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及存在不足

产生于隋唐之际的禅宗，是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后，经过与本土儒家、道家思想长期交融与沟通，最终形成的中国化佛教思想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久远的影响。孙昌武曾说：“总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自东晋时期佛教在文坛盛传，几乎没有哪一位重要作家是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的。”[11]唐代文人大多都和禅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禅宗独特的思维方式、观物方式和表达方式也必然会带给唐代文人心理结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影响，这些最终都通过禅诗这一桥梁表现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唐代文人禅诗研究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达上百篇，进入新世纪以来，唐代文人禅诗研究仍保持上升势头，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发表的有关唐代文人禅诗研究的论文有二三十篇，这还不包括一些专门的论著。综上，无论是在20世纪的百年之间，还是在新世纪刚过去的10年中，唐代文人禅诗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集中考究佛教与唐代文士的关系

主要以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著名文人为主。陈允吉的《王维与南北禅宗关系考略》[12]一文，通过对王维诗文所涉及禅僧进行一一考证，指出其分别属于南北二宗，对进一步探讨王维世界观和作品的思想本质具有积极意义。姜光斗的《论王维的禅宗思想》，对王维所受禅宗南北二家思想做了深入分析，得出王维“前期受北宗禅影响较深，后期受南宗禅影响较重，从而造成他南北兼修、渐修与顿悟并重”[13]的结论。同时，作者还指出，王维其实并无严格的宗派观念，即在信仰禅宗时，又受到佛教其他宗派的影响，最终使得王维的“禅宗思想常和道家的虚无观念交融在一起”。邱慧、朝仪的《试析王维诗歌与禅宗的联系》[14]一文，认为禅宗对王维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他“荣辱不惊、随缘自足、顺心适意的人生哲学”，在禅宗哲学的指引下，王维诗歌创作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及表达方法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孙昌武的《柳宗元与佛教》[15]，在爬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柳宗元的诗文，对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尤其是与佛教天台宗和禅宗的关系做了详细考证。姜光斗的《论孟浩然与佛教》，认为孟浩然的佛教诗歌可以分为“以一般诗人观赏山水自然风光的诗；所描写的景物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或主要描写寺庙景观的诗；描写僧人或友人虔心向佛的诗；诗人感悟佛理佛法的诗；诗人悼念去世僧侣的诗”[16]等几类，并对其进行了赏析。吕澂的《杜甫的佛教信仰》，[17]结合杜甫诗歌中与佛禅相关的诗歌，对杜甫一生信仰不同的佛教宗派做了考证。谢思炜的《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根据《历代法宝记》中净众、保唐禅的资料，对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从杜甫开始，儒家思想的认真信奉者和实践者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作出回应”[18]的结论。孙昌武的《杜甫与佛教》，[19]认为禅宗思想对杜甫影响很深，不仅给他“思想和创作增添了新鲜内容”，而且对杜甫创作即“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章继光的《李白与佛教思想》，[20]通过对李白诗集中与佛禅相关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的佛禅诗体现出“空无观念、自性清净、超脱厌世”等佛禅思想，同时指出李白的佛禅思想中其实也掺杂着道家思想，反映在诗文中就有一种“摆脱束缚的思想的追求”。朱学东的《青莲居士谪仙人 金粟如来是后身——论诗仙李白的佛缘及其禅思禅趣》，[21]结合李白的佛禅诗歌，认为李白体现了“净禅兼修的禅学宗趣和极高的禅学素养”，透露出“前生是仙、今生向佛、来世成佛”的重要人生玄机。段景莲的《柳宗元与佛教关系浅议》，[22]在对柳宗元诗文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柳宗元一生好佛分两个阶段：“一是青少年时代，一是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之后”，并且柳宗元用儒家的思想标准改造了佛教，所以柳宗元是一个“顺随习俗的好佛者”。赵继红、严寅春的《柳宗元与佛教关系的再思考》，[23]在对唐代世风及柳宗元一生活动加以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柳宗元与佛教徒交往，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世俗功利目的”的，即柳宗元好佛的目的主要是用佛。相关论文还有李传明的《柳宗元与佛教》，[24]赖永海的《柳宗元与佛教》[25]等。关于其他文人与佛教禅宗的研究，也有不菲的成果，如叶青的《大历诗人与禅宗》[26]一文，认为佛教禅宗在大历诗人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以诗明禅、以诗喻禅和诗禅冥合”三个层次，在大历诗风发展变化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刘铁峰的《元稹与禅宗论略》，[27]指出元稹与佛禅有着密切关系，表现在“游禅寺、广交禅僧、感悟禅理、寓禅于诗”等方面，禅宗对他，尤其是贬谪时的心态和谪居时的情绪，产生了明显影响。尚永亮的《论白居易所受佛老影响及其超越途径》、[28]马现诚的《佛教与韦应物及其诗》、[29]张海沙的《岑参的写景诗与佛经的影响》、[30]罗时进的《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家思想》[31]等也各有心得。

