广泛，不同视野下可以架构起不同的文化景观。所以，指标的选取应该具有民族特点，这样才能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性。选取民族文化的指标是主观行为，会受到不同知识根源、文化积淀、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没有现成和客观的规定性。即便是选取到某一指标，其构成的各种因子对主题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如果选取了一些看似重要实则细枝末节的因子，那就很难实现预设的目标。文化地理学者一般把语言和宗教作为首选的指标，在中国，语言指的是汉语言。那么，纳西族地区应该选取汉语还是纳西语呢？如果把汉语言作为研究指标，显然会让研究者感到无从下手，毕竟汉语言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有局限的，汉语言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近似于第一外语，生活在交通极端不便的纳西族地区，汉语言就成为研究的次要因子。因此，在语言选择上以纳西语方言为指标。在宗教的选择上，纳西族的信仰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崇拜，从苯教到东巴教，从汉传佛教到藏传佛教等，还有地方性的信仰文化。依据选题的内在要求和纳西族文化的总体特点，笔者选取的主要研究指标有：第一，民族语言文字：主要考察纳西语变迁，地域分布特点，东巴文献传世地域特点，汉、藏语言的影响等方面；第二，宗教信仰：东巴教及地方信仰变迁、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外来宗教冲击和信仰改变；第三，风俗文化：从祭天、丧葬、婚俗三个方面来考察；第四，物质生活：选取服饰、饮食、民居等方面；第五，艺术文化：选取建筑艺术、壁画等；第六，汉文化在纳西族地区的全面影响等。这些文化因子在明至民国时期都有明显变迁，重构了纳西族文化机体。选题最后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将对所选取文化因子进行综合分析，从自然环境因素、交通开发程度、政治权力、行政区划、外来文化挤压和民族互动等方面来分析文化演变的过程和文化区的成因，最终归结到人地关系的调适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