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研究综述

总体而言，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包括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主题性（如方言、信仰、民俗等）的研究，文化区研究等。本书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历史时期的纳西族文化，这方面的研究参差不齐，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研究的成果显得很单薄。

一 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

1.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定义及学科属性的讨论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历史文化地理的定义不尽相同，其原因在于学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不同，受到研究目的和学科发展趋势的影响。毛曦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8]从它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看，具有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史的特点，认为是三者的分支学科或是交叉学科。这一定义更倾向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文化地理学的定义。文化地理学对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影响远胜于历史学本身的影响，很多学者的论著都受到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影响，甚至是在其理论架构体系下完成的。王恩涌在《文化地理学》[9]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学者提出的“主题研究学说”，把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划分为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以及文化景观五大主题。这套“主题学说”理论在国内地理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占居重要的学术地位。日本地理学者木内信藏等人曾将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要素归纳为五个方面：语言地理、宗教地理、民俗与生活、民居地理以及农业的起源与传播。[10]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等力作所选取的研究指标都是以方言、民俗、宗教、人才（学校、文化、学术）、艺文等来展开的，这些都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常规指标。可见，历史文化地理学一开始就受到文化地理学思想、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影响，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历史文化地理学到底归属于哪一门学科呢？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学界有四种基本看法：其一认为应归属于历史学，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其二认为应归属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三级学科；其三认为是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其四认为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朝着“人地时空学”发展。[11]历史地理学一出现就处于学科属性的讨论中，至今没有定论，这也说明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不足以定论的现实。作为历史人文地理分支下的次级分支学科——历史文化地理，其学科属性在学界仍在热烈地讨论中。有的认为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文化地理学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文化史的交叉学科。对此，谭其骧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一文中点出了问题所在：“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所选取的指标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有着非常相似的特点，因此，容易给人一种研究相同问题的假象，其实，都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和实现自己的目标。”[12]

地理学者认为，文化地理学包括当代文化地理学和历史文化地理学，“是代表着地理学新的发展方向”。历史地理学者则认为，它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与民族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等处于并列地位。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把历史文化地理学归属于交叉学科。如陈正祥根据多年的研究，认为划分的难度很大，“我体会到文化地理和历史地理实在难以严格划分；譬如地名，它是文化地理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却追随历史而不断改变”。[13]一般认为，文化史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史以研究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过程与演变规律为对象，既要研究文化各要素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规律，又要研究文化现象空间组合的历史过程与规律，前者如思想文化史、风俗文化史、语言文化史等，后者即属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范围。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内容多与文化史相同，因此，也有人提出了历史文化地理学是文化史的分支学科。

既然历史文化地理学是多学科的交叉，那么，它是否存在自身的研究内容和特点？显然，历史文化地理学作为一个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分支，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首先，历史文化地理学有着自己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与现代文化地理学、文化史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如文化史，关注的是过程和变化，而淡化地域分布及其特点的研究。其次，历史文化地理学已经形成的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构成了该学科的重要体系。最后，历史文化地理学已经形成学科体系。历史文化地理下可分作区域历史、断代（时间段）、文化本体三个层面的历史文化地理，“而文化本体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又可分为文化要素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和文化区划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按空间、时间和文化本体进行的划分仍可再做进一步的划分”。[14]

2.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讨论

历史文化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才兴起的年轻学科，因其涉及历史、地理、文化等多个维度，所以研究方法就更多地借助于其他学科，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所研究主题或内容的需要，三十年来在某些主题研究领域已形成了研究范式，但从整个学科来看，任重而道远。

《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15]一文是作者长期在历史地理学中潜心研究的结晶，也是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著作的一次总结和反思，从理论到实际，再到理论高度，言之凿凿，很有启发性。文中讨论了“文化因子”的概念，提出划分文化区的关键在于文化因子的取舍，而复原文化因子愈多，文化区愈加明晰；文化区的研究不仅要讨论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还要关注同一文化区内部亚文化区的差异。作者列举了首先尝试“人种体质特征差异”来研究西南文化地理，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方法。张伟然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一文中认为，文化地理研究主要朝三个研究路径发展：“一种是象做专门史似的，做断代研究，如卢云的《 汉晋文化地理》；一种是就某一种文化现象展开分析，类似于部门地理研究，如周振鹤、游汝杰的《 方言与中国文化》；还有一种是以区域为中心，就其历史文化的空间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目前这方面的成果最多，已经出版的有广东、湖南、湖北、陕西及西南等多种。”[16]接着他提出，把“文化水平”和“文化面貌”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前者通过指标体系的设定来量化分析，如文化人数、文化成果、文化设施等；后者则主要讨论区域分异，如方言、宗教、民俗等。这两方面具有不同任务和目标的文化因子，在获取资料、处理手段等方面就表现为不同的价值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也许可以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建立起一些核心的学术概念。雍际春的《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也是从五个方面来概括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内容，“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景观以及历史时期各文化要素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等”[17]。这五个方面包含有庞大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当然就依据研究对象来选取，不必面面俱到。

在研究方法上，蓝勇从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人才的统计和指示意义、个性特征的心理计量分析、移民籍贯统计四个方面来具体展示各种方法的巧妙运用。他还就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法提出五点要求：区域历史文化分区的研究必须依赖于区域文化各种因子的复原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还要更多地向其他学科学习研究方法，在划分综合文化区时，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不同时间断面上的文化分区问题，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展示，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十分需要研究者对区域文化的切身体验等。此外，毛曦也提出四点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在学界取得了共识，并已在其指导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 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历史文化地理学因其独特的视角，对文化现象和历史时期文化演变的探索愈来愈受到学者的重视，其研究成果倍增，涉及的区域、历史时段、主题研究等内容更加丰富。为了展示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将分别从方言研究、宗教信仰研究、民俗研究、人才教育研究、艺文研究、文化区综合研究等方面来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

