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启超在论述顾炎武何以能当考据学的开派宗师之名时，说是因为他“能建设研究方法而已”[13]，其实研究方法的建设在明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那里已具有了。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法与顾炎武相比，两者可以说相差甚远，但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确实可以与顾氏相比。他们在对宋学的批判和对经典及汉唐注疏的重视上也毫不逊色于清初诸儒。下面主要从考据学的角度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考据实践及成果等方面进行探讨，以证明考据学起源于明代中晚期的观点足以成立。

（一）重视小学研究

在我国古代的四部分类法中，小学属于经部，直接为经典的阐释服务，重经必然导致对小学的重视。中晚明时期的考据学者，十分重视小学的价值，这与清代考据学如出一辙。

杨慎“求朱子以前六经”的办法就是“训诂章句”，他十分重视《说文》《尔雅》这两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的价值。“《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哉！”[14]他“自志学之年已嗜六书之艺，枕籍《说文》，以为折衷，迨今四十余年矣”。[15]他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所造成的一代与一代之间的差异和语言分布的地区差异，“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不尔不得也”。[16]

焦竑更是注重小学在通经读书方面的重要性。“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以哉！”[17]他还在《国史经籍志·小学》中认为：

《尔雅》津涉九流，标正名物，讲艺者莫不先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传易，论舛日繁，三苍之说，始创字法，而《说文》兴焉，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孙炎、沈约，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保氏以数学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勾股与《九章》（《九章算术》）并传，而乡三物备焉，于是有算数之学。古昔六艺乘其虚明，肄之以适用，而精神心术微寓焉矣。

焦氏所言偏旁之学即指文字学。我们注意到焦氏将算数之学纳入小学的范畴，这与一般将小学解释为文字、训诂、音韵不同，是他独到的见解。焦氏所倡导的小学也是对宋学小学说的批判。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小学定义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排斥在外，使小学成为伦理、礼仪之学。焦氏说，“古学久废，世儒采拾经籍格言，作为小学”，实际上是对朱子小学定义的委婉的批评。

方以智承继了杨慎以来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的学风，特别强调小学的作用。“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是理事名物之辨当管库也。”“此小学必不可少者也。”[18]他又说：“声音文字，小学也。然以之载道法、纪事物，世乃相传。合外内、格古今、杂而不越，盖其备哉！士子协于分艺，即薪藏火，安其井灶，要不能离乎此。”[19]把小学看成是统管万事万物的“管库”，看成是载道纪事、传播知识的“薪火”。他对那些否定小学价值的理学家进行了有力的辩驳：“讵曰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辩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20]他们重视小学，肯定小学的价值与功用，对清代考据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小学在清代成为一大显学。

（二）强调博学

与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束书不观截然相反，明代考据学者都主张博学。经典本身就是一个包容性极强、内容丰富的系统，所以要贯通经学就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

撰写《正杨》一书纠正杨慎错误的陈耀文（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年间），天生颖异，日记千言，读书一目数行，有“神童”之称，及长，博览群书，自经、史外，若《竹书纪年》《山海经》《元命苞》以及星历、术数、稗官、齐谐，无不阅读。焦竑称赞他说：“不侫结发时，从事铅椠，即闻明公盛名，博闻好古者也。”“每读所撰著，窃有以得于心。夫其文理贯综，叙致雅畅，经疑证隐，语类搜奇，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顿挫万江，囊括九围，非旷代之通材，孰与此矣。”[21]焦氏之言，不无夸大之嫌，但以焦氏之学识而如此佩服陈耀文，其博学多识可以想见矣。

以辨伪著称的胡应麟（1551—1602）本身就是一位搜求古本秘籍的藏书家，建有二酉山房，藏书达四万余卷。他与那些鉴赏、古董型的藏书家不同，是一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他曾说：“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然率有富于青缃，而贫于学问；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者。”他认为这种藏书家不足取，应做“多识”的藏书者。[22]胡应麟正是得益于他的多藏博识，使他辨别伪书时得心应手。

