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化论
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人文科学的诸多假设也不断地被自然科学所证明或者证伪。这里主要涉及的概念是进化论[53]。它在传播过程中所遭致的误解简直是一种悲剧——当今世界上著名的进化论者古尔德称其为“被宣传扭曲的达尔文”[54]，“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误传的思想所导致的恶劣影响超过进化论”[55]。众所周知，达尔文在著名的《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他“并不是新真理的唯一和非凡的创立者”，至少布丰、狄德罗、莫佩尔蒂、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伊拉斯谟·达尔文[56]的名字应该被记住。不过，“在这些先驱当中，没有一个论证实际的物种演变”[57]，达尔文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进化论甫一出世便引起强烈的反响——因动摇了“神创论”[58]和“物种不变论”而遭到教会的围攻和污蔑；因打破了思想的禁锢而被赫胥黎等人所公开宣扬和积极捍卫。在正式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观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另外一种进化论——拉马克主义。因为现在很多人所理解的进化论实质上是拉马克主义的而不是达尔文意义上的。另外，莫莱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乃是以区分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为起点的。
（一）拉马克主义
法国大革命时代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是布封的学生，继承了其师之生物因环境、气候、营养等条件的作用而变异的思想。他的“进化观点是在他对无脊椎动物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以后形成和发展的”[59]，1809年发表的《动物学哲学》表明他已经“构想出系统的进化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进化论。拉马克的目的是要解释当时众人皆知的两个生命现象：一是动物显示出的‘完美’等级序列，另一种现象是生命表现出的惊人的多样性。”[60]他打破了传统静态的自然等级世界观，主张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乃是动态的过程——人类是进化的顶端、是最完美的，也就是说，进化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在拉马克看来，进化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生物向上发展的内在倾向或潜能，这是造物主定下来的等级规则；外界环境的影响。环境对低等生物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对高等生物和人类的影响则是间接的。环境的多样性是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拉马克的另一个主张是“用进废退”，即“自然中的一切美妙适应都归因于使用和不使用的作用”[61]。例如长颈鹿的长颈就是长期伸脖子取食的结果。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性状改变是可以遗传下去的——获得性遗传。在19世纪末叶出现的新拉马克主义既是拉马克思想的复活，更多的是把非拉氏的思想纳入这个概念的名下。
（二）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的进化论包含两条非常核心的原理：自然选择和随机变异。自然选择涉及生物进化的动力，认为生物的进化都是自然（相对于人工选择）的结果，因此在自然的进化过程中既可能淘汰不适者，也可能使物种适应新的环境。随机变异“并不是数学含义上的同样可能向各个方面的变化”，而是指生物“发生的变异在适应的方向上没有倾向性”[62]，即是说，有些变化是进步，有些变化可能就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不同的时代，达尔文主义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在达尔文时代，‘达尔文主义’主要指生物是进化的，生物的进化是逐渐而缓慢的，生物进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以及人类是生物进化中的一部分，即人类起源于灵长类。而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进化论综合期，‘达尔文主义’则意味着，生物的进化是逐渐的，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中的重要机制。而对于当代的一些进化论者来说，达尔文主义的精髓在于坚持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中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机制），而且自然选择不仅具有淘汰不适生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自然选择具有创造性的作用，可以产生适应”[63]。无论如何，许许多多的人都已经承认生物的演化是事实，而且接受自然选择是最关键的机制。在进化过程之中，子代和亲代的关系，达尔文认为用树形做比喻较为恰当。达尔文的进化树是莫莱蒂的树形图的来源。
