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鲁迅

第一节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世界革命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西方列强开始重新瓜分世界，目的在于转嫁国内各种矛盾，这就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东欧诸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接连成功，迅速推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波及全球、声势浩大的“红色”革命浪潮，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转向本时期的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革命。“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成为时代意识的中心。如果说“五四”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本阶段就进入了社会解放的时代，不仅人的思考中心发生转移，思维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从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

一 社会转型与鲁迅的艰难抉择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其中，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主要目标是统一国家，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并且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主要在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建立了统一战线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以爱国和革命作为主要目标，得到了工农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援，最大限度地动员了人力和物力。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直接传授了许多革命理论，有效提供了组织工作的相关知识、金钱和武器，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革命领导层在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暴力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直接导致了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分裂。自此之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现实博弈，中国革命因此遭遇了严重危机。

当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国民党具有产生全国影响的潜力，因为许多领导人不但接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拥有反满反袁的社会声誉。比较而言，共产党的革命力量相对较弱。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直接目的在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阐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方针，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可以说，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格局。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部著作，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做了狭隘阐释，明确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独有的学说，断言国民党是致力于国民革命唯一的政党；认为共产党和其他不能无保留接受三民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此时，“戴季陶实际上是要求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制度，指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挑起国民党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说共产党正设法把非共产党员的人从国民党的岗位上拉下来，又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2]。8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发表了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动机做了有力辩护，并宣称戴季陶的主张是为反动派做宣传。不久，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议案。会议认为，戴季陶之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并再次强调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基本策略。

1925年8月20日，反革命分子暗杀了孙中山的重要合作伙伴廖仲恺，标志着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1925年11月，一大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叶楚怆、覃振、石清阳、石瑛、邵元冲等人，在北京西山自称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决议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9名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及其所担任中央部长职务，史称此次会议为“西山会议”，称出席会议者为“西山会议派”。此时，国民党内部已经呈现出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遂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关系更加紧张起来。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式进驻北京，北京顿时陷入了恐怖氛围，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和新青年纷纷南下，试图逃离这一政治漩涡。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精心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逐渐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革命群众，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这也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可以看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剧变。基于不同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目标，中国左、右两大政治集团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革命道路，并且造成了严重冲突，这也直接迫使中国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做出现实回应。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也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历史阶段逐渐转化，这深刻影响了许多现代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个性解放主题逐渐淡化，文学表现的领域由“自我”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拓展，新文学运动队伍内也发生了显著分化，左翼思想逐渐成为具有先锋性和现代性的时代主潮。如何把握社会发展脉搏，怎样调整文学创作策略，以适应大革命时代的文学要求，就成为摆在现代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一现实任务，许多知识分子必须做出一种历史性选择。其中，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郭沫若、鲁迅等人都纷纷调整了各自的文学主张。比如，胡适从文学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开始向“整理国故”的方向靠拢，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诤臣”；陈独秀则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周作人由提倡“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逐渐转向“自己的园地”，文学风格也从“浮躁凌厉”转向“冲淡平和”；郭沫若从一名“摩罗诗人”蜕变为“标语人”和“口号人”，提出了文艺必须充当政治的“留声机器”，过度强调了诗歌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密切联系，根本抹杀了文艺和政治的基本界限；鲁迅的文学格调则从“呐喊”趋向“彷徨”，在寂寞中默默坚守着启蒙主义的文学理念，并迅速成为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集体围攻的重要对象。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标志性作家，鲁迅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也在发生悄悄变化，他开始怀疑单一的启蒙主义的现实价值，其思想逐渐向左翼倾向慢慢靠拢。但是，这既不同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也不同于鲁迅的原先友人，而是属于一种“鲁迅式”的艰难抉择。面对诸多作家的不同选择，鲁迅曾经无奈地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3]也许只有鲁迅本人才能切身体验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但是，鲁迅并没有放弃“五四”时期坚守的启蒙主义立场，毅然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题〈彷徨〉》）之中孤身作战，这就显示了中国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所在。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达厦门大学，先后经历了诸多“不如意”之后，又于1927年1月来到了广东正式受聘于中山大学。期间，鲁迅对中国革命是抱有幻想的。但是，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清党”事件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鲁迅是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之后离开广东的，他开始对中国革命逐渐变得怀疑和失望起来。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到达上海，正式开启了难以忘怀的都市生活体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门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4]这里，鲁迅所谈到的“被围剿”之事，就是指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事件。在上海十年，鲁迅形象的建构首先是在和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论争过程中完成的。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不但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前奏，而且也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影响深远，后来革命过程中存在的许多矛盾问题，基本都可以从这场论争事件中追根溯源。

