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臧庸（1767—1811），本名鏞堂，字在東，又字東序。後易名庸，字用中，一字西成。其書室曰“拜經堂”，故又以拜經爲字。江蘇武進人。清初著名經師臧琳之玄孫，師從經學大師盧文弨，並從錢大昕、段玉裁等討論學術，後入阮元幕，協助阮元纂輯《經籍籑詁》、校勘《十三經注疏》等，在古籍校勘、文字考訂、輯佚和小學訓詁等方面成就顯著，[1] 是清乾嘉時期一位著名的游幕學者和重要的考據學家。臧庸生當考據學由鼎盛走向衰微的乾嘉時期，治學雖尊崇漢學，但又不墨守漢學家法，也不詆棄宋儒之學；雖以考據爲職志，也不排拒義理。無論是對漢學還是對宋學，都抱以唯是是從的態度，不存軫畦之見，形成了自己“漢宋兼采、考據與義理並重”的學術特色，體現出“不拘門户，唯是是從”的科學精神。[2]
臧庸爲人“沈默敦重，天性孝友”[3]，學術精審，惜家境貧窮，且一生困於場屋，三應鄉試不中，以諸生終。[4] 爲求謀生與治學之資，臧庸先後游於畢沅、阮元、覺羅桂春、尹秉綬、劉鳳誥、章子卿、孫星衍等人之幕，長達十七年之久，以代人校書、注書、編書爲業，隨幕主輾轉湖北、山東、浙江、北京、江蘇等地，[5] 半生衣食奔走，且中歲早卒，未能盡其所學。但孜孜問學、矻矻著述是終其一生不懈追求的第一目標。在其短暫的四十五年的人生歷程中，自著之書與裒集漢儒群經佚注之作，凡數十種。[6] 阮元稱其“修身著書，並見於世”，“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7]，皆能掇零拾墜，考覈詳析，精審不茍，在當時就受到了學界的推崇。段玉裁向盧文弨誇贊“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星衍）、洪（亮吉）之上”[8]，劉台拱稱臧庸所輯《論語鄭注》“精覈過宋王伯厚”[9]，阮元謂臧庸“爲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彦）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亟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叙《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訛，閩縣陳恭甫編修（夀祺）歎爲絶識。”[10] 段、劉、阮、許、王、陳諸人皆學界巨擘，對臧庸一致推獎，可見臧庸學術造詣之高。宋翔鳳在《亡友臧君诔》中更盛贊其學術貢獻與學術地位：
性命古文，糞土時議。當其一得，即有獨至。窮原得根，稽同覈異。……拓遺莤缺，細别精揅。世之善本，惟此一編。字無亥豕，書積丹鉛。烏呼韞櫝，竟盡君年。《拜經日記》，過從頻讀。諧聲轉注，發蒙起覆。宿儒首肯，後學心服。充君志趣，心力耳目。然疑皆定，往詁可復。君之功勛，在彼卷軸。君之地位，礫孔凌陸。沾溉人間，充棟連屋。[11]
《拜經日記》是臧庸於乾隆辛亥完成校訂其高祖玉林先生《經義雜記》之後，“思克紹先德”，擬《經義雜記》之例，彙録其讀書之餘隨筆記録之對古文疑義之詮釋、誤字誤讀之校勘、經義之發揮等見解而成，是集中體現其考據成果的代表作。之所以取名爲《拜經日記》，是由其居室名“拜經”而來。至于《拜經日記》的刊刻時間，據拜經堂自刻本卷末所載臧相《跋》，嘉慶己卯，相抱《拜經日記》書稿去粵東謁見阮元，阮氏命相采擇其要者，代爲付刊，遂成《拜經日記》十二卷。
《拜經日記》的主要内容如王念孫《敘》中所説：“所揅究者，一曰諸經今古文，二曰王肅改經，三曰四家《詩》同異，四曰《釋文》《義疏》所據舊本，五曰南北學者音讀不同，六曰今人以《説文》改經之非，七曰《説文》譌脱之字，而於孔孟事實，考之尤詳。若其説經所旁及者，叔孫《禮記》、南斗文昌之類，皆確有根據，而補前人所未及。”[12] 另據臧庸《與汪漢郊書》云“拙《記》四卷，都中舊作，所愜心者，在言韻一卷”，則《日記》初稿有言韻一卷，己巳季冬莊述祖《拜經日記題辭》則云“論韻四卷”，今所見拜經堂自刻本與清抄本《拜經日記》中均無，或如莊氏所言，其論韻之文“另爲編次”，或即爲其《與王懷祖觀察書》所稱之《古韻臆説》，待考。
