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遇见刘震云

选择刘震云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大概有三。其一，笔者与刘震云在地域文化上的相通性。由于成长空间毗邻形成的文化亲缘关系，阅读过程中不但没有“隔”的感觉，反而有种与生俱来亲近感。笔者前期陆续阅读了刘庆邦、阎连科、李佩甫、李洱、墨白、周大新等河南作家的作品，对河南籍作家的写作状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其二，由于刘震云的个人创作成就和创作特色。之前刘震云的作品仅看过文学史上有争论的《新兵连》《单位》等，当时只是感觉其叙事方式与传统的叙事方式不一样，没有英雄或者是正面人物，没有对人物的溢美或溢恶之词，也没有圆满的结尾，人物都说些家长里短的话，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斗气，感觉很另类，但想一想生活还真的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对照，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反而觉得不“现实”了。难怪“新写实”能激起那么多人的响应和认可，它与生活实在太相像了。可以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是在“想象”生活，为生活“画像”，而“新写实”则是在“复制”生活，为生活“照相”。或许“照相”相比“画像”少了点艺术想象的魅力，却也少了些“想象”的虚假，多了些生活的真实。

“新写实”的出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因为以前的现实主义传统中走来的中国文学，还从来没人这么写过，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是在编织梦想，“新写实”是从梦中醒来了，在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的环境中为读者打开了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视角。当然传统现实主义“理想化”太离谱，太单一会使人厌倦，“新写实”“复制”生活如果太多也会显出无聊，这也是“新写实”后来很快转向的原因。刘震云很坦诚，他从来没认为自己的创作属于“新写实”，只是评论界总要为自己的评论来命名，他认为自己只是照着生活本来的面貌写而已。笔者不否认，有一些作家是在评论界为一种现象命名之后，然后追随这一现象，试图融入这一浪潮之中的，但刘震云不同，当大家纷纷进入这一浪潮的时候，他早已经一个猛子扎入另外一种浪潮，并且他这种引领潮头的行为似乎都是无意识的。

为什么他的写作与评论界的命名会有这样一个“反差”，笔者认为这与他的追求有关。刘震云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从他20世纪80年代初的写作开始，他似乎都在思考，他不是跟随曾经的浪潮思考所谓的“先锋”问题，思考文学的形式问题，他的形式都是在为内容服务的。他在思考一个“真”的问题，他对于生活中遇到的一切现象，都有一种追求“真相”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引领他的写作从一个高地转向另一个高地，而“新写实”只是他转战过程中的一个阵地，之前那种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与之后的所谓“新历史”即2000年之后“无名”写作都是他追求“真”的过程中，思考人生和社会的一个阶段。

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中国融入世界和现代化的趋势早已不可避免了。中国由于受到来自于西方各种价值观的冲击及现代化带来的冲击，面对着本土的、传统的一些人际关系的改变、思想的改变、价值坐标的变更势必会使很多人不太适应。因此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些芜杂的现象，试图从中理出一个头绪，一个能够解释周围世界变化本质的终极答案，并用这种理论来安抚自己躁动的灵魂。

刘震云因而进入笔者的视野。“一般而言，通过理性观念而达成的共鸣总是产生出十分深刻的影响，因为它不是从外在方面强迫读者接受的某种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因为读者本身的那种相同的理性观念因为与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理念的相同而被强化、内化，并且使读者获得了一种认同感。”[1]或许从这个层面来讲，笔者与刘震云的相遇是一种精神追求方面的契合。

其三，由于梳理研究现状时发现，尽管迄今为止这么多的文章已经涉到刘震云创作及作品的各个角落，特别是有些表层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争论的价值。但一方面刘震云作为一个非常执着于“理”的探求的、有相当影响的作家，对他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达到一种更深的精神层面；所研究的对象也都比较孤立，难以发现其思想认识发展的轨迹，因此我试图对刘震云的作品作一个历时性的、整体性的研究，以便发现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刘震云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仍然在进行之中，迄今为止对于其创作的研究都是有意无意地停留在某个阶段，这很明显对于我们认识当下刘震云思想状态是有点言不及义的。因此笔者还试图对刘震云的写作作一个历时性的动态的考察，从中找出刘震云思想发展的脉络，尽可能建构起他迄今为止的思想谱系，或许有助于转型时代惶惑的人群，当然也包括笔者自己找出一种关于世界、历史和人生的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