鲁迅到达上海之后，原本计划是要和创造社成员实现联合的。1927年12月3日，双方还在《时事新报》上共同刊发了《〈创造周报〉复活宣言》，以示彼此之间具有合作诚意。但是，当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等人从日本留学归国后，这一美好愿望就迅速破灭。他们认为，《创造周报》不能够代表这个“革命时代”，要求尽快改变原初计划。1928年1月15日，在这些“革命小将”的共同鼓噪之下，《文化批判》取代了《创造周报》在上海正式创刊，它是创造社出版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和文艺的综合性理论杂志。编者在出版预告中宣称：“其目的在以学者的态度，一方面介绍最近各种纯正的思想，他方面更对于实际的诸问题为一种严格的批判的工作，他将包含哲学，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一般以及其余有关系的各方面的研究与谈论。”[5]可以看出，后期创造社试图通过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来广泛制造社会影响力，最终达到掌握中国文坛话语权的现实目的。客观来讲，在那个极力宣扬个性主义的时代氛围中，这些青年作家在国外接受了启蒙主义的思想教育，留学归国之后，就急于用激进的革命方式来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来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的革命激情刚刚被点燃起来，就被残酷的现实迅速浇灭，个中原因也是多方面造成的。此时，面对这些“革命小将”的集体围剿，鲁迅到底应该如何选择？这又表现了鲁迅何种价值立场和革命姿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对后期鲁迅的思想转变和现实生活发生何种影响？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

二 断裂与延传：“死去了的阿Q时代”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重要界碑。当时，国民党汪精卫、蒋介石集团相继背叛革命。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投靠了帝国主义，残酷压迫人民，同时执行严酷的“清党”政策，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相关统计，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1927年尚有六万党员的队伍很快被消灭到两万人。这不仅宣告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而且直接导致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剧变，使原有的革命阵营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阵营，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由此，“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6]在这一特殊的革命形势之下，“五四”文学所要求的个性解放和人的文学，在政治斗争空前残酷的年代，已经变得非常渺茫。激烈的政治斗争的集团性特征影响到文学家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前进的文学家不得不从个性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从要求人的解放走向要求阶级的解放。于是，伴随着政治上军事上无产阶级独立支撑革命时代的到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应运而生。因此，“革命文学”的发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它不但是文学革命发展的直接产物，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实际上，“革命文学”一词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概念。早在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就开辟了“革命文艺”专栏，发表了一些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宣言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认为中国革命与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1923年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提出，“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7]。1924年，蒋光慈等左翼作家组织“革命文学”团体“春雷社”，通过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版“文学专号”，倡导“革命文学”，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革命文学作家的任务是暴露“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并号召人们与这社会进行战斗。[8]1926年，郭沫若先后发表《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文章，鼓吹“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学”，“并号召作家们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9]。由此可见，“革命文学”这一概念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早期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沈雁冰、李求实等人，就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诗的生活和方程式的生活》《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诸多文章，初步讨论了“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相继引起了部分革命作家的注意。其中，沈泽民认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将来必有与资产阶级的艺术相对峙的无产阶级的艺术”，进而提出了应当创造“革命的文学”的要求。后来，沈泽民还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10]之后，成仿吾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与趣味》《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麦克昂的《英雄树》、蒋光慈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的建设革命文学》等系列论文，都从不同层面对“革命文学”进行了具体阐释，为早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革命文学”运动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兴起，也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深刻影响的结果。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成功典范，苏联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文艺界就掀起了译介俄国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比如，“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以及部分共产党人李大钊、鲁迅、瞿秋白、郑振铎等人，都曾经积极参与译介活动。瞿秋白说：“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11]到20年代中期，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开始在中国得到系统的译介和传播。1925年2月12日，《民国日报·觉悟》首次刊载列宁的论文《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1926年12月6日，《中国青年》第144期首次刊载列宁的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其中，有关创作者阶级意识、革命信念以及共产党对文学的领导权等观点对于日后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1927年10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革命文学作家局。1930年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召开，将革命作家国际局改名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而各国的革命文学组织是它的一个支部，接受它的直接领导。由此，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在世界范围兴起，形成了“红色的三十年代”。

