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的鲁迅

一 “不革命即是反革命”

毫无疑问，“革命”是20世纪中国异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正如陈建华所说：“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犹如一根红线贯穿着它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其话语实践以种种方式渗透于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学、文化等领域，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象征、民族危机的呐喊、群众运动的奇观、图腾与禁忌的仪式、文学艺术的正典、日常现代性的活塞。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这个关键词，中国革命的叙事就会失去血髓和灵魂。”[35]

比如，在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和鲁迅之间的论争过程中，许多矛盾主要源于双方对“革命”问题的理解存在歧异，这就直接造成了他们之间的话语冲突。此时，追溯“革命”一词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的历史内涵，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不同历史时期，“革命”一词被赋予了“革命”之外的诸多社会性因素，让“革命”变成了一个矛盾多重、意义丛生的复杂概念，甚至在许多时候，“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任何对“革命”的犹疑、迟疑、质疑和怀疑的态度，都有可能被带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沉重帽子，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社会问题。表面上看来，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突变现象，是一个旧的社会组织到了一个臃肿、矛盾、畸形的时期，于是在这社会里的一切被侮辱，被损害，被掠夺者不得不要起来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而代之一个新的较合理自由的新社会：这样全社会组织的破坏与建设之过程即所谓革命。

《周易》对“革命”一词基本内涵的具体阐释是：“天地革而四时成。”“革，去故也。”“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总体来讲，“革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主要指“天地的转换”。在西方社会，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具体考证，“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早期用法意指“时间或空间上的旋转循环运动”，早期在物理学和天体学领域被广泛使用。阿伦特在阐释“革命”一词的实际内涵时说：“这并非人力影响所及，故而是不可抗拒的，他肯定不以新的，也不以暴力为特征，相反，这个词明确表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36]当时，由于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解处于低级阶段，就把天体运行和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革命”的具体含义也随之发生衍变。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一词被入到政治领域，后来也就产生了“复辟”之义。后来，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革命”（revolution）由过去“恢复法定的执政当局”逐渐被“必要的革新”和“建立新秩序”之义所取代。彼得·卡尔佛特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说：“‘革命’这个词扩展为指涉政治动乱和社会剧变之后恢复政府秩序、参与政府的概念，以及变为向一个更文明的社会进步的意义上的术语。”[37]从本质上来讲，“革命”是指怀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采用一种极端手段，来实现社会秩序更替的一种暴力行为。

晚清民初时期，当“革命”一词通过日本传入中国之时，“革命”本身的现代性的暴力含义得到了呈现。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不管是章太炎、黄兴，还是孙中山、蒋介石，都企图利用暴力手段，以“革命”的合法性名义，来推翻各自心目中的不合理政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之中，“革命”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扩充，“革命”理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得以完善。事实上，“革命”本来是一个中性的政治学术语，但在不同政治集团的话语体系中，却极度沾染了迥异的政治伦理色彩。

在中外革命史上，各种崇高与卑鄙、忠诚和背叛、善良和丑恶都积聚于革命过程中，使“革命”一词的具体蕴涵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在大众心目中，“革命”好像具有“正义性”和“历史的合法性”，“反革命”就被视为“非正义的”和“非法的”。比如，在国共两党合作失败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话语体系中，国民党是“革命的”，共产党则是“反革命的”；但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关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许多革命文学家都做出了具体阐释。其中，杜荃（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中指出，在未读鲁迅文章以前，觉得“大约他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他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更说进一层，他或者不至于反革命”。但读过鲁迅文章之后，“鲁迅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以前，更简切的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第二，他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所以，第三，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在文章结尾部分，郭沫若断定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38]。后来，麦克昂（郭沫若）说：“永远立在歧路口子上是没有用的，不是到左边来，便是到右边去！”[39]这里，郭沫若评价鲁迅的基本立场和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几乎是一致的，严重抹杀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显犯了“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

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作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而小资产阶级作家是不牢靠的，他们只在追求一种“趣味文学”，经常在“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打转，缺乏一种“集体主义”的革命情怀。蒋光慈说：“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他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他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革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反抗一切旧势力的精神！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40]鲁迅对此则不予认同。他说：“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41]后来，有人提出小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向无产阶级作家转化问题，以便在思想认识上实现对接。鲁迅说：“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42]“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渣，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43]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大力提倡“平民文学”的作家大部分不是贫苦农民出身，而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走出来的逆子贰臣。在鲁迅看来，当时中国不可能产生“平民文学”，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平民作家”。但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却认为，只有“平民作家”才有可能创作出“平民文学”，小资产阶级作家是严重缺乏此种写作能力和姿态的。

鲁迅和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在“文学”与“时代”关系问题上也持不同见解。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蒋光慈等人指出，“革命文学”都是在大革命时代产生的。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创作的，应该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范畴。但是，鲁迅却认为：“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44]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在大革命之前，那种所谓“鸣不平”的叫苦文学，在革命过程中并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在大革命时代，大家都在忙于斗争，也没有许多心思来做文章，当然也不可能产生革命文学。等到大革命胜利之后，即使会产生“讴歌革命”和“吊旧社会的灭亡”的文学。但是，中国根本没有产生这两种文学的现实条件，和俄国不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45]鲁迅说：

