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意义

一提起禅诗，我们第一印象便认为它是和禅有关的作品，即禅师对话的语录，禅僧写下的偈、颂等，换言之，我们平时更多的是将禅诗归属于禅门。然而禅诗并非禅僧们的专利，对于受佛禅思想影响的文人而言，他们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禅诗，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上都可与禅僧的作品相媲美。可是，古往今来，与禅僧禅诗相比，对于文人禅诗，我们关注甚少。虽不乏对一些文人禅诗的个案研究，但这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有唐一朝文人禅诗创作的整体状况，所以，这就为我们从宏观上探究唐代文人禅诗生成语境、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美感特质以及地位影响等留下了足够的开拓空间。概言之，本书研究意义如下：

第一，透过禅诗，我们可以窥探唐代文人心态的变化。文学作为文人创造的精神产品，它是创作主体内心情志的集中反映。“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4]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部个体心灵发展的历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学离不开生活，从一开始它就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虽然如此，但它终须是创作主体情感的过滤和心灵的淘洗。作为文学表现形式之一的诗歌，对心灵展示的深度和广度是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企及的，以“言志”和“缘情”为主的中国诗歌，都不可避免地与诗人的心态交织在一起，不同的诗歌题材可以说是诗人不同时期心态的直接再现。李唐是一个经济发达、思想开放、文化异常繁荣的时代，较之于其他朝代，唐代文人在个体生命的展现方面享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他们可以尽情地吐露心扉，畅谈内心的五味杂陈。虽然这期间发生了对唐代社会，甚至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安史之乱，但李唐文人以诗歌的形式向我们直陈他们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一做法却并未受影响。唐代文人借助诗歌将其思想、情感展现出来，用诗歌记录了他们心态在特定时空下的样态与变化。禅宗以修心为主，故又称心宗，“夫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恒沙妙德，尽在心源”[5]（《祖堂集》卷三《牛头和尚》）；“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6]（《古尊宿语录》卷三《黄蘗希运断际禅师宛陵录》），讲究明心见性。诗歌是“天地之心”“民之性情”，二者“都反对为外物所牵累迷幻而失去自我，为名缰利锁束缚而失去自由自主”[7]。所以禅诗身上所具有的二重性，正好为我们洞察唐代文人的心路历程、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第二，唐代文人禅诗作为唐诗中的新题材，它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唐诗题材有着交汇，对其研究有助于深化、推动唐诗的全面研究。唐诗数量众多，据对《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的统计，累计达5万余首，涉及两千多位诗人。如此众多的唐诗，从自然现象、劳动生活、政治动态、社会风气到个人感受、日常小事均有涉及，可谓触及唐代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涌现出诸如山水田园、羁旅行役、咏物咏史、闺怨送别等常见的唐诗题材。李唐统治者在思想领域的宽容使得唐代文人频繁涉足佛禅，他们或游览佛寺，或与禅师交流，谈禅、参禅成为当时社会一大风气，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等。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唐代儒释交游是前代儒释交游的继续”[8]。在禅学思想的沾溉下，结合唐代文人所特有的诗歌创作禀赋，最终产生出新的诗歌题材——文人禅诗。唐代文人借助禅诗表达禅趣、禅理，在禅诗中寄托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新看法，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佛禅思想的接受状况，这就为唐代诗歌的创作开辟了新路子。同时，禅宗思想给予唐诗内容以强烈的激发、启迪，丰富和拓宽了唐代文人禅诗的意境，故唐代文人禅诗的创作状况、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唐诗的发展状况。

第三，唐代文人禅诗兼具文学与宗教的双重属性，对其研究有助于从多维角度对唐诗进行解读。禅宗与诗歌结缘，与李唐社会的兴盛是分不开的，诚如章太炎在《答铁铮》一文中所指出的：“佛教行于中国，宗派十数，独禅宗为盛者，即以自贵其心，不援鬼神，与中国心理相合。”[9]禅宗作为吸收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精髓，在印度佛教基础上兴起的新的佛教宗派，体系严密，理论完整，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可以说更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换言之，即更接地气，以致获得大量的受众群体。“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诗化，禅宗发展史的种种事实正鲜明地展现了这一诗化过程。”[10]唐代文人禅诗，作为唐代文人对佛禅思想消化后的艺术结晶，层次虽良莠不齐，但却为我们从禅宗哲学、禅宗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阐释提供了可能。

总之，本书作为对唐代文人禅诗的一次宏观性尝试研究，试图从整体上对唐代文人禅诗作全景式的勾勒和描绘，虽是研究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体类，但对厘清唐代文人禅诗的整体发展脉络和线索，深度探讨古代诗歌发展全貌及规律，填补文人禅诗研究等不无裨益，同时也期望从更加专一和深入的角度对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及文学遗产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