臧庸治學長於校勘和釋義，尤致力於“校勘異同、考訂是非”，其《拜經日記》於“經子疑義誤字，他人不能措意者，獨能毛舉件繫而梳節之，持論自闢窔奧”[13]，留給後人大量持論有據的具體校勘考訂成果。如卷四“不吳不敖”和“吳娛虞”兩篇，對毛《詩》之載“不吳不敖”及“不吳不揚”，鄭注本皆作“不娛”的差異進行詳盡的考證，從而得出：
余所謂毛本或有作“吳”是也，然毛、鄭云“娛，譁也”，許云“吳，大言也”。娛樂則言譁大言。許義原與毛、鄭同，惟王肅音誤，謂“不過誤有傷”，爲臆説耳。
再如卷五“寡人固固焉”篇，對《禮記》之“寡人固固焉”，鄭注本作“寡人固不固焉”之不同，廣引《禮記正義》《經典釋文》、李善注、盧文弨等諸説，認爲之所以有此不同，“乃今本惑於皇侃之疏，亂於《家語》之文，作 ‘寡人固不固’，鄭注亦衍 ‘不’ 字，幾不可讀。幸孔疏詳明，今爲刪正之，讀者當爽然矣。”凡此“逐條分見，有補於經者甚衆”[14]，“當代通儒碩彦留讀者幾遍”[15]，莊述祖稱其書“旁通曲證，精之至矣”[16]，陳壽祺贊其書“窮源竟委，鉤貫會通，實爲近時説經家所罕及”[17]，可見其校勘考證之功。
清代考據大家王念孫在《拜經日記敘》中言“夫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爲細而忽之。得好學如用中者，詳考以復古人之舊”，實屬難能可貴，亦爲“讀經之大幸”。盛讚其“考訂漢世經師流傳之分合、字句之異同、後人傳寫之脱誤、改竄之蹤跡，擘肌分理，剖豪析芒，其可謂辨矣。”嚴元照稱其《拜經日記》“皆發明古義者，每出一説，引證甚備，是非甚確。元照心折之”[18]，許宗彦更是感嘆“在東此書任舉一義一字，皆於經學之本源、經師之受授，會通而暢其説，使讀者若置身于兩漢，親見諸家之本者，其勿可及也已”[19]，“拜經淵源師法如彼，研精覃思如此，積數十年所得而筆之書，其精觕之數固非宗彦所能辨别”[20]。周中孚亦甚稱譽此書，認爲其“專於發揮經義，推見至隱，直使讀者置身兩漢，若親見諸家之説者”，“與其高祖所著《經義雜記》，實堪後先繼美”。[21] 可以説，臧庸集“平生精力所萃”[22] 而成之《拜經日記》，不惟是體現其考據成果的代表作，也是反映清代乾嘉考據學成就的代表作之一。
《拜經日記》除對經書文字異同之校勘考訂之外，還包含有大量史實考證的内容，且考證嚴密，足成定論。如其“辨顔子卒非三十二，歷舉古書以證，甚精確。又辨段干木乃段姓，名干木，亦不可易。”[23] 又如卷十“齊宣王取燕十城”和“齊湣王伐燕噲”兩篇，“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辨齊伐燕有二事，而史書多訛湣爲宣。
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表》《燕召公世家》《荀子·王伯》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謚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别，余目黃氏説爲證明如此，讀《孟》者正之。
陳壽祺於文後識語盛贊其文之辨：
《孟子》齊伐燕事，因《燕策》王噲篇齊湣王譌爲宣王，《史記·燕世家》噲立齊湣王復用蘇代，亦訛湣爲宣，論者遂至糾紛。然按二書前後上下之文，參觀互考，則二事判然。《史》之《紀》《傳》《世家》與《年表》歲月又皆相應，不得以一二譌字斥全書也。《資治通鑑》以伐燕事屬宣王，屈齊之年數以從燕，閻徵君若璩又欲屈燕之年數以從齊。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依《通鑑》屬宣王，所載《陳氏新詁》則屬湣王，至謂《孟子》爲誤。近周廣業《孟子四考》又極詆《史記》而不取黃氏《日鈔》，無識甚矣。臧君證之《國策》《史記》，傳之《孟子》，靡不符合，而千古之聚訟乃定。
《拜經日記》的傳本，目前所見主要有：1.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拜經堂自刻十二卷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2. 清阮元編《皇清經解》所輯八卷本；3. 清費念慈光緒十年（1884）所校十二卷清抄本，現藏國家圖書館。
