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的时代场景
每一个思想的历史发展必然处于一定的环境境遇之中，受其时代场景的影响和制约。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历史发展也不例外，关于俄国社会时代发展主题的争论、历史传统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碰撞以及帝国主义由自由向垄断的过渡都深刻影响了列宁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走向。
（一）国际环境：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过渡
19世纪70—9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资本积累和集中迅速推进，推动了资本主义由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向以垄断为特征的发展阶段的过渡。
从机遇来看，帝国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后形成的主要形态。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分析了帝国主义垄断性的基本特征，论证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与“寄生性”，由此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的结论。其原因在于：首先，垄断资本主义使得资本主义主要矛盾更加尖锐化；其次，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寄生性日益加深，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日益严重；最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这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连为一体，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走向激化，其极端的现实表现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已经为这场战争定性——帝国主义战争，深刻揭示了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所隐藏的剥夺与奴役。另外，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压迫日益加重，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无产阶级政党要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时机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构想。与此同时，列宁对被压迫民族兴起的民主运动给予了极大关注，不仅探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相结合的问题，还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民族性、阶级性和国际利益的相统一的原则问题。
面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尤其是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产生了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的假象，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消失”，致使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理论，似乎已成为一种“过时的假说”；其次，资本主义和平时期产生的“合法斗争”，易于淡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模糊采用革命手段进行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使得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似乎是“过时的教条”。相反，主张阶级合作，走向议会民主，却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被有些社会主义者视为唯一正确的“新思潮”“新策略”。与此同时，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资产阶级也调整了统治策略，他们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和理论家蜕变成工人贵族，成为一味追求“改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经过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修正，宣布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科学性及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地位。此外，米勒兰入阁事件的政治实践，更加激发这种机会主义“新思潮”甚嚣尘上。
正因如此，第二国际内部存在着对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不同解读和研判，关于社会主义改良与革命之争，关于世界大战所持的不同立场，而最终的结果就如列宁宣布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4]在列宁看来，只有“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5]。正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秉承，对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资产阶级的抵制、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冷静的态度，对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混淆视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障碍怀着批判的立场，使得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呈现出多重维度。
（二）国内状况：历史传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碰撞
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历史发展的国内背景主要面临着俄国历史传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碰撞。
首先，从俄国历史传统而言，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俄国中央集权模式。自从鞑靼征服俄国开始，俄罗斯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化开始形成。但是俄国中央集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与发达的农奴制并存，造成了传统社会里官僚制和小农制相向发展。究其深层根源，俄国特殊的农村公社起着连接官僚制和小农制的桥梁作用，国家控制村社，村社控制农民，国家把村社赐予贵族，农民依附贵族。第二，“村社民主”的实践。从俄国公社的图景来看，普遍贫困的“公社世界”盘踞着一小撮穷奢极欲的“公社主”。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俄国的‘人民’这样就分为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6]但是在公社内部，公社存在着村会和长老会议，他们决定了公社的一切重要事务，如土地重分方案、租税与劳役分摊、轮作方式选择、重要农事议程、劳动组合的运作、接纳成员与驱逐旧成员、村内民事纠纷等诸多方面都由这两个会议决定，公社的一切“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并对会议负责，村会决策严格执行“多数决定”原则。第三，集体主义的情怀。由于在土地共有基础上实行共耕制、连环保制度，形成了个人对村社共同体的严重依赖和依附关系。久而久之，俄国农民中“集体主义心理动因”相当突出。具体言之，俄国村社对土地的集体占有，公社事务实行集体决策，个人的一切离不开集体，都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存在。加上俄国其他诸多因素如领土广阔、战争等的影响，扎根于村社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赫尔岑说：“劳动组合的与德国人的行会完全不同，它既不求垄断，也不图特权，人民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妨碍别人，劳动组合是为自己建立的，它不反对任何人。”[7]