1.方言研究

方言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文化表征，具有民族文化特质。三十年来这方面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讨论了中国的方言地理，历史上各时期方言的区划，探索了地名和历史文化景观、移民、经济史、历史交通地理、民族史、历史民族地理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填补了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中方言研究的空白，为今后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此后陈桥驿发表的《中国古代的方言地理——〈方言〉与〈水经注〉在方言地理学上的成就》[18]则从方言角度探索我国古代方言地理的研究，周振鹤接着发表了《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19]一文。然而方言的研究并没有掀起高潮，直到1999年张晓虹发表了《陕西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及其历史地理背景》[20]、张伟然的《楚语的演替与湖北历史时期的方言区域》[21]等都甚有见地。吴永焕的《从〈方言〉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22]从杨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得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直至今日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格局。方言研究受到研究方法和文献资料的限制，研究的难度不言而喻。

2.宗教信仰研究

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包括特定的教理教义等），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严格地讲，宗教与信仰是两个问题。宗教不仅涉及世界性的宗教，还包括原始宗教和人文宗教、地方性宗教等；信仰是指对圣贤的主张、主义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并衍生出自己的行为准则。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虽然它是精神层面的文化现象，但在实际中则表现为物质、精神和制度的三统一。

从历史文化地理视角来研究宗教信仰，成果数量虽然不算多，但成绩斐然。介永强的《历史宗教地理学刍议》是历史宗教地理的专篇研究，在这一领域起到指导和启迪作用。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23]张伟然的《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24]、李映辉的《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25]等论文以不同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佛教问题。林拓的《唐代以前福建宗教信仰的地域分布格局》[26]在钩稽相关零星史料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唐代以前福建佛教与道教分布、播迁与传衍的地域形态。屈丙之的《汉唐巴蜀道教文化地理学考察》一文探讨了巴蜀地区民间道教的传播路线。李大海、吴宏岐的《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27]依据地方史料，主要分析了清末民初天主教入秦的过程及时空分布特征。

以信仰为主题的研究，涉及内容广泛。如妈祖信仰研究。张桂林的《试论妈祖信仰的起源、传播及其特点》[28]从妈祖起源、传播路线到影响，都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开启了妈祖研究的先河。李少园的《论宋元明时期妈祖信仰的传播》[29]、尹国蔚的《妈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区的传播》[30]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地域性的民间信仰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如张伟然的《湖南古代的民间信仰及其区域差异》[31]就南岳朝香、杀人祭鬼、民祀源流的地域分布及其区域差异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司徒尚纪、李燕的《岭南汉民系神灵崇拜地理差异》[32]将岭南汉族划分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分别对他们神灵崇拜的地域差异作了论述。研究浙江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的集大成者朱海滨，在《浙江地方神信仰的区域差异》[33]一文中将浙江分为杭嘉湖宁绍五府的水乡平原区、温台处三府的闽浙山区、金衢严三府的盆地丘陵区，从宏观上揭示了浙江各大区域的地方神信仰。他的两部著作《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进一步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民间信仰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34]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地域分布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

3.民俗研究

民俗是依附于百姓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是一定地域和民族所创造、传承、共享的风俗文化。民俗内容包罗万象，有婚俗、习气、丧葬、民居、服饰、饮食、岁时等，从所发表论文看，几乎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

不同地域的风俗区研究主要有：陈克伦的《吴越风俗考》[35]一文从春秋以来吴越地区的图腾崇拜、断发、文身与裸体的习俗为研究指标，提出建立吴、越两国的主体民族“很可能属于同一支越族，即‘于越’”。表明吴越文化渊源“与正统的中原文化有区别，它们应是由两种不同基础的文化分别演化而来的”。司徒尚纪的《广东风俗文化景观与群落》[36]将历史上的广东风俗文化景观划分为汉与少数民族两大区。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37]分析了盐商大批麋居扬州“河下”一带，形成了独特的盐商社区文化。周振鹤的《秦汉风俗地理区划浅议》[38]阐明了风俗地理区划的基本原则，将秦汉时期风俗地理划分为塞上塞外、黄河中下游、淮汉以南三大风俗区域和风俗亚区，并论述了各个风俗区域、风俗区、风俗亚区的基本特征。程民生的《论宋代南方习俗特点》[39]论述了宋代南方习俗中灵巧轻扬、柔弱、奢侈、好讼等基本特点和婚丧、杀婴、分财折居、称呼与时序等方面的非礼法特点。康健的《明代云南民俗文化的地域差异》[40]从服饰、居住、岁时、丧葬四个方面对明代云南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该省西南部顽强地保持着固有的民族特色，而东北部成为汉文化的扩散区。可见，区域风俗研究，既可着力于某一主题，也可以限于某一区域内。

婚丧礼俗方面的成果有：卢云的《先秦两汉时期婚姻礼制的地域扩张与阶层传播》[41]、吴成国的《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42]等对唐以前婚俗研究的专文。张晓虹的《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分布的初步研究》[43]以清代陕西缔结婚姻中的缔约程序、迎娶仪式、礼后习俗三项为研究指标，将陕西划分为关中、陕北、陕南三个婚俗区及六个亚区，并探讨了三大婚俗区形成的因素及其影响。段塔丽的《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丧葬习俗——船棺葬及其民俗文化内涵》[44]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船棺葬的发现与地理分布、船棺葬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船棺葬的特点及其民俗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古老丧葬习俗的成因及民俗文化内涵。

在民居建筑方面，虽然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在质量上可谓是奠基性的力作。蓝勇的《历史时期四川居民个性特征的地理分区及演变研究》[45]将四川居民个性特征分成川东北、川西、川南三个地区，归纳出川东北人尚武、川南人尚仁、川西人尚文的特征，这一个性特征、地域特征从整体上讲一直延续至今。洪璞的《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46]论述了清末以来地主由乡村迁移到城镇的历史现象，提出居住环境的改变对地主日常生活全方位的影响。此外，蓝勇的《巴蜀休闲好赌风考》[47]一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进行考说，《中国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文化研究》[48]一文则是研究古代美女的地域分布及认同问题。郭声波、刘兴亮的《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49]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等进行了研究。