現代影印本主要有：1.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影印拜經堂自刻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之《拜經堂叢書》；2. 上海書店1988年縮拼影印學海堂《皇清經解》本；3.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拜經堂自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58冊；4. 國家圖書館2010年影印清費念慈所校清抄本。《拜經日記》至今尚無點校本或注本問世。
文獻載録《拜經日記》有八卷與十二卷之别。稱八卷者，如漢陽葉氏寫本《拜經堂文集》卷首阮元《臧拜經别傳》、拜經堂自刻本《經義雜記》卷末嚴元照《跋》、《清史稿·儒林傳》《文獻徵存録·臧琳傳》附臧庸、《清儒學案》《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武進臧氏兄弟傳》《清代七百名人傳》《清代通史》等；稱十二卷者，如王念孫《拜經日記敘》、阮元《拜經日記序》、臧相《拜經日記跋》、《國朝先正事略·臧玉林先生事略》附臧庸、《國朝耆獻類徵》《清學案小識》《江蘇藝文志》《常州市志》《清人學術筆記提要》《傳統語言學辭典》《中國語文學家辭典》等。
《日記》各本之卷數、篇目及序次等有所差異，所收《序》《跋》及正文篇目、文字等内容，亦時有彼此互見或前後位置不同、文字多寡有異者。
拜經堂自刻本共十二卷，收文一百八十七篇，有《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乾隆甲寅臧庸《自序》，嘉慶己卯十一月臧相《跋》，庚辰阮元《序》，莊述祖、許宗彦、陳夀祺《題辭》。 《清經解》本共八卷，收文一百六十六篇，且文多簡略。清費念慈校清抄本共十二卷，收文二百零五篇。費氏校抄本有而拜經堂自刻本所無之篇目有十八篇：卷三《封建》一篇，卷四《臧氏文獻考補》《魁》二篇，卷五《説文形聲》《庶子服》《石城樂》《臧壽》《周易卷數》《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六篇，卷八《孔子家語》一篇，卷九《世本遺文》《三禮義宗》二篇，卷十《庸字用中一字西成》一篇，卷十一《逸禮禮記》《顔延之纂要》《阮侍郎矜字説》《姚刑部論文》《愛日居》五篇。同時，費氏校抄本將拜經堂自刻本卷八之《逸周書騶虞》《包犠》《致遠以利天下》三篇置卷六末。此外，拜經堂自刻本還刪除了費氏校抄本卷四《不吳不敖》篇末一段，刪節了文中注語等内容。
《序》《跋》互見者，如《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見於拜經堂自刻本卷首，而《清經解》本、費氏校抄本無。阮元《拜經日記序》見於拜經堂自刻本卷首《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之後，而《清經解》本、費氏校抄本無。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時已刪。許宗彦《拜經日記序》、王念孫《拜經日記敘》，見於費氏校抄本，而拜經堂自刻本、《清經解》本無。莊述祖、許宗彦、陳壽祺《拜經日記題辭》，見於拜經堂自刻本卷首《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阮元《拜經日記序》之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時置於《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之前。 《清經解》本、費氏校抄本無。臧相《拜經日記跋》，見於拜經堂自刻本卷末，而《清經解》本、費氏校抄本無。