与此同时，日本也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也盛极一时。可以说，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既是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的桥梁，又有着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内容。当时，后期创造社骨干作家郭沫若、冯乃超、李初梨等都是日本留学生。青野季吉和藏原惟人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所尊奉的理论家。这些日本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曾经和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的文章并列着，在中国评论家的论说中，像金科玉律地引用过”[12]。其中，藏原惟人的文艺思想在中国影响较大。针对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政治主义倾向，藏原惟人写作了《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再论新写实主义》《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和无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著作。当这些论著被介绍到中国之后，许多左翼批评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藏原的写实主义理论来指导文学创作。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人回国前夕，正是日本共产党福本和夫左倾路线的高峰期，其强烈的政治斗争意识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福本和夫成为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倡导“分离结合”的斗争理念，带有浓厚的“宁左勿右”的阶级意识，以至于一时之间左翼文艺思潮独领风骚。因此，怀揣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先进理念的后期创造社成员们，归国之后也决意掀起中国文坛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他们热切地投入文学运动的实践中，急于以激烈的行为方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倡导“革命文学”成为他们检验和实现左翼革命理念的最佳行动方式之一。

截至目前，关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编纂资料很多，但收录最为完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一书，共收录相关文章288篇，除了7篇直接见书（多为书的序言），2篇出处不详外，其余279篇文章分别发表于71种报刊之上。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双方论争的焦点在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部分认识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只有真正团结广泛的普罗大众，才可能有效激发他们的革命激情，而不是仅仅看到他们身上的落后性，中国革命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影响，“不断革命”理论已经在这些激进作家的头脑中深深扎根。他们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革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必将迅速进入高涨发展阶段。但是，鲁迅却坚持不同的革命意见。他认为，中国革命形势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相对薄弱，普通民众的思想依然十分落后，并没有出现一种实质性进步。换句话来讲，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势并不容乐观，需要进一步积蓄力量等待革命时机。后来，双方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方式、目标等问题展开了系列论争，显示了各自的革命立场和文化倾向。

首先，论争双方围绕着文学与时代之间关系展开了激烈论争。太阳社的代表作家华希理（蒋光慈）说：“中国文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定有新的时代的表现者，因为旧作家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也许从旧作家的领域内，能够跳出来几个参加新的运动，但是已经衰颓了的树木，总不会重生出鲜艳的花朵和丰富的果实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代是这样的逼着！”[13]钱杏邨认为：“在几个老作家看来，中国文坛似乎仍然是他们的‘幽默’的势力，‘趣味’的势力，‘个人主义思潮’的势力，实际上，中心的力量早已暗暗的转移了方向，走上革命文学的路了。”[14]这里，蒋光慈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在现阶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作家们只有抛弃“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文学趣味，用革命时代的文学观念来贴近社会现实，才能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倘若按照这一逻辑推理，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早已经落伍，严重悖逆了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主潮。除此之外，钱杏邨也明确指出，鲁迅思想在清朝末年已经近乎停滞，当然他的文学创作也只能代表清末时期，根本没有什么现代意味可言。也就是说，鲁迅文学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起来，应该被大革命时代迅速淘汰。