服饰文化是民俗文化中最具活力的内容，是区分不同民族和区域的一个显著标志。王清廉的《服饰与地理环境》[50]主要讨论地理环境对服饰的影响及服饰的地域性特点。许桂香、司徒尚纪的《岭南服饰历史文化地理初探》[51]根据文化与环境相感应原理，阐述了在湿热气候、宽松政治、滞后经济、多元文化整合的背景下，岭南服饰具有的用料广泛、形态多样、崇尚轻、薄和色彩淡雅与艳丽并重等文化风格，构成河谷平原和三角洲、山区、沿海三大服饰区域分异的空间格局。张瑛的《西南彝族服饰文化历史地理》[52]一书影响也很大，在简述彝族的社会历史沿革及其地理分布、族源以及彝族服饰文化内涵、符号系统等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从先秦至清时期彝族服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彝族服饰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还探讨了精神文化的时空分布特点。许桂香著的《岭南服饰历史文化地理》[53]一书，是岭南服饰文化研究中屈指可数的著作之一。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著作中也有专题论述服饰文化地理的，如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54]就专辟“西南历史服饰文化地理”一章，按照时间线索对西南各民族的服饰文化特征进行分析，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各少数民族色彩斑斓、形式各异的服饰从区域和表现形式进行归类，复原了西南服饰文化色彩斑斓的景观。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关于“民俗”一章，对服饰文化地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4.人才教育研究

对人才、学校、书院、官宦等分布与地域特征的研究，成果丰硕，是三十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成果较多的主题之一。

对于人才地理分布方面的研究有：卢云的《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55]、王尚义的《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王尚义、徐宏平的《宋元明清时期山西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56]等文，都说明了历代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关系，随着经济中心移动，文化中心也随之移动。李泉的《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57]研究了西汉二千石以上302位高中级官吏籍贯的分布、变迁及其成因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黎小龙的《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58]一文认为，两汉西南人才地理分布南、北悬殊，由北而南有序递减的特征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南开发的格局。李仁的《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59]则是对少数民族——回族的人才研究，认为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段塔丽在《北魏至隋唐时期女性参政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60]一文中讨论了女性参政的地域性分布特点，认为这些地区受胡化影响较深，受封建礼俗束缚则很少。王雪玲的《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61]、吴慧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的地理分布与区域划分》[62]、沈登苗的《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63]、郑威的《试析明代宦官籍贯的分布与变化》[64]、叶晔的《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65]，任泉香、朱竑、李鹏的《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66]、林家虎等的《安徽近代文化人物的地理分布与特征》[67]等都是清代以来不同层面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特征的研究。

学校、书院地理分布研究，康健的《明代云南儒学文化的地域差异》[68]一文，以进士为考察指标，将明代云南儒学的分布划分为四类区域，并分析造成分布不均匀的原因。林拓的《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研究》[69]、刘景纯的《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书院的时空分布与选址特征》[70]，成文浩、孙文学的《清代山西书院空间分布的统计分析》[71]等，这些论文都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研究学校、书院的，虽然学校和书院史的研究成果巨丰，但多侧重于发展史而忽略了地理分布的差异性研究。

5.艺文研究

从艺术、文学角度来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其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对研究者提出必须具备文艺史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要求。胡阿祥的《魏晋文学地理论纲》[72]对魏晋文学家籍贯的地理分布、群体流动、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分体文学地理等问题，探讨了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了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何鑫的《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73]就国家美术地理学学科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马强的《唐宋诗歌中的“巴蜀”及文化地理内涵》[74]认为，唐宋巴蜀诗不仅多方面反映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军事、社会、风俗，而且也留下了有关对巴蜀地域富于时代特色的地理感知，特别是其中所折射的感觉地理认识，对于巴蜀文化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宋展云、柳宏的《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述评》[75]、王德华的《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76]等论文也是这方面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6.文化区研究

研究文化区的成果也不少。卢云的《西汉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77]一文，详述西汉文化区和文化重心的问题。《三国西晋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78]是卢云两汉文化地理研究的延续，认为三国两晋的文化发达区仍然在北方，但已出现了不断向外扩张的趋势。

以某一省区或城市为研究对象，成果也很突出。虽然不少论文是作者论著的一部分或是著作研究的拓展，但都推动了文化区域研究的发展。史龙身的《洛阳文化地理特征论纲》[79]一文，细究一个地区文化发展诸多特征。张伟然的《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时期湖北文化格局与交通形势变迁的关系》[80]两文，对湖南、湖北两省文化的分布格局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安介生的《移民与山西区域文化之变迁》[81]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固有文化格局的变迁方面，将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作为主要线索，将非汉族移民的进入作为考察的主要内容。林拓的《从化外之地到两个文化带的相继发育——宋代以前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82]和《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83]、刘影的《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三晋文化与山西文化关系辨析》和《晚清以来“山西文化”的逐渐形成——兼论行政层级与经济网络的双重规整》[84]等讨论了文化区的成因和其他影响因素。

对文化区研究的没有停留在某个区域，而是把研究视野放到全国范围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周振鹤的《从北到南与自东徂西——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考察》[85]、《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和《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86]，吴必虎的《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87]，刘岩的《河北地域文化景观分析》[88]，毛曦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划述论》[89]，张伟然、周鹏的《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90]，宋燕鹏、高楠的《论北齐文士的地理分布——以“待诏文林馆”籍贯为考察中心》[91]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出版的历史文化地理的著作，大多数都以文化区的视野来研究，往往选取文化地理研究的几个主题来探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特点，约占这一时期历史文化地理著作的三分之二强。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研究了两汉、三国、西晋时期学术文化区域特征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取得了开拓性成就，填补了很多学术研究的空白。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92]是第一部区域文化地理著作。此外，王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93]、徐少华的《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94]是从全国层面来讨论文化地理的。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95]借鉴综合自然区划的原则和方法，以语言和风俗为主要指标，将湖南的历史文化区域划分为湘资区和沅澧区，并细分为两个亚区。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96]是由一个个专题汇结而成，分为语言文化区、宗教文化区、风俗文化区、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编，归纳出中国文化地域传播的变迁大势是先自北到南、后自东到西。本书颇具学术深度，可以说为历史文化地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榜示作用。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显著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先后讨论了12个文化区人文地理和民俗构成，对秦汉时期统治集团对区域文化理念及其政策进行了总结。史念海在序言中评价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97]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98]一书分十三章，100万字之巨，以今天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历史时期西南人种与少数民族、汉族移民及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文化因子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过程，还讨论了综合文化区的划分及其影响因素，为区域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此后，有关文化区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丰富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内容、空间和方法。