臧庸及《拜經日記》，除見諸史傳和清代學人詩文集之外，在綜論清代學術史和乾嘉考據學成就的論著中有少量簡要評述，在相關工具書和部分專論顧、盧、錢、王諸考據大家的研究論著中偶見提及，關於臧庸及其《拜經日記》的個案分析和深入的專題研究成果，還不多見。
較早關注臧庸並對其生平事跡和著述進行細致研究的成果，是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先生用中文所著《臧在東先生年譜》（載《東方學報》1936年第6冊）。此譜梳理了臧庸治學、游食、代人校書及其與當時著名學者盧文弨、劉台拱、錢大昕、段玉裁、畢沅、阮元、王氏父子之請業論學事，頗稱詳備。記事下以雙行小字附引資料、注明出處，又附加案語，有所考辨。譜末附“遺書目録”，並有提要，甚便參稽。譜後有編者昭和十年（1935）九月三十日後序，述纂譜緣由並評論譜主學行。其論臧庸之學云：“以先生之學視段、王諸公誠有間矣。然阮元《籑詁》之編實賴先生，始匱於成，即此一事，已覺精力可敬，而後學之蒙其福者將無窮焉。”可稱持平之論。
國内對臧庸生平及學行的研究，主要體現爲年譜（年表）的編纂，目前所見較早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臧拜經先生年譜》，首題“德化李薇編，丙子正月五日稿”。該譜以記臧庸精揅經學、校讎學、代人校書等事爲主，記其與當時著名學者論學之事較詳。臺灣學者陳鴻森先生認爲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著《臧在東先生年譜》雖鉤稽條貫，頗簡覈有法，考證亦時有特識，但於臧庸學行事跡闕略者不少，且其繫年、考證亦有違誤，故搜采群籍有關臧庸行實者，重加考訂排纂，成《臧庸年譜》 （載《中國經學》第二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此譜尤重臧庸與當時學者之交接往來，以勾勒其橫向學術活動與學者間之交互影響，從一個側面呈現乾嘉學術具象。陳祖武先生、朱彤窗先生著《乾嘉學術編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從卷帙浩繁的乾嘉學術文獻中，通過爬梳整理，區分類聚，用學術史資料長編的形式，將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十九年（1839）間重要學術史事，按時間順序進行著録，其中涉及臧庸之事者，據筆者初步統計，約八十事。另，麥仲貴先生著《明清儒學家著述生卒年表》（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版），載録臧庸著述三十二條；張慧劍先生著《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載録臧庸事九條。
對臧庸及其著述的研究，目前所見僅有一部專題研究著作，即拙著《臧庸及 〈拜經堂文集〉 整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該書由研究篇、點校篇、資料篇三部分構成。
研究篇遵循清儒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注重引證臧庸自著之《拜經堂文集》《拜經日記》和清人詩文集及相關史籍的記述，重點討論了臧庸之生平與治學經歷、臧庸之學術貢獻、臧庸之治學態度與學術精神、臧庸之著述、《拜經堂文集》之版本與内容等五個方面的問題，不僅全面呈現《拜經堂文集》的内容，真實展現臧庸的生平、治學經歷及學術背景，而且對臧庸的治學態度與學術價值觀、治學理念與學術特色，及其在古籍校勘、文字考訂、輯佚和小學訓詁等方面的學術成就進行了客觀評介，進而對其在乾嘉考據學和清代學術史上的學術地位進行了深入探討，對臧庸治學及爲人方面的不足也進行了簡要分析。
點校篇則以漢陽葉名澧家舊藏寫本（簡稱“漢陽葉氏寫本”）爲底本，比勘現存學海堂《皇清經解》本，並擇要吸收清人和近現代學界有關的校勘、考異成果，對《拜經堂文集》文句施以現行標點，並對相關內容做出必要的校勘和注釋。