在专著方面，孙昌武的《禅思与诗情》[32]可以说是禅文学方面一部厚重翔实的著作。作者结合当时社会环境、文人家庭背景、思想观念和个人行迹等，对王维、杜甫、白居易等人与佛禅的关系进行了考论，力求做一个系统、全面的呈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禅思和禅诗，具有较高的诗学和史学价值。陈引驰的《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33]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王维、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著名文人与佛禅的关系做了详细论证。郭绍林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34]，以史学研究者独有的眼光对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姚南强的《禅与唐宋作家》[35]，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唐宋数十位文士与禅宗的关系做了初步考察。其他如罗香林《白居易与佛道关系重探》[36]、刘明华的《杜甫与佛教的关系及晚年心境》[37]等，亦各有心得。

（二）论述佛教对唐代文士诗歌的影响

首先是佛教对唐代文士佛教诗歌创作内容、形式的影响。如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38]认为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辉斌的《论王维的佛教诗》，将王维现存佛教诗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指出此类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39]。姜光斗先生《谈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40]从内容入手将李白诗歌中具有佛教意识的诗分成两类：一是“与僧人交往赠答的作品”，二是“山水诗或以描写客观景物为主的作品”，并对这两类作品进行了解读。葛景春在《超越现世的天国梦——李白与唐代佛教》[41]一文中，对李白的佛教思想及其特点、李白诗歌的玄风禅韵进行了深入论析。日本唐代文学研究专家须藤健太郎在《李白诗文中的佛教描写》一文中，对李白有关佛教的诗文从“古今文献著作、佛教描写的表现样式以及佛教描写的表现内容”[42]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详细分析。郭建伟的《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佛缘》，[43]通过对李白佛禅题材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是“游乎禅”，佛教思想对李白起到了调节作用。王树海的《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44]，指出佛教对刘禹锡人情诗性的生成既厚且大，使其诗歌具有深厚的生命力和议论的因素。陈洪的《柳宗元诗歌佛学渊源探析》[45]，认为佛教使柳宗元诗歌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技巧方面都呈现出佛学特征。

在专著方面，谢思炜的《禅宗与中国文学》，[46]对王维、杜甫、韩愈和白居易与佛禅之间的关系以及佛禅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做了详细分析。日本汉学研究专家平野显照在《唐代文学与佛教》一书中，通过对李白诗歌所涉及的佛教用语以及李白佛教诗的分析，最后得出“李白和当时有才华的诗人拥有共通的精神上的基础，只是李白对佛教没有像对道教一样作鼓吹表现而已”[47]的结论。陈允吉的《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48]是作者对早年发表的相关论文的整理，其中涉及王维、杜甫、柳宗元、韩愈、李贺等文人与佛教，将佛禅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做了详细论述。此外，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博士学位论文，则直接以具体文人与佛禅为研究对象，如张轶男的博士学位论文《杜诗佛禅世界》[49]，首先论述了杜甫与佛禅的渊源，其次结合佛禅典籍，对杜诗所蕴含的佛禅思想、杜诗所运用的佛典、佛语以及佛禅意象，杜诗山水田园诗的佛禅意境，纪行诗、纪事诗、咏物诗所蕴含的佛禅精神做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此外还有刘金柱的《唐宋八大家与佛教》、[50]李志强的《刘禹锡与佛教关系原论》、[51]鲁克兵的《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52]邹婷的《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中国佛学》[53]等，可以说是近年来研究文人与佛禅的一大趋势。