7.其他方面

郝良真、韩世平的《赵文化研究与邯郸城市文化的发展》[99]把历史文化地理与城市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开辟了一条文化地理研究的新路子。赵丰的《中国古代染色文化区域体系初探》[100]以东周秦汉魏晋为时间界限，从染色材料应用、染色工艺等角度来讨论中国古代染色文化的区域体系，把中国古代染色文化区域体系划分为三大独立区和三大交界区共六大区域：华北、岭南、西域三大独立区和陕甘边区交界区、长江中下游交界区、巴蜀滇交界区三大交界区。他还对各个文化区的特点进行了全面剖析。葛剑雄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101]分析了秦汉时期三辅、蜀和吴会地区，论述了文化与人口迁移的关系，认为就文化的传播而言，移民的数量虽有关系，但移民的文化素质影响更大，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周振鹤的《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102]指出：王士性是明代后期的大地理学家，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人文地理方面。蓝勇的《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103]厘清了南方移民会馆、北方移民会馆、西南区域内移民会馆纷繁复杂的名称，探讨了这些移民会馆的一级职能、政治职能和文化宗教职能，评价了会馆对保留移民乡土观念的作用。

根据文化区表现不同，可分为功能文化区、乡土文化区（感觉文化区）和形式文化区。马强的《唐宋时期对西部地理认识若干特征初探》[104]对唐宋两朝西部地理认知之异同、西部地理认知空间的广泛性、西部地理认知中浓重的历史主义意识、唐宋西部地理文献中的忠君思想和忧患意识、西部地理认识中的地域歧视和神秘主义思潮作了富有开拓性的探讨。张伟然的《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105]也是感觉文化区研究的专篇。徐晓望的《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106]、周伟州的《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107]、郭红的《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108]、唐晓峰的《“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109]等都是文化区域研究的代表作，在方法论上都有所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来具有历史地理学工具书性质的著作也不断推出，深化和拓展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如杜瑜、朱玲玲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1900—1980）》[110]、华林甫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949—1999）》[111]、薛国屏著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112]、华林甫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113]中的第十二章“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等，对后学提供了方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标志。

三 纳西族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综述

1.纳西族发展史研究

研究纳西族的历史发轫于20世纪初，一百多年来成果迭出，如方国瑜的《么些民族考》《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周汝诚的《宁蒗见闻录》《纳西族史料编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纳西族简史》，郭大烈、和志武著的《纳西族史》，杨尚孔、白郎主编的《四川纳西族与纳文化研究》，美籍学者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从研究纳西族历史的学者分布来看，可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本民族学者，如方国瑜、和志武、周汝诚、郭大烈、和即仁、白庚胜、杨福泉、和少英等，薪火相传，成果最多；第二个群体是以巴蜀地区为主的国内学者，如任乃强、李霖灿、陶云逵、邓少琴、李绍明、李星星、赵心愚、石硕、杨嘉绒、喻遂生、李锦、严汝娴、宋兆麟等，他们的研究视野宽广，研究成果多有真知灼见。第三个群体是国外学者，如美国学者洛克、英国学者杰克逊、德国学者雅纳特、日本学者诹访哲郎、法国学者米可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纳西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纳西族语言文字的地理研究

（1）纳西语的归属及空间分布

纳西语是纳西族通用的语言，因所居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外来文化影响程度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清代出现了不同地域间语言交流困难的情况，而后即出现了语言的分域和东西方言区的雏形。民国时期加强了行政区划和外来文化影响，这一语言区划更加凸显出来，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就提及同一民族的不同类型语言。此后，李霖灿、宏宥等有专篇论述不同区域间纳西语的差异及成因分析。

而真正意义上的纳西族语言研究是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其中一个小组调查了丽江、维西、中甸、宁蒗、永胜以及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县的纳西语的相关情况。经过对调查资料的反复研究，分为东西两个纳西语方言区。和即仁、姜竹仪的《纳西语简志》[114]一书介绍了纳西语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和文字的基本情况。和力民在《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没有文字的说法不尽确切》[115]一文中则认为，东西两个方言区均有达巴教和东巴教，均有文字经书，但达巴教用口诵经，主要流传在东部方言区；东巴教利用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主要流传在西部方言区。孙宏开的《纳西族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历史地位》[116]一文，试图从纳西语的基本特点出发，从五个方面讨论纳西语在藏缅语族总体性中的历史地位。日本学者诹访哲郎的《藏缅语言分布圈与纳西语汇的重层分布》[117]考察了整个东亚的基本语汇，探讨纳西语的归属问题。以上论著对于研究纳西语言的地理分布、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纳西族象形文、东巴经书创制及发展的空间研究

以象形文字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代表著作有：法国巴克的《么些研究》，方国瑜的《纳西象形文字谱》，李霖灿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标音文字字典》，傅懋勣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洛克的《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上、下卷）等。

有关纳西族象形文字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董作宾曾作过与甲骨文的比较研究，傅懋勣则从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之区别来研究，方国瑜从文字的含意来研究。李霖灿的《论么些象形文字的发源地》[118]从纳西象形文字来推断东巴字产生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沙江中游悬崖峭壁间发现了数十处岩画，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岩画就是东巴字的雏形。如杨正文的《从岩画到东巴象形字》[119]一文。作为东巴文字研究的重要基地——西南大学文献所，十余年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如喻遂生的《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120]等。也有学者以宏观视角研究象形文字的传播和分布问题，如朱宝田的《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分布与传播问题新探》[121]一文提出不同看法，“木里地区无象形文字”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其传播是由南而北的。 有关纳西族语、东巴象形文字、东巴经书等方面分布和演变的研究，在以上所列举的研究成果中多少有所涉及，但从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研究成果还很有限。