資料篇匯輯、點校了部分相關史籍和清人詩文集中對臧庸其人其事及《拜經堂文集》的記述和評語，以及國内外學者研究臧庸生平、著述的相關《年譜》《年表》等資料，爲臧庸研究乃至清代考據學研究和學術史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參考資料。
研究論文方面，漆永祥先生的《乾嘉考據學家臧庸》（載《西北師大學報》1995年第5期），是目前所見最早對臧庸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該文主要依據《拜經堂文集》所録臧庸與師友的書信和序跋，揭示了臧庸的學術師承、治學經歷、“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兼具”的人生追求、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和“漢宋兼采、考據與義理並重”的學術特點。吳明霞女士的《論清代學者臧庸的學術成就》（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4期），主要圍繞臧庸的生平、交遊和治學經歷，討論臧庸的治學思想、治學態度，簡介其在考據和輯佚方面的成就。臺灣學者陳鴻森先生的《〈子夏易傳〉 臧庸輯本評述》（載《齊魯文化研究》2011年第10輯），認爲臧氏輯本《子夏易傳》搜集《子夏傳》遺文佚説約五、六十事，與諸家輯本相較，采輯最爲審慎。蔡長林先生《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以臧庸與李兆洛爲討論中心》 （載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3年第23期），從學術著作、學術歷程、論學態度、學術價值觀以及與當時學術界的互動情形，探討乾、嘉之際臧庸與李兆洛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指出臧庸擁抱漢學，畢生以考據輯佚爲職志，李兆洛則堅持常州原有的學術傳統與批判漢學考據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此外，還有一些對臧庸《拜經堂文集》進行整理和補苴的成果，如臺灣學者陳鴻森先生的《臧庸 〈拜經堂文集〉 校勘記》（載臺灣“國立”中山大學《文與哲》2004 年第5 期），據199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續修四庫全書》本，參校以《清經解》所載二十四篇，勘正其訛、錯、衍、脱等四百餘條。陳鴻森先生《臧庸拜經堂遺文輯存》（載《書目季刊》2006年第2期），從群書中輯得臧庸遺文十六篇。而關於《拜經日記》的整理和專題研究成果，目前還未見有。
《拜經日記》的傳本至今仍爲刻本、抄本及其影印本，而寫手失於讎校，且臧庸亦有失檢誤記者，遂致文字魯魚亥豕、訛誤衍脱，所在多有，文字異寫俗體比比皆是，亟須對《拜經日記》進行認真細緻的整理，以形成一部較爲可靠的校點本，便於學界據以開展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對《拜經日記》進行整理研究，不僅可以彌補是書尚無點校本的缺憾，擴充對臧庸及其著述的專題研究成果，對於研究臧庸及其學術成就在乾嘉考據學和清代學術史上的學術地位，進一步瞭解乾嘉時期考據學、校勘學、訓詁學相互促動的學術盛況，進而全面把握清代學術史也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本書對《拜經日記》的整理，主要包括文本識讀、分段、標點、校勘和必要的注釋。根據《拜經日記》版本流布的特點及各本質量，本書選擇以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武進臧氏拜經堂自刻十二卷本爲底本（簡稱“底本”），對校以清費念慈光緒十年（1884）所校十二卷清抄本（簡稱“校抄本”）、清阮元編《皇清經解》所輯八卷本（簡稱“《清經解》本”）。