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46]

可以看出，鲁迅此时对能否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怀疑的。鲁迅的这种观点引起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不满。他们指出，鲁迅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落后作家，对革命持消极态度，即是“不革命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唐有壬说：“现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知识阶级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于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像宣布了死刑似的。”[47]后来，这种现象不但在中国文坛上没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使许多作家深受其害。鲁迅对这种现象是深恶痛绝的：“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48]

当时，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运用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方式，粗暴地把作家划分为“革命的”和“不革命的”。他们认为，“革命的”作家是一种积极力量，“不革命的”作家就是一种消极力量，绝不存在“第三种力量”，这就严重犯了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错误，对中国革命是极为不利的。针对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基本观点，鲁迅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49]鲁迅之所以如此言说，主要是因为自己从旧营垒中走出来，比较熟悉小资产阶级的真实心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佛大学许华茨教授说：“鲁迅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表示犹豫，也可能因为其对创造社的论敌作浪漫的革命姿态的反应。这些创造社的才子们，用浮夸的普罗文学口号来影响历史进程，鲁迅对此极为反感。即使在鲁迅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其反对此辈任性夸大文学作用，妄说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的谬论。”[50]

二 托洛茨基与后期鲁迅思想的关联

“文学”与“革命”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关系？毫无疑问，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1928年8月16日，《山雨》杂志在发刊词中说：“革命文学之产生与提倡，这是必然的；唯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一定斤斤然以为革命是革命，文学是文学，两者不能连在一起，这是忘却了时代了。虽则这话有点文学跟着时代跑的嫌疑。但我们要知道在革命狂飙时代中，总有一个未来的社会的雏形孕育着，革命文学家能于其中看出意义来，于是所谓‘艺术的武器’的话也可以成立了。”可以看出，这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的文学主张的直接变种。但是，鲁迅对此却持不同见解。他说：“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51]

那么，究竟哪些人能够创作出真正的“革命文学”呢？鲁迅认为只有“革命人”（革命者）才有可能具备这种条件。1926年3月，鲁迅在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时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52]1929年8月15日，鲁迅在《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一文，同样提到了“革命者”一词，也可以做这种理解。此时，鲁迅并没有提出“革命人”概念，但是，“革命者”和“革命人”在本质意义上是互通的。鲁迅认为，只有“革命人”的文学才是一种革命文学。那么，究竟什么是“革命人”？它们具体又包含着哪些特征？在不同历史语境之中，鲁迅曾经多次对“革命人”这一重要名词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说：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53]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54]

但“革命人”就稀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55]

可以看出，鲁迅仅仅是提出了“革命人”这一基本概念，至于哪些才是“革命人”，“革命人”身上应该具有何种革命立场和精神品格，鲁迅对此并没有做出进一步阐释。鲁迅承认自己也不是一个“革命人”。在鲁迅看来，“革命人”在中国社会是非常稀缺的。

实际上，“革命人”一词并不是鲁迅自己的发明，而是来自俄国作家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根据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的考证，“革命人”一词是鲁迅从茂森维士翻译托洛茨基的日文版《文学与革命》中得来的，时间大概是在1925年前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出现，可以说填充了鲁迅知识结构转型中的理论空白，更救治了鲁迅陷于精神危机而无从判定革命文学的标准。根据鲁迅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可以佐证，鲁迅对《文学与革命》一书是相当熟悉的。1925年8月26日，鲁迅购买了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日译本；1927年3月至4月之间，鲁迅在《中央副刊》上阅读到了傅东华的汉译本；1927年9月11日，鲁迅购买到了英译本；1928年2月23日，鲁迅重新购买了日译本；1928年3月16日，收到韦素园、李霁野合译本；另外，韦素园为了翻译此书，曾经从苏联人铁捷克得到了俄文原版本，此书鲁迅很可能看过。之后，鲁迅购买了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比如，《无产者文化论》《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西伯利亚流亡记》《被背叛的革命》等。鲁迅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深解文艺的批评家”。在鲁迅思想转变过程中，托洛茨基明显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由于陈独秀等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托派”在中国也遭遇到了严重批判。1932年10月之后，托洛茨基的名字在鲁迅作品中一度消失。直到1936年7月，他在鲁迅的《答托洛茨基的信》一文才得以重新亮相。“直到他死，托洛茨基的存在对他也仍是一个疑障。虽然他受到了瞿秋白、冯雪峰传递的信息的干扰，知道了托氏的流放，受挫。可他对这位多才的斗士的理解，多基于中国社会的经验，而不是俄国的经验，于是在晚年，终于与托洛茨基疏离了。”[56]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是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列宁最亲密的战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的左翼领袖，工农红军、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他以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而闻名于世。托洛茨基的《总结与前瞻》《1905》《文学与革命》《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被背叛的革命》等诸多重要著作，对俄国革命甚至其他诸多国家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民众依然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加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特殊的困难时期。此时，许多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就把目光投向了俄国，因为俄国经过了十月革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这就为中国革命树立了良好榜样。作为俄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的许多革命理论不断受到中国革命者的高度推崇。其中，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重要文献，都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度阐释。可以说，托洛茨基的许多言论很大一部分切入了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具体问题，既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有深刻分析与评论，又为中国共产党“六大”和国际“六大”后的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并设计了与之相适应的方针策略，其理性的说服力深深地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鲁迅在许多文章中对“革命文学”的论述都可以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找到明显痕迹。比如，《革命时代的文学》对“大革命与文学有何种影响”这一问题的具体阐释，以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对“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的论述，其主要思想就是来源于《文学与革命》第一章“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学”和第六章“无产阶级的文化与无产阶级的艺术”。长堀祐造在《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一书中，详细论述了鲁迅的革命文学观与托洛茨基文艺观之间的密切关联，他主要分三个层面进行阐释。第一，关于“文学无力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57]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讲时就直言不讳地说：“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这不仅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在鲁迅看来，“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58]。第二，“关于革命文学无力说”。鲁迅说：“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59]托洛茨基认为，艺术家在表现对象中无法找到内在的趣味和精神的意志，就无法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因而，不应当对艺术家下命令或强制创作主题。第三，关于“革命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直接考察”，主张并非是文学影响革命，反之，在革命让革命艺术窒息的意义上，革命将影响艺术。鲁迅说：“托洛茨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60]在托洛茨基看来，要想“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作者本人就必须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之中。