3.纳西族宗教信仰研究

纳西族的宗教信仰可分作东巴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等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纵观纳西族历史，东巴教、藏传佛教对纳西族社会影响是最为突出的，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主要成果有：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和志武主编的《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李国文的《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伍雄武的《纳西族哲学思想论集》，英国学者杰克逊的《纳西宗教：对纳西宗教经典的分析评价》，美国学者孟彻理的《骨与肉：纳西传统建筑空间结构中体现的宇宙观和社会关系》等等。

（1）东巴教及其他民间信仰

东巴教是纳西族的本土宗教，纳西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苯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宗教。学者一般认为东巴教起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时期，明清至民国时期是成熟时期。在东巴教发展时期，西部纳西族使用和保存了东巴经书，东部则口传心授，没有经书传世，口传者称“达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具有历史文化地理“味道”的论著不多。杨福泉的《论东巴教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122]一文，以纳西族为个案，对东巴教在纳西社会生活的影响，尤其对纳西族社会风尚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作了初步研究。陈烈的《从纳西族东巴神话外来神祇体系看东西文化交融》[123]、和力民的《论东巴教的性质》[124]等文都对东巴教进行界定和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纳西东巴文化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研究论著有：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郭大烈主编的《东巴文化论集》《东巴文化论》，白庚胜的《玉振金声探东巴》，杨福泉、白庚胜的《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杨福泉的《纳西族文化史论》，白庚胜的《纳西文化》《摩梭达巴文化》等。

纳西族除了信仰东巴教外，还有地域性的信仰。“三多”神并不是所有纳西族的保护神，而是以丽江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保护神。在中甸的白地、宁蒗的永宁、四川的木里就没有“三多”神的崇拜，他们的保护神是其他的土主神。周源的《纳西族神祇“三朵”考》[125]一文认为，“三多”神是一个自然与社会的综合神，是纳西族先民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综合产物。嘟玛切里佩措的《纳西三多神》[126]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论著。

（2）藏传佛教

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交往密切，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上相互影响深远，东巴教和藏族的苯教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杨福泉在《民族研究》《思想战线》《西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十多篇研究纳藏关系的论文，从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诸多方面对纳藏两族的关系进行深钻细研的专题研究。如《论唐代吐蕃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127]是研究吐蕃宗教对纳西族影响的专文。文章认为，唐代吐蕃军事势力一度控制了麽些人居住的滇西北、川西等地，吐蕃苯教对纳西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于西藏吐蕃统治者实施“扬佛灭苯”的政策，迫使藏地苯教祭司逃亡或流放到滇西北、川西等地，苯教进一步影响了纳西本土宗教的形成。从东巴教的神祇体系以及东巴经与敦煌吐蕃文书之间的密切关系中，也可以看出唐代吐蕃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杨福泉的《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赵心愚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是两部研究纳藏关系史的集大成者。此外，石硕的《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中提出纳西先民是从藏族四大古氏族之一“穆氏族”中发展起来的。王晓松、王尧、冯智、郭大烈、和少英、陶占琦等学者发表过研究纳藏关系以及藏族苯教和东巴教关系的论文。上述研究，揭开了纳西学研究的新篇章，其中无不涉及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地区的传播、交融、影响，也谈及纳西族文化对藏传佛教文化影响。杨福泉的《纳西族文化史论》就专辟一节来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史。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不同，对于区域文化关系的研究始终徘徊不前，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3）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洗礼

关于汉传佛教及道教传入纳西族地区的情况，杨福泉在《纳西族文化史论》中认为，汉传佛教可能是明初传入丽江的，运用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考察，梳理了明清至民国时期丽江汉传佛教文化及其影响。这方面的论文甚少。

关于道教在丽江的传播，杨福泉在《纳西族文化史论》中认为，道教最迟在明中期传入丽江。清代改土归流后，道教文化得到加强，在民间影响深远。如纳西族地区自唐代以来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雷宏安的《丽江洞经会调查》[128]认为，洞经会是云南历史悠久的、风格独特的道教组织，1987年他对丽江洞经会的主要活动、组织结构、典章制度、礼器法物等重要问题作了全面调查。李国文的《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的道教》[129]主要介绍丽江纳西族地区的道教信仰情况。

基督教在丽江传播影响很小，民国时期天主教在丽江修建教堂，四处招纳教徒，结果没有什么效果，反而在宁蒗、维西等地天主教得到了发展。这方面尚没有学术论著出现。

4.纳西族民俗文化研究

纳西族民俗文化内容涉及广泛，丰富多彩。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来调查、探讨和研究纳西族习俗特点，也有学者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纳西族及周边民族进行研究，如日本学者诹访哲郎的《西南中国纳西族、彝族的民俗文化》[130]一书，集中展现了民俗学者联合考察和研究的成果。这样的比较研究虽然成果不多，但容易发现民族文化的地域差异性和独特性。

纳西族民俗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部分：

（1）岁时节庆

此专题方面的研究成果，散见于纳西族民俗、风俗、风物志、历史、文化等著作中。研究的论文多以现代社会调查为基础，尚未见明代、清代纳西族岁时节庆方面的专文。祭天是纳西族最为隆重的节庆。李霖灿的《中甸县北地村的么些族祭天典礼》[131]是对中甸县北地村麽些族祭天典礼的实录。和品正的《丽江古纳西人的民俗节庆与原始宗教》[132]一文探讨了东巴教与习俗节庆的关系。和钟华的《火把节习俗及其传说浅谈》[133]介绍了火把节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认为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几个民族共同的节日，反映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物质文化水平和人们的精神风貌等。