（三）间断平衡和功能变异
除了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思想之外，我们还需介绍一下综合进化论的主要代表，美国当代最坚执的进化论者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相关理论，因为莫莱蒂对文学的演化过程的看法绝大多数受到古氏的影响，特别是他的间断平衡理论[64]和功能变异概念。关于功能变异的概念，在古尔德与弗尔巴（Elisabeth S.Vrba）合著的《功能变异：形式科学遗漏掉的一个术语》一文中有所阐释。
古尔德认为，进化论缺乏一个关键的概念——一个描述进化“特征”的术语。它对于解释有机体在进化时期的适应情况非常有用。有机体并不是为了适应它目前的功能产生的，而是在进化过程中慢慢适应目前的功能。古尔德将这种特征称为“功能变异”（exaptation）。它既不罕见也不神秘，而是进化的主要特征。功能变异观战胜了人类社会生物学的谬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史里的变异性和偶然性，掌握人类进化中大脑容量的起源和意义。它还是我们认识进化心理的一把钥匙。一言以蔽之，生物体的历史起源与生物体目前的功用性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65]
间断平衡是指生物的进化链条不是连续不断的。古尔德在《帘蛞是帘蛞》里说：“进化论是关于生物变化的理论。但是进化并非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意味着，自然界是变动不息的。而且自然界中的构成也并非只是一瞬间的特征。更常见的情况下，生物的变化是稳定状态的迅速转变，而不是某种状态以缓慢、稳定的速度不断地演化。”[66]简言之，生物的进化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但快速的突变可能导致失衡。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最终又获得平衡。或者说，生物的进化是渐变与突变的结合。
沿着这些思想轨迹，我们将领略莫莱蒂所开拓出来的文论疆域。本书共分六章来展示莫莱蒂的文论观。
第一章详细论述莫莱蒂的远距离阅读方法的来龙去脉、具体内涵、相关操作方式及使用范围。远距离阅读法是莫莱蒂为回答文学领域的“大量未读”作品缘何消失不见和世界文学体系的建构而提出的。它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相对。简单地说，远距离阅读方法是指系统地运用定量图表、地图和树形图来处理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它以文本为参照，更多地关注文类、体系或技巧、修辞。与细读重视经典和单个文本、排斥文学之外的因素不同，远距离阅读坚持一种开放的视野，力求颠覆经典与非经典、伟大作品与平庸之作、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等级结构，并始终把文本群/文本系列作为主轴。当然，对莫莱蒂而言，远距离阅读法同细读法并行不悖、互为补充。为了更清晰地阐明远距离阅读法，文章直接援引了莫莱蒂绘制的部分图表和实例。然而，奠定方法论只是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第二章到第五章让文类/形式概念穿针引线，勾连莫莱蒂的主要研究对象：形式、空间、文学史以及三者的关系。与第一章相似，第二章也属于为后面三章的论述做准备，只不过它涉及的是研究对象。此章从莫莱蒂在《现代史诗》里的一连串疑问出发，引出文类问题。它先追溯了文类概念的观念史即历来各家各派对文类的界定。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文类的权力在19世纪末终至衰落，在20世纪基本上被“文本”概念所取代。但是，文类自有其不可磨灭的魅力。事实上，19世纪的文体分类学损害了文类应有的价值。莫莱蒂认为，文类和技巧是形成文学史的力量。因此，“回归文类”似乎成了莫莱蒂必然的理论诉求。巴赫金、托多罗夫、弗莱、韦勒克、詹姆逊等人的理论和实践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返归文类的必要性。
第三章从“小说对民族国家的象征”“小说阅读城市”“乡村故事的圆形结构”三个维度阐释了“形式生产空间”的命题。它作为莫莱蒂的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层面，处理的是虚构的空间。叙事作品对空间具有丰富多彩的想象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叙述结构：二元对立、三极、多极共存、圆形结构。在论述该问题时，莫莱蒂始终以其他学者绘制的真正地图为参照，从叙述流中抽取一些因素，放在地图上，然后进行阐释。空间不再仅仅是文本故事借以发生的背景，而是形成叙事的动力，制约着文类的风格。莫莱蒂指出，发生什么取决于在哪里发生。由此，文学不再被界定为模仿或反映现实，而是人类象征/想象现实，或者说把握复杂现实的手段。就方法论而言，他将文学地理学（地图、空间、结构）和文学社会学（民族国家、城市、乡村）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第四章涉及文学地理学的另一层面：真实空间中的文学。“空间生产形式”命题并非指叙述作品所对应的现实空间。它主要讨论小说的传播与叙述市场的形成。莫莱蒂以小说文体为核心，借助书籍史的方法，考察了图书馆、民族国家以及世界等大大小小的空间对小说传播的影响。总的来说，空间的规模制约着形式的数量、类型、读者选择的余地。莫莱蒂得出了一些颇有启发的结论，然而其局限也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清楚，作为一个欧洲文学的研究者，莫莱蒂即使在研究中涉及亚、非、美三洲的部分国家的文学，但不代表他就认同他们的文学。换句话说，至少在面对非欧洲国家的文学时，莫莱蒂充满优越感。一部《现代史诗》就足见莫莱蒂试图把全世界文学纳入一种审美理想、阐释框架的野心。这跟他一贯坚称自己偏好多元的阐释模式是矛盾的：方法论与价值立场的悖反。