凡各本《序》《跋》及正文篇目、文字等彼此互見者，如底本所録之《拜經日記題辭》《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阮元《拜經日記序》、臧相《拜經日記跋》，費氏校抄本所存許宗彦《拜經日記序》、王念孫《拜經日記敘》等，本書均予以收入，並指明所據，俾讀者於清代學者對《拜經日記》的認識上能夠得其整體。
底本文中使用了很多與今之通用字不同的古字、通假字、異體字、俗字，爲了保留底本原貌，並兼顧今人閲讀和排版的便利，本書針對不同情況作了分别處理（詳見本書“校注説明”）。各本重要的異文，尤其是各本篇目及内容的增刪，悉以校記出之，以明其異同。部分理解有困難的字詞及文句，在校注中予以分析考辨，冀於讀是書者或有少助。
此外，《拜經日記》的現存版本，主要是刻本、抄本及其影印本，俗字異寫繁多。若一一出校，雖能客觀體現各本文字之異同，也能爲刻本和抄本文字研究者提供重要的文字材料，但亦難免受煩瑣破碎之譏；若全然棄之不顧，一則不能保留底本原貌，二則浪費了這一部分有價值的文字材料。爲此，本書在以校記説明各本重要的文字異同之外，於附録附以《俗字字表》，詳細標注對底本中有改動的俗字及其在底本中的位置。
《拜經日記》内容豐富，所涉典籍及清人著述繁多，且刻本及抄本文字與今之通用字存在衆多歧異，而筆者學殖荒落，加之時日倉促，個人眼目難周，遺漏失校者諒多有之，標點及文字處理，亦不免錯漏，所出校注，因學力不逮，淺陋之弊、零碎之嫌，恐屬難免，敬希專家讀者不吝是正。惟望本書能有幸成爲引玉之磚，引起學界對臧庸及其《拜經日記》更多的關注與研究，便達到了筆者的一點微意。
[1]詳參丁喜霞《臧庸及 〈拜經堂文集〉 整理研究》“研究篇”之“臧庸之學術貢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24頁。
[2]詳參丁喜霞《臧庸及 〈拜經堂文集〉 整理研究》“研究篇”之“臧庸之治學態度與學術精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6頁。
[3]漢陽葉氏寫本《拜經堂文集》卷首阮元《臧拜經别傳》。
[4]詳參丁喜霞《臧庸及 〈拜經堂文集〉 整理研究》“研究篇”之“臧庸之生平與治學經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頁。
[5]參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44—145頁。
[6]詳參丁喜霞《臧庸及 〈拜經堂文集〉 整理研究》“研究篇”之“臧庸之著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39頁。
[7]漢陽葉氏寫本《拜經堂文集》卷首阮元《臧拜經别傳》。
[8]漢陽葉氏寫本《拜經堂文集》卷二《刻詩經小學録序》。
[9]漢陽葉氏寫本《拜經堂文集》卷二《書劉端臨先生遺書目録後》。
[10]漢陽葉氏寫本《拜經堂文集》卷首阮元《臧拜經别傳》。
[11]漢陽葉氏寫本《拜經堂文集》卷首宋翔鳳《亡友臧君诔》。
[12]清費念慈校清抄本《拜經日記》卷首王念孫《拜經日記敘》。
[13]清費念慈校清抄本《拜經日記》卷首許宗彦《拜經日記序》。
[14]清費念慈校清抄本《拜經日記》卷首王念孫《拜經日記敘》。
[15]清費念慈校清抄本《拜經日記》卷末臧相《拜經日記跋》。
[16]拜經堂自刻本《拜經日記》卷首莊述祖識語。
[17]拜經堂自刻本《拜經日記》卷首陳壽祺識語。
[18]拜經堂自刻本《經義雜記》卷末嚴元照《經義雜記跋》。
[19]拜經堂自刻本《拜經日記》卷首許宗彦識語。
[20]清費念慈校清抄本《拜經日記》卷首許宗彦《拜經日記序》。
[21]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五。又拜經堂自刻本《拜經日記》卷首阮元《拜經日記序》：“臧君發揮經義，推見至隱，直使讀者置身兩漢，若親見諸家之説者。”
[22]拜經堂自刻本《拜經日記》卷末臧相《拜經日記跋》。
[23]鈕樹玉《鈕非石日記》丁卯十月二十三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