其次是分析佛教对唐代诗歌题材、流派的影响。张晶的《禅与唐代山水诗派》，[54]通过对盛中唐诗坛上擅长描写山水诗人诗歌的考察，认为禅宗思想对他们山水诗歌形成“空明诗境与淡远风格、幽独情怀与寂静氛围”起到一定的作用。傅绍良的《禅宗与盛唐山水审美意识的转变》，[55]认为中国山水诗审美观念的转变与当时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兴盛于盛唐之际的禅宗同样使得盛唐文人对山水诗的审美观念发生变化，追求“清空”“无染”之境。曹颂今的《禅意与诗兴——唐代山水诗创作与禅宗佛理之联系》，[56]在将禅宗思想和艺术主张与诗歌的意境和思想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了禅宗佛理对唐代山水诗创作的影响。杨恩成、张英的《佛教对唐代山水文学的影响》，认为佛教的思维模式对唐代文人的主体意识产生影响，以致“唐代山水文学在总体上呈现出追求虚静、淡雅的自然山水意趣和意境清幽、恬淡的时代特征”[57]。肖建华的《禅与唐代山水诗》，[58]认为禅对唐代山水诗的影响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法入诗，最终使得唐代山水诗形成新的审美意境。胡遂的《佛教对于晚唐山水诗的综合思考》，[59]认为晚唐之所以多山水诗，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政治黑暗，另一方面是因为禅宗思想的兴盛，为晚唐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灵的归宿，是对当时污浊腐败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的形式。陈敏直的《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60]认为佛教禅宗是王维走向山水自然的重要原因，最终使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处处彰显着佛光禅影。邱瑞祥的《禅宗的“净心”思想与王维的山水诗创作》，[61]认为禅宗的“净心”思想对王维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情趣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王维产生了虚静的创作心态，最终创作出别具一格的山水诗。王树海、王凤霞的《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62]在以柳宗元被贬谪永州后与佛家高僧广泛交游的基础上，对柳宗元的佛学思想做了详细探析，并且认为佛禅思想对柳宗元思维方式、情感逻辑产生了影响，以致影响了他山水诗的意境、风格及其成因。景凯旋的《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其儒佛思想》，[63]认为柳宗元山水诗所体现的风格与其所接受的儒佛思想息息相关，所以他的山水诗既有静的一面，又有骚动不安的成分。马现诚的《佛教心性论与韩孟诗派创作的主体精神》，[64]认为禅宗心性论强化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对中唐韩孟诗派善于在诗歌中表现自我，抒写心性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邓新跃的《白居易闲适诗与禅宗人生境界》，[65]认为禅宗思想的“家常境界、闲适境界、旷达境界、审美境界”四种人生境界对白居易的闲适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是探析佛教与唐代诗歌发展风貌的关系。这方面首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66]作者认为，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认识论；创作题材和主题；文学体裁；语言与修辞方法”等。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着手研究的，所以论述相对泛化，不过具有抛砖引玉之功效。何林天的《唐诗的繁荣与佛学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67]认为佛教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创作题材和主题；文学体裁方面；变文；语言和修辞”等，可以说是沿袭了孙昌武的论述。姜光斗的《论唐诗与佛教》，[68]认为佛教文化作为一种文学题材进入唐诗创作中，使得唐代诗歌出现了新的面目，如诗僧与文人学士大量的唱和之作，诗歌表现出禅理、禅趣，诗学理论深受佛学影响等。梁霞的《佛教禅理对唐代文学精神的浸润》，[69]认为佛教禅理导致佛典文学形成、唐诗禅化和变文的出现。周裕锴的《中国禅宗与诗歌》，[70]从诗与禅双向互动的层面分析了禅宗与诗歌相互渗透和影响，作者思路缜密，论证清晰，材料丰富，对中国禅宗与诗歌的关系进行了完整、有益的阐释。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71]是作者将先后发表的有关唐代诗人与佛教的单篇论文结集而成，与《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有些是重合的。尽管如此，作者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仍提出许多颇具新意的观点。王树海的《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72]，从佛禅角度入手，将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起来，对唐宋诗风的变迁做了独到的阐释。胡遂的《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发展之演变》[73]，结合禅宗发展，论述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诗风与禅宗之间的关系，指出禅宗思想对唐代诗风发展转变的影响。张海沙的《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74]主要就佛教禅学思想在初盛唐时期的发展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作了具体分析。陈炎、李春红的《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75]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对佛禅影响下的文人及其诗歌创作进行了论析。

（三）探讨禅宗与唐代诗学的关系

诗与禅的关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究竟如何，似乎并无定论。李壮鹰在《诗与禅》一文中，对文学史上出现的“诗禅相异”“诗禅相似”和“诗禅相同”三种观点进行了综论，指出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看，难免有互相抵牾的地方，但在深层却相互补充”[76]。袁行霈在《诗与禅》[77]一文中，通过以禅入诗和以禅喻诗两个方面将禅宗对诗歌的影响做了论述。胡遂关于禅学与诗学关系的系列论文，如《佛性·童心·性灵——禅宗与诗话理论关系探讨之一》，[78]认为禅宗佛性论对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产生了一定影响；《说“遮诠”——禅宗与诗话理论探讨之五》结合禅宗“不立文字”的宗旨，对诗学语言含蓄蕴藉，言在此而意在彼进行了详细论述，最终得出“诗也好，禅也好，其功用都在启发而不在灌输，在于调动人们审美探究的积极性，完成审美再创造”[79]的结论；《突破与超越——试论禅宗思想对中国诗学的影响》[80]结合禅宗坚持“自家面目”的心性理论，“自力自度”的修行原则，认为中国诗学理论应发挥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对传统的保守观念进行大胆的突破与超越。何土林的《诗学“清空”与佛学空宗》，[81]将诗学的“清空”与佛禅空思想结合起来，对诗学“清空”理论的发展做了详细梳理。周春宇的《禅宗心学对唐宋诗学的影响》，将禅宗心学要义归纳为“境”“悟”“空”三个范畴，形成了唐宋诗学“以意境为本体的审美观、以顿悟为观点的审美直觉论和以空为体验的推崇自然、含蓄的审美观”[82]。张伯伟的《禅与诗学》，[83]从理论和创作两大板块对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禅学与诗话、禅宗思维方式与意象批评、佛教与玄言诗和山水诗、宫体诗与佛教、寒山诗与禅宗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张晶的《禅与唐宋诗学》，[84]在对禅宗思想渊源、流变以及理论要旨泛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禅宗对唐宋诗人心态、审美创作心理和唐宋诗的影响，最终得出由唐至宋诗风的嬗变是禅宗“默照禅”到“看话禅”转变的结论。张海沙的《曹溪禅学与诗学》，[85]结合岭南的地理位置，对惠能禅的传播、影响惠能禅思想的重要经典在唐宋时期的接受与传播、《坛经》所蕴含的诗的美学意义、贬谪岭南文人对禅学的接受及诗歌创作以及惠能禅的主要宗派思想与诗学思想之间的影响做了分析。《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86]在对佛禅产生深远影响的五部经典《心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坛经》版本、内容、地位分析的基础上，进而论述其与唐宋文人的关系，是《曹溪禅学与诗学》的进一步深化。两本书虽然冠以诗学之名，但仍以探讨禅宗思想与唐宋文人诗歌创作为主。