假如人不在革命的全部中，即作为革命主力的标的那种客观的历史的工作中去看革命，那是不能够了解革命，也不能接受和绘画革命的，甚至就连部分地也不能够。假如这个弄错了，那么中枢与革命就都吹了。革命就分裂成枝叶与奇谭，这些既不是英雄的，也不是罪恶的。要是如此，画一点乖巧的图画还可能，重新创造革命是不可能的，和革命和谐一致自然是不可能的了。[61]

在鲁迅看来，要想成为真正的“革命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主动地接触实际社会斗争，对革命的实际情形有深刻的了解；第二，必须能够认清整体革命局势，有的放矢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做一个真正的“战斗者”。鲁迅说：

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革命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62]

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63]

在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些，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64]

这些经典论述并不是鲁迅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他在亲身接触实际革命斗争过程中，对中国革命中的诸多问题长期思考的产物，实在弥足珍贵。

可以看出，后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许多论述主要来源于托洛茨基思想。今天看来，虽然托洛茨基思想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各种信息传播渠道不通畅，加之鲁迅没有亲身去俄国实地考察，其对俄国革命的“美好想象”明显存在着误读成分，这可以说是由于特殊革命时代造成的。一方面，鲁迅看到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各种病象之后，不自觉地就产生了一种消极和失望情绪；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又同时提醒鲁迅，只有在不断革命过程中，中国才能够逐渐改变现状，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追寻。换言之，鲁迅并没有失去理性，依然幻想通过革命方式实现社会进步。“鲁迅怀疑革命，也并不是全然不相信革命。而是始终在信与不信之间来回摆渡。摆渡的动作以及他身上沾染的微言大义，最终置换为鲁迅语调上的辛辣、讥讽、故意所为含混、不带笑意的苦涩幽默以及冷漠。”[65]因此，“鲁迅不是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知识分子，鲁迅的革命思想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66]。鲁迅始终是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来回游走。正是这种矛盾心态，使鲁迅经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也许正是因为鲁迅对待革命的态度是如此模糊和暧昧，才有效刺激了“革命小将”对鲁迅思想的集中围剿。可以知道，鲁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密不可分的，二者统一于鲁迅本体之中，使鲁迅思想具有多重阐释空间。

正是在“进化论”和“反抗绝望”的思想支配下，鲁迅把“革命人”作为一种理想目标。有时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革命人’之所以能够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就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是进化链子上的中间物，所以不会从‘革命者’变成‘权力者’，或革命的‘权威’，他‘生活’的‘终极课题’也就不会从‘革命’变成维持自己既得名望和社会既成的现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革命人’都是‘从旧垒中来’的‘革命人’，都是进化途中的‘人’。”[67]也许，正是由于鲁迅思想中的黑暗因子过于沉重，才造就了一个多疑的鲁迅、矛盾的鲁迅、绝望的鲁迅。从本质上来讲，鲁迅是一个怀疑论者。“鲁迅研究如果忽略他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那就可能把鲁迅置于封闭的描述系统，也就无法证实这样的事实：这个思想者何以在喜欢托洛茨基之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欣赏列宁的思想而在本质上是非列宁主义者。”[68]但是，鲁迅思想中也时有光明的成分，在相互融合和碰撞的过程中，鲁迅才会产生这种矛盾心态。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鲁迅有可能消解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诸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