1928年1月15日，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向“五四”代表作家集体发难。他首先指出，叶圣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他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别一方面他的倾向又证明文学研究会标榜着自然主义的口号的误谬，这是非革命的倾向！”在批判鲁迅之时，冯乃超说：

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之后，冯乃超认为，“郁达夫的悲哀，令一般青年切实地同感的原因，因为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他们所要申诉的——他们都是《沉沦》中的主人公。但是，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同时，冯乃超指出，郭沫若也是一个“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当时确不失为一种进步行为，言语之间具有褒扬成分。最后，冯乃超总结道：“所以中国的艺术家多出自小资产阶级的阶层中，是当然的事实——中国还没有雄健的资产阶级，在此社会层中不会诞生伟大的艺术家，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Pierotte）。”[15]

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钱杏邨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大革命时代”是严重脱节的。既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鲁迅为什么依然坚守“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想观念？他说：

所以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

很多人总以为鲁迅是时代的表现者，其实他根本没有认清十年来中国新生命的原素，尽在自己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

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象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象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象阿Q时代的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16]

针对冯乃超提出“阿Q时代已经死去”的观点，就连《阿Q正传》的创作技巧也随之死亡的说法，鲁迅表示不能认同。表面上来看，冯乃超对《阿Q正传》的部分评价也似乎有理。如果文学是一种时代产物，当现实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作家依然停滞不前，是不可能很好反映时代特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却又具有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尽管与时代密不可分，但绝不是时代发展的忠实奴仆。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广大民众对革命的理解依然处于浅层阶段。当时，如果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中国革命不可能实现一种跨越式发展，而必将会在艰难险阻之中曲折前进。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了现在以前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以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17]“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18]这里，鲁迅特别强调的是，与以前相比，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依然延续着大革命之前的社会论调。倘若不顾中国社会现实的革命基础，试图盲目地超越时代，势必会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与此同时，1928年6月11日，“青见”在《语丝》第4卷第24期上发表了《阿Q时代没有死》一文，对钱杏邨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有效批评，全力支持鲁迅的革命主张。“青见”说：“在北方——东三省、直、鲁、豫……的农民，不但幼稚而且可以说没有严密的组织，对于政治还待认识；也不了解‘革命’，更没有‘革命性’。智识呢，只有那祖传的一点。举例来说……去年夏天在京津一带，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有大的白星出现，在乡间便有‘真龙天子出世’的传说。此外则普遍的钟表都不认得……”“钱先生说中国农民如何如何，倘是指全中国而言，我敢说错了！错了！第三个错了！南方农民程度比北方高，我未目睹，就承认了罢，然而那只是三分之一呵！其余呢？还是和民国初年一样。由这一点来看，阿Q时代还没有过去，阿Q还有代表的资格——代表一大部分农民的资格！钱先生的话，最快，要晚说五年，现在太早了！”[19]当时，“自由人”胡秋原也极力支持鲁迅，认为中国农民依然处于一种愚昧状态，对他们来讲启蒙主义绝对没有过时。胡秋原指出：

近来有人说“死去的阿Q时代”，以为中国的农民都进步了，都不复“再是阿Q”了，果然如此，自然是一件很可庆幸的事。不过这恐怕是要面子的话，阿Q的时代不独还没有“过去”，就是最近的将来还不会“过去”，除非我们四万万人都能一旦发大愿心，把自己“阿Q相”的灵魂，一齐凿死。[20]

由此可见，鲁迅秉持的启蒙主义立场并没有丧失社会基础，依然存在着一定合理性，这也有效验证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立人”，而不是试图超越时代做一个“空头革命家”。