（2）丧葬文化

丧葬是一个民族对死亡的一种态度，是最具民族特征的习俗。总体来看，纳西族的丧葬习俗与先民的游牧生活息息相关。明代以来出现了土葬、火葬两种葬俗，并延续至今。陈树珍的《从婚丧习俗谈中甸藏纳文化的交融》[134]以大、小中甸两个藏区和三坝纳西族乡为对象，分析了两个民族的婚丧习俗和藏、纳文化交融的原因，提出了两个民族文化的共同性。20世纪80年代，和发源等分别到迪庆州中甸县的白地、四川省木里县的俄亚、油米，宁蒗县的永宁等地进行社会历史文化调查，分别撰写成白地、俄亚、油米、永宁《纳西族的丧葬习俗》[135]四篇。刘龙初[136]、日本学者丸山宏[137]等通过实地调查后对葬俗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杨福泉的《神奇的殉情》[138]研究了殉情的成因、变迁以及特点，揭示了殉情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个性和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张旭的《纳西人的火葬仪式》[139]一文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文化、教育、艺术

纳西族教育主要体现在汉文化教育上。明代，纳西族对汉文化处于主动接受的态势，但接受群体仅限于土司层面；清代改土归流后，以丽江为代表的西部方言区全面推行汉学。清代出现了2位翰林，7位进士，举人60余人，贡生上百人。清末至民国时期先后有十余人出国留学，1907年还创办了云南第一份白话报——《丽江白话报》。这些反映了汉文化对纳西族地区的影响和融合。张大群的《略论丽江纳西族历史上的学校教育》[140]一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论述了纳西族历史上学校教育的演变过程，纳西族历史上学校教育特点及其发展原因，纳西族历史上学校教育的局限性。此外，拙著《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收录的15通关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教育类碑刻，对于研究汉学在纳西族地区的辐射强度及分布情况是有价值的。

艺术方面以绘画、音乐、舞蹈最具代表性。在绘画艺术中，宗教艺术更突出。李霖灿的《麽些经典的艺术论》[141]列举了麽些经典的五项特色。汪宁生的《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142]一文，从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木牌画，做出了纳西族是羌人后裔的结论。金重在《纳西艺术精神试论》[143]一文中认为，纳西族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宝藏，指出东巴艺术与民间艺术、汉文艺术三者结合，形成了纳西艺术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特点。有关纳西族艺术的文章，据宋光淑在《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总览》一书中统计，至2003年已有30余篇论文发表。论著则较少，只有1992年和万宝主编的《东巴文化艺术》和2010年赵世红、和品正等编著的《东巴艺术》两部。纳西族地区留存有不少的壁画，绘画手法各异，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为研究文化区域差异性提供了条件。如陈兆复的《关于丽江壁画笔记》[144]一文，是作者的读画笔记。高宇的《宁蒗永宁清代壁画》[145]，简介了永宁温泉瓦拉别村公布家经堂内的壁画，认为是显宗、密宗、道教的糅合，用笔设色受汉藏两族风格影响。李伟卿的《关于丽江壁画的几个问题》[146]记述了1957年所调查到的丽江壁画，认为壁画经过了汉、藏、白、纳西等几个民族画工辗转绘制，是几个民族艺术的结晶。壁画具有中国明代佛教的绘画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云南地方特点。

音乐与舞蹈在纳西族地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纳西古乐是唐宋元时期的宫廷音乐与纳西族传统音乐的融合，成为“华夏古乐”的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研究首推宣科的代表作《纳西古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147]文章指出，白沙细乐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型古典管弦乐之—，丽江洞经音乐是一种道教经腔音乐，在内地早已绝种，丽江洞经音乐中与承德难离宫音乐传谱相同和相近的就有8首，文章还论述了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纳西古乐》[148]、《对热美磋的来历经的研究》《纳西多声民歌“热美磋”的原始状态》[149]等文章中涉及舞蹈分布和演变等研究。这方面的论文从纳西古乐的来源、表现形式和具体演奏顺序等方面展开，论述中很少涉及音乐传播的时空问题。东巴音乐是纳西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有影响的研究有：和力民的《纳西族东巴音乐文化简述》[150]一文，介绍了东巴声乐（经腔）、东巴器乐（配乐），并论述了东巴音乐文化的六个特点，指出它的存在价值。李丽芳、杨海涛的《凝固的旋律：纳西族音乐图像的构架与审美》[151]、桑德若瓦的《纳西文化背景中的音乐》[152]、张兴荣的《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153]等多为作者实地考察后，阐述纳西族传统音乐融会儒、释的礼乐、经籍及民间音乐，从而繁衍汇成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和云峰的《纳西族音乐史》[154]、英国学者李海伦（Helen Rees）的《历史的回声： 现代中国的纳西音乐》[155]等都将纳西音乐置于中国音乐、云南民族音乐的大背景下论述其音乐个性，探讨传播流变踪影以及它们与民族生存史、民俗礼仪和宗教信仰的特定关系。杨杰宏的《族群艺术的建构与表述：以丽江洞经音乐为研究个案》是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次深入研究的成果。关于纳西族舞蹈方面，杨德鋆等编的《纳西族古代舞蹈和舞谱》[156]介绍了纳西族古代舞蹈的历史沿革，介绍了古代纳西人创造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舞谱。其他的著作多为内容和表现层面上的研究，很少涉及区域差异、人地关系的深层次问题。