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23]，《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为明代自杨慎以后最为博学的一个人，“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竑”。[24]“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25]他从“博”与“约”的关系入手，辩证分析，强调了博学即闻见之知的重要性，他倡导“博学于文”与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26]，有异时同曲之妙。

方以智，从小受家学影响，十分注重博学，群经子史，无不阅读。他“喜深思，务博学”。[27]他认为“学惟古训，博乃能约。当其博，即有约者通之”。[28]对“博”“约”关系的这种认识与焦竑的认识相一致。他渊博的学识来自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求、探索，他曾说：“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然后释然于吾心”[29]，由此可见其对知识学问的探求精神，这与清代考据大家阎若璩“一物不知，深以为耻”[30]的精神何其相似乃耳！

（三）讲究博证

博学与博证是一对孪生兄弟，无博学就无博证。博证是清代考据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无博证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考据学，仅靠推测和孤证、假证建立起来的观点在清人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杨慎读书有一个习惯，即将书中有价值的部分抄录下来，以备检用。“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31]这种读书做札记的方法为清代考据学者所继承。他考证“九”字在古代多为虚用，以表示极多，非实指九，就是以大量的文献为根据，其考证云：

《公羊传》云：“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宋儒赵鹏飞云：“葵丘之会惟六国，会咸牡丘皆七国，会淮八国，宁有九国乎？”《公羊》本意谓一震矜而九国叛，犹《汉记》云“叛者九起”云尔，赵氏如数求之，真痴人说梦也。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逸周书》云“左儒九谏于王”，《孙武子》“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岂实数耶？《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32]

杨慎的这一研究成果与清代考据学家汪中《释三九》列举的证据虽有不同，结论却完全一样，说明通过博证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焦竑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他著有《俗书刊误》一书，利用古文字、音韵知识对流行于当时的错别字进行纠正。在古音韵方面提出了“古无叶韵”的论断，在训诂方面，他注意到古代文字的通假关系：

经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读者每不之察。如《易·丰卦》：“虽旬无咎。”《礼记·内则》：“旬而见。”注皆释均，不知“旬”即古“均”字。……《离卦》“离，丽也。”又云：“明两作离。”《礼·昏经》曰：“纳征束帛离皮。”《白虎通》云：“离皮者，两皮也。”《三五历纪》：“古者丽皮为礼。”“离”“丽”古通用。……《国风》：“猗嗟名兮。”《玉篇》引作“冥页”，眉目之间；《西京赋》：“眳藐流盼，一顾倾城。”注：“眳，眉睫之间。”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谓一顾倾城也。“名”、“冥页”、“眳”，三字古通用。[33]

为了证明“古字有通用假借而用”这个大的命题，他列举了几十个古代可以通假使用的字作论据，而每一组通假字，又列举几条材料作依据。也就是说他通过无数小的个案的考据，建构成一个大的考据系统，提出一个著名的训话学命题。

陈第沿着焦竑提出的“古诗无叶音”的思路，深入地钻研下去，撰成《毛诗古音考》，破除叶音说，使许多文字的古音大白于天下，其功莫大焉。《毛诗古音考》的价值不仅在于此，而且在于它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考据古音的方法与用证规范。其在《自序》中云：“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焦竑对“本证”与“旁证”做了解释：“取《诗》之同类者而胪列之为本证。已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就》、古诗谣之类，胪列之为旁证。令读者不待其毕，将哑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这就是博证的魅力，不用多讲道理，读者就明白了某字的古音，让证据说话，既明了，又有说服力。陈第对证据的寻求不遗余力。如在论证“服”字古音读“逼”音时，列举了十四条本证，又列举了先秦至汉魏的语言材作为旁证，使“服”古音“逼”之说立于不败之地。又如他论证“母音米”时说：“母音米。凡父母之母，《诗》皆音米，无有如今读者，岂音随世变耶？”他列举《诗经》中的本证十二条，又举汉《远夷慕德歌》《淮南子》《易林·屯之观》《参同契》、蔡邕《崔夫人诔》和《会稽谣》为旁证，证成其说。