第五章立足于三个基本点阐释莫莱蒂的文学史观。莫莱蒂以长时段为总体时间背景，把握文学史的整体趋势；从达尔文式进化论入手，揭示文学史演化的动力、机制、规律；而两者皆在为建构以文类为核心的新文学史景观做奠基。不论是哪个方面，都跟我们惯见的文学史有所差异，显示了文学史书写的新动向。这次，他把小说、悲剧、现代史诗纳入同一阵营之中。不过，主角仍然是他所熟稔的小说。除此之外，在多数情况下，莫莱蒂的注意力并不在单个文本，文类才是他关心的。
第六章着力于反思莫莱蒂的文论思想。这项工作主要从跨学科视角、形式、文学史等层面入手。首先，一方面，它从当代文学面临的危机出发，考察莫莱蒂坚持的理论是否对我们应对那些挑战有所启示。另一方面，它也从跨学科角度去阐发莫莱蒂的文论的意义。莫莱蒂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寻找平衡点。其次，一方面，纵观西方和中国的文学学术圈之总体趋势，对形式有种矛盾的态度：既爱又恨，尤其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扑倒之后，继之而起，符号学、叙事学似乎催生了形式主义（广义）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各种“后学”以及文化研究逐渐远离形式，更着重于各种价值系统的解构与重构。莫莱蒂自始至终都致力于使用自己的新方法，回答文学形式与社会之间存在的诸多问题。由于莫莱蒂被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而他又自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文章因此对莫莱蒂的文论思想进行了一个定位。最后，鉴于文学史观本身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重大意义，文章分析了莫莱蒂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史观的承继和反驳，接着展示了他与普伦德加斯特之间的对话，再与约瑟夫·卡罗尔的文学达尔文主义作比对。
[1] 有人译为“远离阅读”，有人译为“距离阅读”，还有人译为“远读”，都让人感觉不知所云。本书译为“远距离阅读”，概基于如下考虑：（1）与“close reading”相比较。close中译有封闭的、接近的；distant中译有远的、遥远的。在这个意义上，“close reading”译成“近距离阅读”“封闭性阅读”并无多大问题。但若将“distant reading”译为“开放式阅读”则显得太过空泛、缺乏具体所指。（2）莫莱蒂在界定“distant reading”时，反复强调“距离”是知识的条件。由此而言，中译应该对“距离”一义有所突出、体现。（3）那么，距离远、近的参照系是什么呢？答案是文本。接近文本，看到语言结构；远离文本看到文类、系统或技巧、修辞。后者的视野自然高于前者。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远距离阅读”就是最好的译文。
[2] 笔者曾就这个问题致函莫莱蒂，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只说自己是个“奇怪的唯物主义者”。维基百科认为，莫莱蒂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原文为：Franco Moretti is an Italian literary scholar，trained as a Marxist critic）。马尔赫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书里，把莫莱蒂纳入当代（196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图谱之中。他指出，莫莱蒂吸收了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而非意大利原生的早期实证主义派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的路径。本书认为，莫莱蒂实际上也吸收了德拉-沃尔佩的理论。相关论述参见[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3] 对莫莱蒂生平的介绍，参见维基百科、斯坦福大学的网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co_Moretti；http://en.wikipedia.org/wiki/Nanni_Moretti；http://english.stanford.edu/bio.php？name_id=84；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6/april26/aaas-042606.html；以及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第124页。
[4] Franco Moretti，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800—1900.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1999，p.6.