（4）婚姻家庭方面

纳西族的婚姻形式和家庭建立不是一个统一模式，不同区域形成迥然不同的婚俗。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坝区和山区，清代以来完全按照汉俗推行一夫一妻制，婚前自由恋爱，结婚则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规矩，不少年轻男女用生命来对抗封建礼教，在丽江掀起殉情之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渐渐消退下去。而在金沙江中游以东的泸沽湖周围，则盛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男女交往自由，不受父母和家人掣肘。家庭以母系为中心，几代人组成一个大家庭，不存在分家分财产情况。此外，在西藏芒康的盐井、四川木里的俄亚、盐源的左所等地则流行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婚姻家庭形式。纳西族婚姻形式的多元性，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此，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东巴文化视角来研究纳西族婚姻家庭形态。和宝林的《纳西族多元婚姻形态和东巴文化》[157]一文认为，丽江坝子及附近的纳西族与外界联系较多，脱离母系制早一些，其他支系则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母系制的特点。和发源的《从东巴经书的记载看纳西族古代婚姻家庭的演变》[158]、《纳西族的婚姻家庭与亲属称谓》[159]两文，依据纳西族东巴经书记载来论述纳西族古代婚姻家庭的演变过程，对纳西族婚姻家庭和亲属称谓作了梳理和探讨。和少英的《东巴教圣地纳西族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生活：中甸县白地水甲村田野调查报告》[160]一文，通过实地调查后，分析白地纳西族婚姻家庭变迁的原因。

其二，以泸沽湖为中心的走婚习俗和母系家庭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走婚习俗，二是母系家庭形式。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走婚的研究起于实地调查，如严汝娴、刘尧汉的《四川前所乡四个自然村的婚姻简况》[161]，杨学政的《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和阿夏婚姻：喇瓦村摩梭人家庭婚姻调查研究》[162]、《日斯立马、高格高岩、司格甲皮错三人结交阿注的典型调查》[163]，詹承绪的《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164]等都是作者通过对泸沽湖周边村落的实地调查而展开的讨论。

母系制方面的研究成果中调查报告资料也不少。吴光湖的《永宁金沙江地区拉卡西和拉伯自然村纳西族的婚姻制度》[165]，严汝娴、刘尧汉的《阿古瓦和拉梅家庭婚姻补充调查》[166]，王承权、詹承绪的《拖支乡纳西族各户家庭成员婚姻情况若干世系》[167]，严汝娴的《家庭产生和发展的活化石：泸沽湖地区纳西族家庭形态研究》[168]，杨学政的《四川省盐源县左所区罗洼村“纳日”人的婚姻形态和家庭结构调查》[169]等都是对纳西族（摩梭人）地区母系制家庭进行实地调查和实地研究的资料，其中有些观点、数据值得商榷，但在当时能克服交通和生活困难进行研究，也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很多调查报告和资料成为研究母系家庭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显然，多数学者仅以社会学、人类学视野来研究，缺乏对多类型婚姻成因的地理因素进行探究。

关于母系家庭和婚姻制度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杨堃的《论泸沽湖畔母系家族在家族婚姻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170]，此文主要讨论了亲属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家庭的起源和发展、婚姻的起源和发展、泸沽湖畔母系家庭在家庭婚姻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四个方面，是三十年来泸沽湖母系制研究的阶段性综述。夏之乾的《关于纳西族家庭类型问题》[171]一文针对《论纳西族的母系“衣杜”》《家庭产生和发展的活化石》《纳西族的母系家庭辨析》三篇文章中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集中讨论，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纳西族的家庭结构分别以“母系家庭”“母系父系并存家庭”和“父系家庭”定名为宜。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学者已经注意到研究的误区，拉木·嘎吐萨在《摩梭人不是生活在海外奇谈中：对某些反映摩梭人生活的文艺作品的批评》[172]一文中，对近年来一些文学作品对摩梭人的婚姻家庭描写中的夸大、猎奇和不真实提出批评，希望不要歪曲民族形象。杨启昌的《还摩梭称谓的本来含义》、白庚胜的《摩梭为“母系社会活化石”说质疑——摩梭文化系列考察之一》都是这方面纠正性质的论文。

其三，从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婚姻形态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这方面与走婚和母系家庭的研究成果比较，不是很多。其中，刘龙初是成果最多的一位学者，他的《略述木里县俄亚乡纳西族的群婚残余》[173]一文，根据实地调查，对新中国成立前俄亚纳西族婚姻中保留的群婚残余进行分析，指出俄亚纳西族双系家庭的存在，正是群婚残余在家庭形态上的反映。在《俄亚纳西族安达婚姻及其与永宁阿注婚的比较》[174]一文中比较俄亚纳西族和永宁纳西族（摩梭人）的语言、婚俗，拓展了研究领域和视野，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翁乃群的《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175]、宋恩常整理的《宁蒗县永宁区纳西族社会及家庭形态调查》[176]等也有讨论这方面的内容。杨文顺的《20世纪纳西族的婚姻家庭相亲属制度研究述评》[177]一文梳理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

5.纳西族生产生活研究

（1）服饰文化

服饰是一个民族的表征，是民族文化物化的表现。宋兆麟的《一幅珍贵的纳西族风俗画》[178]一文，介绍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麽些图卷》这一明代的珍品，它是迄今发现的纳西族最早的风俗画卷，具有极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清代乾隆时期的《皇清职贡图》有四幅麽些画像，分别是丽江的麽些和木里的麽些，还有文字说明。此后，嘉庆时期的《滇省夷人图说》有一幅麽些画卷，是依据明代史书中的记载来描绘的。民国时期，开始采用胶卷照相，更客观地保留了不同纳西族地区的服饰特征。纳西族服饰文化方面除了在杨福泉著的《纳西族文化史论》中有所介绍外，还没有系统研究的成果问世。