方以智不愧为明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充分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他在《通雅》卷首《辨证说》云：“是正古文，必借他证，乃可明也……智每驳定前人，必不敢以无证妄说。”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博证的价值，他在其考据成果之总汇的《通雅》一书“凡例”中云：“辨证，以史为本，旁及诸子百家；志书小说，难可尽信，然引以相参，自可证发。”他认识到考据学与理学的最大区别就是证据，考证之学，“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死守经而已也，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34]征者，证也。所以他十分注意证据的搜寻，材料的积累。“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辨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帖，以致印章、款识，皆当究心。”[35]他与明代从事考据的先驱学者杨慎等人一样强调考察的重要，注意从社会上寻找活着的证据材料。“草木鸟兽之名，最难考究，盖各方各代，随时变更”，“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36]

（四）提出了初步的学术规范

学术讨论与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前提，真理愈辩愈明，纠谬补漏，功莫大焉。或许是在考据学的孕育期吧，最早起来批评杨慎撰写《正杨》的陈耀文，争胜之心太过，虽不乏真知灼见，然时有偏颇，态度蛮横，不是很客观。“衅起争名，语多攻讯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体。”[37]多少有些脱离了学术批评的规范。

在考据学者中，像陈耀文这样偏激的人毕竟是少数，或许正是因为陈氏“丑词恶谑”的攻讦，才使后起的考据学者变得更加冷静，并起而倡导平心静气的批判风气，建立考据学的学术规范，虽然在明代这种规范还不是很全面，但毕竟已经开始，其功最著者要推胡应麟、方以智。胡氏有论云：

读书大患，在好诋诃昔人。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昔人所见，岂必皆长？第文字烟埃，纪籍渊薮，引用出处，时或参商；意义重轻，各有权度，加以鲁鱼亥豕，讹谬万端。凡遇此类，当博稽典故，细绎旨归，统会殊文，厘正脱简，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见可也。今偶睹一斑，便为奇货，恐后视今，犹今视昔矣。[38]

这种护惜古人、设身处地地为前人着想，又不讳前人之失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对考据学的健康发展极为有利。胡氏又云：

昔人之说，有当于吾心，务著其出处而韪之；亡当于吾心，务审其是非而驳之。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称物之衡，而尚论之极也。今明知其得，而掩为己有，未竟其失，而辄恣讥弹，壮夫不为，大雅当尔耶！[39]

这里胡氏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引用他人的论点要注明出处，不能掩为己有，即反对学术观点上的抄袭。其二批评不能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尚论”的最高境界是“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陈耀文的失误正在于此。胡氏在另一处还提出了“著述最忌成心”的观点，可以看作对“毋先入”的注解，所谓“成心”“先入”，其意一也，即先入为主或者说先有观点或带有偏见。有成心危害极大，他说：“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胸中，则颠倒是非，虽立山之巨，目睫之近，有蔽不知者。”[40]

方以智在总结了各家对杨慎的批评之后，认为杨慎及杨慎的批评者们，尽管存在众多的失误，但他们为后人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条件，其《通雅·序》云：

新都（杨慎）最博而苟取僻异，实未会通……澹园（焦竑）有功于新都，而晦伯（陈耀文）、元美（土世贞）、元端（胡应麟）驳之不遗余力。以今论之，当驳者多不能驳，驳又不尽当。然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征，其功岂可没哉。

方以智以平心、客观、求实的态度对待前人成果，所以取得明代考据学的最高成就。方以智在胡应麟提出的引用前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征引的资料也要注明出处，并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后人能循此进行研究，也是不埋没前人的贡献，他在《通雅·凡例》中云：

此书必引出何书，旧何训，何人辨之，今辨其所辨，或折衷谁是，或存疑俟考，使后者之因此加详也。士生古人之后，贵集众长，必载前人之名，不敢埋没。

明代考据学家所提出的平心，“勿先入”，注明观点及资料出处等学术规范对清人影响较大，这些规范都为清人所承袭，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