可以看出，论争双方在文学与时代之间关系上存在着理解歧异。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认为，中国革命早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革命作家只有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才能反映大革命时代的整体特征。但是，鲁迅对这些激进作家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口号过于笼统和泛化，没有真正理解革命文学的真正内涵，犯了教条主义的思想错误。鲁迅说：

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叫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21]

鲁迅之所以严肃批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根本原因不是在于他们提倡革命文学，而在于他们的革命文学仅仅是一种虚假口号，没有把握住革命文学的实质内涵，具有“拉大旗，作虎皮”的错误倾向，这对中国革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三 “堂吉诃德在中国”与“中国的堂吉诃德”

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把鲁迅塑造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意在讽刺和挖苦鲁迅看不清革命发展趋势，一味地沉浸于自己臆造的理想乌托邦中，属于被时代潮流淘汰的“历史性作家”。客观来讲，在那个革命形势风云变幻的激进时代，鲁迅始终坚持启蒙主义思想立场，似乎带有堂吉诃德式的“傻里傻气”。此时，后期创造社 、太阳社青年作家把鲁迅比附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好像也存在着一定合理性。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缺乏深层次思考，同时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深刻影响，教条主义就成为这些革命作家的理论支撑。这里，他们从“悖时”角度来理解堂吉诃德精神，这就具有把堂吉诃德精神极度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堂吉诃德精神还具有直面现实，勇于挑战，坚韧不拔等诸多内涵。可以看出，这些“革命小将”们明显曲解甚至误解了“堂吉诃德精神”。

众所周知，《堂吉诃德》是西班牙著名小说家塞万提斯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全名为《拉曼却的机敏堂吉诃德传》，共分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第二部出版于1615年，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堂吉诃德》在中国的翻译可谓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据相关史料记载，早在1908年左右，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阅读过《堂吉诃德》的德译本（64开平装本）。后来，周氏兄弟都和《堂吉诃德》之间产生了一种密切关联。1918年，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一书中说：

cervantest（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即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堂吉诃德）也，此可深长思者也。[22]

1922年，《堂吉诃德》由林纾、陈家麟通过英文转译成中文，以《魔侠传》为书名出版。但是，由于林纾不懂外语，在和口译者陈家麟合作过程中删减太多，而且仅仅只翻译了半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同年9月4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以《魔侠传》为题写过一篇书评，正式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堂吉诃德》。虽然这篇书评很短，也很平易，但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它有可能是国内对塞万提斯其文其作的最早评价。第二，他指出了《堂吉诃德》作为讽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戏拟。第三，它批评了林纾译文的仓促、粗糙与疏漏。十七年之后，即1939年周作人又撰写了《塞万提斯》一文，对塞万提斯的生活与创作做了进一步介绍。他说：“《吉诃德先生》（全名是《拉曼差的聪敏的绅士吉诃德先生》）是我喜欢的书的一种。我在宣统年前读过一遍，近十多年中没再读，但随时翻拢翻开，不晓得有几十回，这于我比《水浒》还要亲近。”[23]由此可见，《堂吉诃德》对周作人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鲁迅虽然没有像周作人那样极力推崇塞万提斯及其作品，但是，他在许多文章中把堂吉诃德这个典型形象作为酵母，由此生发出说古道今的议论来，如《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真假堂吉诃德》《〈奔流〉编校后记（一）》《无花的蔷薇之三》《〈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都是有力佐证。尽管鲁迅没有对《堂吉诃德》做出细致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他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以及活泼犀利的杂文创作，《堂吉诃德》在中国依然取得了深远影响。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位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把堂吉诃德“偷渡”到中国的。在林纾等出版译作《魔侠传》之前，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可谓就是一部《堂吉诃德》式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至少在两个方面借鉴了《堂吉诃德》：（一）戏拟的手法，也就是采用模仿英雄传的笔调写作滑稽人物传；（二）极化与象征手法：充分地夸张人物的弱点使之荒诞可笑，使其沿着某种性格极端畸形发展（堂吉诃德——讽骑士；阿Q——胜利狂，精神胜利法狂），并使之成为浓缩的人类负价值的集合体，成为超越阶级和国界的文学典型。实际上，有学者很早就指出了二者之间在精神上的相似性：“董·吉诃德和阿Q两个人的名字，很流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我们常常听讽刺或骂人的话：‘你这家伙阿Q精神十足！你呢！你是董·吉诃德’，这里把阿Q和董·吉诃德并列，真的，一般人都把董·吉诃德和阿Q无意间并列起来。”[24]可以推测，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之时，很有可能是有效借鉴了《堂吉诃德》的文学表现手法。