（四）以具体禅诗为主，探讨其禅意、禅趣

徐季子的《唐诗的禅趣》，对王维、孟浩然、刘长卿、韦应物等文人的禅诗进行了赏析，认为“以山水田园诗为主的禅趣诗虽不在唐诗中占主导地位，但它以精深的哲理和淡泊洒脱的风格，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悠远、恬淡、清新的感受，并给以后的诗和诗学留下较大的影响”[87]。陈允吉的《王维辋川〈华子冈〉诗与佛家“飞鸟喻”》，[88]首先对华子冈的地理位置、得名做了详细考证，然后结合佛禅“飞鸟喻”，对其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解读。林邦均的《诗情·画意·禅理——王维〈鸟鸣涧〉试析》，结合王维身世以及中国的意境理念，认为“他以诗人兼画家的精湛的艺术修养，熔诗情、画意、禅理于一炉，诗中富于哲理的启示、艺术的情趣，给人以美的享受”[89]。叶华的《妙悟禅理 一片化机——王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禅意浅析》，认为“诗人于诗中融入禅意，以此来表现自己对于人生世相的了悟和解脱，达到了一种深广的境界”[90]。傅绍良的《王维“闲”“空”意趣的禅学再确认》，[91]认为禅宗思想使得王维的观物方式突破了“陶渊明‘非A即B’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由“非A非B”，到“即A即B”的模式，以致王维的禅诗具有一种“不言言”“不物物”的真意。哈嘉莹的《论王维的禅意诗》，[92]从王维禅意诗的内容，即作者“带有禅味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的诗化、恬淡的情绪风格、意境上的‘空’、‘静’、‘闲’”三个方面对王维禅意诗做了论述。雷应行的《读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93]从作意和作法两个层面对其进行了赏析。此外如周晓云的《〈江雪〉意高远“飞鸟”寓禅机——论柳宗元〈江雪〉中的“飞鸟”禅喻》，[94]桑宝靖的《钟响古寺远 禅定心澹然——王维〈过香积寺〉赏析》，[95]张锦辉的《云在青天水在瓶 闲来自听落花声——王维〈鸟鸣涧〉一诗的禅意解析》[96]等都是针对具体禅诗进行的分析。

但是，与对僧人禅诗的研究相比，在文献整理、研究之广度与深度、研究宏观性方面，唐代文人禅诗的研究仍略显不足：

1.研究基础比较薄弱。对唐代文人禅诗的文献整理不足，目前尚没有出现系统、全面的专著，虽然有《禅诗三百首》等相关选本，但由于编者求全，所选唐代文人禅诗甚少，大量的唐代文人禅诗尚没有被整理出来。

2.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者将眼光多集中于对文人禅诗的个案研究，缺少对文人禅诗的宏观研究，以致不能从整体上把握文人禅诗的特点。

3.研究对象过于集中。研究者多关注于名家名作，如唐代的王孟、李杜、元白、柳韩等，对一般文人的禅诗则很少问津。

4.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对单篇零章不乏颇具深度的论析，但整体看来有模式化倾向。学术专著侧重于探讨佛禅思想与中国诗歌和诗学之间的关系，而对文人禅诗整体创作发展则关注不够。

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唐代诗歌研究，本书朝着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方向努力，将唐代文人禅诗置于禅宗思想、唐代诗歌、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拟对唐代文人禅诗的创作发展及其影响，做出较为全面的描述与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