有关纳西族服饰研究，多数从纳西族披肩来论述，如和品正的《纳西族羊皮服饰的崇拜寓意》[179]一文，从羊皮服饰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分析其装饰图案的用意、装饰图案的宗教意义及心理作用，指出羊皮服饰继承、保留了纳西族先民崇拜星宿的传统，包含的寓意即光明、温暖、防妖、避邪。木丽春的《纳西族的图腾服饰：羊皮》[180]，根据纳西族《东巴经》的记载和丰富的民间口头传说，介绍了纳西族的图腾服饰羊皮，纳西族把羊皮形象地剪裁成蛙体形状，而缀在羊皮背面上的大小圆盘图案，示意蛙的眼睛。木基元的《略论民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以纳西族服饰的流变和推广为例》[181]、文静的《浅谈摩梭与纳西的服饰文化》[182]等都对纳西族古往今来穿戴艺术的独特风貌及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孔令奇的《纳西女装特征的区域文化解析》[183]一文，以纳西女装为研究对象，以地域文化的相关理论为依托，从拿喜、纳罕、纳日三个支系的服饰类型、着装方式探讨地理环境因素。此外，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服饰与周边民族服饰比对研究，如理安民的《云南白、彝、纳西等民族的“衣尾”习俗探源》[184]一文，对白、彝、纳西等民族的“衣尾”习俗的形制、穿着方式、起源、流传以及暗寓某种文化意义的服饰进行了探讨。彭红的《普米族与纳西族摩梭人服饰现象探析》[185]一文，通过普米族和纳西族服饰、族源、地域和文化对比分析认为，“同宗同源”是两个族群服饰类同的根本原因，相仿的地域条件使得这一服饰能长期保留。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同源异流”后新的融合，其产生的结果是不同民族间服饰形态的趋同。可见，有关服饰文化方面已经具有历史地理学特点的研究成果。

（2）饮食文化

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首先与地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其次与该地区与外界接触和交流的频次有关，还与外来物种的引入和外来民族文化的渗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单薄。阿泽明次尔独支的《摩梭人的饮食习惯》[186]一文，从主食、副食、果品、饮料、食谱、风味食品、饮食禁忌、饮食礼仪等方面介绍了摩梭人的饮食习俗。关于农作物传播和地域性饮食文化的研究，仍然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3）农牧文化

除了一些论著中提及外，农耕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很单薄，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郭大烈的《明清时期纳西族地区经济的发展》[187]一文认为，明清两代是历史上纳西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从农业、手工业、采矿业、贸易交通、商业、土地的典当与买卖等几个方面，分述了明清两代纳西族经济发展的状况。段松廷的《丽江马》[188]、桑文祥的《漫话丽江耕作制史》[189]、宋兆麟的《泸沽湖畔摩梭人的农业》和《俄亚纳西人的农业》[190]，以及国外学者的代表作《中国西南纳西族的农耕民性与游民民性》[191]等，虽然涉及农耕文化的很多方面，但深入不够，时空方面研究仍明显不足。农牧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从外来物种、外来文明等深入主题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有待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者进行深入地考察与探讨。

（4）民居文化

纳西族民居文化的研究，尚属于薄弱环节，发表的论文不多，研究专著多是“重今薄古”。在这些论著中，较有影响的当属刘敦桢的《丽江古建筑考察》，此文是作者于1938年到丽江考察后撰写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朱良文主编的《丽江纳西族民居》[192]一书，论述了丽江古城的历史沿革及布局特点，介绍了丽江纳西族民居的平面布局、材料和构架以及建筑艺术特色。和少英的《纳西族文化史》重点介绍了丽江古城的民居，但对历史时期的纳西族民居文化描述甚少。杨福泉的《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论述了纳西族东西部民居建筑的变迁，运用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他的另外一部著作《纳西族文化史论》，则从文化学这一精神层面去研究，穿插在其他主题内容中。显然，以上的论著多以西部纳西族为主，除泸沽湖边摩梭人民居外，鲜有提及东部纳西族民居的情况，这些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李靖寰的《云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艺术初探——对自然的征服与适应》[193]也有论及纳西族民居建筑，但多是以当代民居为研究重点，很少体现出民居的时空差异。近年来对纳西族民居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现存建筑的风格、艺术、信仰等方面，如王子璇的《云南纳西族民居建筑装饰细部研究》、董理的《丽江纳西族民居悬鱼装饰艺术研究》、高端阳的《丽江纳西族民居的演变与更新研究》等均为研究纳西族民居建筑细部。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就对比结果以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深入讨论，也没有分析引起这些演变的原因。

6.纳西族历史地理研究

这方面的论著不多，其中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最具代表性。此书第二章虽然题名为“丽江历史”，但其中介绍和考说了纳西族地区很多地名，虽然有些考说值得商榷，但以一个地名来追述历史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第三章“丽江的地理”，不仅没有局限于民国时期的丽江山川、行政区划的版图，还对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三多”神崇拜、渡口等进行了研究。第四章“丽江迤西和西北区域”，介绍了滇西北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延及今天的西藏和云南交界区。第五章“永宁区域的历史和地理”和第六章“盐源县的历史和地理”，是对金沙江以东地区的考察，从历史传说到土司统治区域，从自然地貌到人文景观都以田野考察视角进行描述。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研究方法独特，从文献资料到田野考察，从自然地貌到文化景观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是迄今为止最翔实的文化地理著作。方国瑜著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下册）中也有大量的纳西族历史区域的地理考释，其研究高度至今无人企及，可惜所涉及的地名只到县级，还有不断深入考证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国开展的《地名志》调查和修订，弥补了上述之不足，除丽江县《地名志》外，纳西族地区的地名志书都已经出版，以一个县域为单位，以当时行政上的“区”为基层，对地名进行考说，虽然参加调查、修订的人员参差不齐，对有争议的地名没有进行更多的论证，但参编者多为该地区长期生活的居民，收集到的地名及考说还是有很高的价值的。

此外，对东巴经书中出现地名的考证，如和发源、习煜华等选编的《东巴经书专有名词选》[194]。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也编辑出版了《纳西东巴经专有名词汉译规范》[195]一书。

纳西族历史地理方面的单篇文章也不断见于报端。如陶立燔的《东巴文化与风水信仰》[196]一文，论述了纳西族东巴经、建寨选址、盖房习俗等方面所蕴含的风水信仰，尤重墓地的选址，体现出安守本分的心态。风水信仰虽意在求得福吉，但亦包含与特定的山川地理相适应的合理成分。其中不难窥见汉、藏、白等民族文化的影响。李国文的《纳西族先民对宇宙结构的哲学思考》[197]一文，论述了生活在上千年以前的纳西族先民对天地形状、结构的思考和认识等，这些都不失为人地关系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