之后，《堂吉诃德》在中国又出现了多种译本。比如，贺玉波本（1931年，上海开明书店），蒋瑞青本（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汪倜然本（1934年，上海新生命书局），温志达本（1937年，上海启明书店）等。然而，他们大部分都是翻译了第一部，且是从其他文字转译而来的。当时，诗人戴望舒尝试着直接从西班牙文进行原文翻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完成，就被无情的抗日战火所毁灭。1949年之后，伍实、常枫、刘云、傅东华等人都重新翻译过《堂吉诃德》，都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力。直到1978年，杨绛先生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的《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自此之后，堂吉诃德在中国引起了诸多文学爱好者的阅读兴趣。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其精、陈伯吹、陈建凯、童燕生、屠孟超、唐明权、孙加孟、张广森等人都相继翻译过《堂吉诃德》。可以看出，《堂吉诃德》在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对《堂吉诃德》一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比如，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就是典型代表。作为一种“卡里斯玛”典型，堂吉诃德逐渐成为各国知识分子深入探讨的文学典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堂吉诃德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深度关联。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就把鲁迅比附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之后，鲁迅对这种“暴力命名”进行了及时拆解，显示了鲁迅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有效期许。他们在相互论争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同时刊登了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 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厚生（成仿吾）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另境的《文学的历史任务——建设多数文学》等文章，俨然是“珰鲁迅”研究专号。他们的共同目的即是批判鲁迅，企图扳倒鲁迅这个主要“拦路虎”。其中，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 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主要分为“鲁迅的社会认识的盲目”、“一篇‘朦胧’论，结局是一篇的‘朦胧’”、“同风车格斗的Don Quixote”、“我们这勇敢的骑士原来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鲁迅在阶级对立间所演的角色”五大部分，分别对鲁迅进行了辛辣嘲讽。在谈到“鲁迅的社会认识的盲目”之时，李初梨说：

然而经过国内布尔乔亚汜及小有产者知识阶级相继叛变底两个阶段以后，即中国普罗列塔利亚特的Hegemonie确在了的今日，革命文学当然被奥伏赫变（不是鲁迅的“除掉”）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上的方向转换。

然而因为我们的Don鲁迅，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的原故，所以这种现象，在他看起来，却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突变”！可是，这一个“突变”的青天霹雳，倒非同小可，却把我们“远识的”，“小心的”，“怕事的”鲁迅的脑筋，震动得“朦胧”起来。

“所以他一篇《‘醉眼’中的朦胧》，结局是一片神经错乱者的‘呐喊’。”最后，李初梨说：“所以，鲁迅，对于布鲁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此时，李初梨对鲁迅进行了无情谩骂，试图歪曲鲁迅的真实形象，显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解是浅薄的。

另外，石厚生（成仿吾）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中说：

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象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阿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堂吉诃德）——堂鲁迅 。

也罢，听他唱来，听这英勇的骑士唱来！但是，他才唱出些什么！他唱了一句“醉眼中的朦胧”；他的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然而他的各段的内容，“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在那儿呢？“由我看来”，却在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的特殊性上。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做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对于我们的堂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他的悔改，同Don Quixote一样，是可能的。[25]