[5] Brian Evenson，“A Fine Mess”，Novel：A Forum on Fiction，Fall2007，Vol.41，Issue 1，pp.149-153.
[6] 梅新林在2015年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的文章《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的注释中提到，他的两位博士已将《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译为中文。
[7]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8]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11] [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第3—20页。
[12] 当然，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很有特点，限于论题的关系，兹不论述。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进行了全面梳理的是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兰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13] Franco 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2005，p.2.
[14] [英]约翰·弗雷泽：《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派》，夏伯铭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4期。
[15] [意]德拉-沃尔佩：《趣味批判》，王柯平、田时纲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6] [英]约翰-弗雷泽：《德拉-沃佩和他的学派》，夏伯铭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4期。
[17] [意]德拉·沃尔佩：《趣味批判》，第2页。
[18] 转引自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19] 转引自[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20]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21] 关于年鉴学派的历史，请参见[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姚蒙《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
[22] 这个概念不属于年鉴学派的原创，但鉴于它对年鉴派的巨大影响，我们权且于此论之。
[2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30页。
[2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29页。
[25] [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xvii页。
[2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31页。
[27]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28]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36页。
[2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55页。
[30] 同上书，第83页。
[31] 同上书，第34页。
[3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43页。
[33] 同上书，第44页。
[34] 同上书，第52页。
[3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244页。
[36] [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王小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37]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38] 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410页。
[39] 同上书，第410页。
[40] 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414页。
[41] 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42] [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第5—130页。
[43] 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第150页。
[44] [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45] 关于法国地理学的发展状况，可参见[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6]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48页。
[47] 高国荣：《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48] [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257页。
[4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56页。由此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布罗代尔是地理决定论者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美国史学家S.金瑟（Kinser）也认为此论不太妥当，相关辨析颇多，可参见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井建斌《布罗代尔史学思想新论》，《殷都学刊》2001年第2期；孙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评价》，《广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王作成《布罗代尔“地理环境决定论”辨析》，《思想战线》2003年第6期。
[50]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51] 同上书，第19页。
[52] [法]J.勒高夫、P.诺拉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53] 本书本应使用演化论而非进化论来翻译“Evolution”，然而鉴于目前大多著作都使用进化论，故仍沿用。只是必须指出：进化不等于进步，中国人所接受的所谓进化论实际上是由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作为进化论的拥趸，赫胥黎却只喜欢有方向性的、目的性、进步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他的进化论思想基本上是拉马克主义的，而且先于达尔文的理论的发表）混合，而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本身。
[54]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生命的壮阔——古尔德论生物大历史》，范昱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页。
[55] 刘华杰：《被“劫持”的达尔文：对进化论传播历史的一点反思》，《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30日，第9版。
[56] 事实上，《物种起源》之“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的见解的发展史略”所列举的人远不止这几个，参见[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4页。
[57]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317页。
[58] 然而，创世论和进化论的斗争在整个20世纪一直延续着。例如，2005年12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还就此发生过一场诉讼，参见张增一《创世论和进化论的世纪之争——现实社会中的科学划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美]杰里·A.科因《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叶盛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v页。
[59] 方宗熙：《论拉马克学说》，《山东大学学报》1953年第1期。
[60] 田洺：《未竟的综合——达尔文以来的进化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61]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第2页。
[62]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熊猫的拇指》，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9页。
[63] 田洺：《未竟的综合——达尔文以来的进化论》，第33—34页。
[64] Stephen Jay Gould，Punctuated equilibrium.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 and 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uty Press，2007.
[65] Stephen Jay Gould，Elisabeth S.Vrba，“Exaptation：A Missing Term in the Science of Form”，Paleobiology，Vol.1（Winter，1982），4-15.
[66]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熊猫的拇指》，田洺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