这里，成仿吾把鲁迅比附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不惜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和肆意丑化，意在讽刺鲁迅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落后作家，应该尽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而不是疯疯癫癫地到处散布灰色革命的各种论调。

1928年5月15日，叶灵凤在《戈壁》第2期上为鲁迅画了一幅漫画，说明词是“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扛着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1928年5月20日，钱杏邨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一文说：

他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鲁迅只是任性，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虽然他并不反对劳动阶级的革命。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看将起来，他不是革命的……我们所见到的鲁迅，只有“呐喊”式的革命，只有“彷徨”式的革命。……他是忘不了阶级背景及其特性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者。他倔强，知错而不认错。他的人生也是“唯我史观”，自己永没有错误，“反我者就是反革命”，应该归纳到“一大串”（《语丝》十七）上去。这是唯一病根，鲁迅若不彻底悔悟，转换新的方向，他结果仍旧只有死亡。希望鲁迅以后再不必亮着自己的漂亮嗓子，大叫几声：“因为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是终于要不得的。

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鲁迅是受到批判程度最严重的焦点作家。他们认为，只有把鲁迅彻底打倒在地，才能够杀出一条血路，进而迅速占据现代文坛的中心位置。

此时，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把鲁迅塑造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唐鲁迅”、“珰鲁迅”等形象，意在嘲讽鲁迅不顾当今时代发展，依然坚持“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具有一种“悖时”的错误倾向，这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显得既滑稽又可悲。面对论敌的集体围剿，鲁迅说：“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Don Quixote’了，但因为实在并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26]之后，鲁迅邀请了郁达夫翻译了屠格涅夫关于堂吉诃德的许多演讲，并写了“编校后记”。其中，鲁迅把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的”[27]。鲁迅说：“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28]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鲁迅又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一剧介绍到中国来。起初，鲁迅是根据德文本翻译了第一幕，后又邀请瞿秋白直接从俄文翻译下去，译作先在《北斗》杂志上连载，1934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印行。在译文后记中，鲁迅为堂吉诃德精神做了有力辩护。他说：

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29]

但嘲笑吉诃德的旁观者，有时也嘲笑得未必得当。他们笑他本非英雄，却以英雄自命，不识时务，终于赢得颠连困苦；由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优越感；然而对于社会上的不平，却并无更好的战法，甚至于连不平也未曾觉到。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30]

由此可见，鲁迅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评价堂吉诃德精神的，而祛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偏见。

1932年之后，鲁迅和瞿秋白先后写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和《真假堂吉诃德》两篇杂文。他们在文章中特意提醒人们要区分“真假堂吉诃德”。实际上，堂吉诃德本人也早就警告说：“自称骑士的未必都是真正的骑士，有的是纯金。有的是合金，看着都像骑士，却不是个个都经得起考验。”[31]为了戳穿假面，鲁迅将真假堂吉诃德的命运做了尖锐对比：“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指塞万提斯笔下的‘真正的堂吉诃德’。——引者注）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其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32]这些确实是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一切不过是表演而已。鲁迅说：“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33]

一言以蔽之，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把鲁迅比附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分明是对鲁迅形象的严重“误读”。一方面，这些青年作家大部分刚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对中国革命形势缺乏深入了解，加上受到日本、俄国等“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使他们在提倡革命文学之时变得缺乏理性，许多想法不太符合中国革命的现实形势；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集体围剿鲁迅，肆意丑化鲁迅形象，很可能也是一种斗争策略，目的就是尽快掌握文坛话语权，为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扫清障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作宾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对于他们所攻击的目标，——据我最近的想见，不特是无意的冤屈对方，而且是有意的。无意的是：他们不了解对方，同样的不了解文艺；有意的是：他们想把目前文坛的偶像打倒了，将自己来代替一班人的信仰。”[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