其次，从俄国当代的发展来看，列宁开始革命活动的年代，俄国已经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城乡经济也已经纳入了资本主义轨道，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又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落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并非西方式的内生型发展道路，而是通过彼得大帝改革强行把俄国拉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属于外生型发展模式。俄国外生发展路径虽然可以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成果，但是内在的社会结构、政治构成、文化素养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势必会阻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俄国大量农奴制残余，使得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被封建主义层层包围，俄国自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半个世纪里“依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贫穷和半野蛮的国家”[8]。第二，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内在局限。彼得大帝的改革虽然使俄国驶进资本主义，但是小农羁绊并没有彻底消除；而后，俄国自由派斯托雷平改革试图开启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这场以瓦解传统村社公有制为目标的改革，结果导致了严重不公正的私有化运动，即“分家运动”。这个运动执行的是一种“锦上添花和雪上加霜的原则”[9]，这个原则是以“强者”为出发点的，它不仅承认强者在竞争后取得的优势结果，而且在竞争之前就加强强者的起点优势。在农民银行贷款和土地整理中，都实行“扶强抑弱”的方针。它维护了强者利益，摒弃了弱者的权利，致使俄国历史前进的“路标”发生了转换。第三，俄国资本主义矛盾的聚焦。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伴随着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列宁在谈到工人状况时说：“工人栖居在地窖、阁楼和陋室中愈来愈挤，比往常更加吃不饱，把仅存的一些破烂家具也出卖给了高利贷者。”[10]农奴制的废除并没有给农民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世界大战的爆发诸因素促使俄国国内矛盾更加难以调和。
纵观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发展历程，由于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俄国中央集权模式的存在，导致列宁早期在党内注重党内统一，偏重集中制。列宁在晚年注重解决党内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在根源上还是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在党内领导身上的遗留，因此，在民主问题上注重党内监督，建立工农检察院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然而“村社民主”的实践虽然履行了民主程序，但在自然条件下相互隔绝的村社，又限制了农民的视野。这种民主表面上看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农民享有民主，实际并不意味着俄国农民的强大，相反体现了他们的软弱，如同恩格斯在讲到俄国村社问题曾说：“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11]实际上各个村社难以抵制沙皇、贵族权力的剥削，各个村社都要听命于中央政府。另外，俄国有着深层次的集体主义情结，助长了俄国人民的村社情怀，村社的原始民主残余以集体主义精神的形式侵蚀了农民的主体性，他们习惯依赖集体，崇拜权威。因此列宁强调民主程序的同时，也针对村社的弊端，提出通过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教育人数不多的工人，然后经过团结、争取、教育作为同盟者的农民，提高广大农民的民主自觉性；同时，列宁晚年更加强调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建设，只有广大农民具备了先进文化，民众才能树立起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思维理念，才能真正地参与经济组织推动政治民主有序发展。从俄国的当代发展来看，首先，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列宁在探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路径上，主要遵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以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路径，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打下基础。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苏维埃俄国进行了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实践，但结局不甚理想，“军事公产主义”政策的失败更是雪上加霜。经过实践，列宁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非一日之力、一时之功，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受到了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针对巴黎公社式社会主义模式实践的失败，列宁采取了迂回发展道路，即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原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论证了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丰厚土壤。其次，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不彻底性，导致俄国民主政治建设举步维艰，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但也凸显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由此，导致了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发生了偏转，由赞同、支持转向批判、否定，集中论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最后，俄国资本主义深入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形态的转向，国内压迫与国外矛盾的聚合，列宁一方面批判了国内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彻底和自利性；另一方面批判了西方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的歪曲，实质上是贩卖民主理论，皈依自由资本主义，目的是为其行为作辩解。
（三）俄国发展主题：关于“俄国社会跨越论”的争论
俄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19世纪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思考的世纪”，是充满“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的世纪，其“最大的特点是内在的解放。”[12]这表明，19世纪的俄国是一个探索的世纪，其间，一直进行紧张的精神和社会探索，探索俄罗斯命运的归宿，探索俄国发展道路。当时，落后的俄国被彼得大帝改革强行拉上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在艰难跋涉之中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社会不均，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势不可挡。对俄国先进知识分子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弊端促使其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拒斥，基于此，俄国出现了“落后优势论”，简言之，落后的俄国犹如一张白纸，可以规避资本主义带来的苦难，直接书写最美的文字——社会主义。
落后优势论的核心可以称之为“社会跳跃”，这种“社会跳跃”由此成为民粹派社会政治纲领的核心理念，即，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自19世纪70年代始，俄国民粹运动进入高潮，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对俄国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中最主要的论题则是俄国能否如民粹派所愿，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通过对查苏利奇的回信与复信，肯定了俄国村社可以作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实现跨越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首先，俄国革命要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其次，这两种革命能够“互相协调”。恩格斯对“社会跳跃”的论述更多地从当下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提出俄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13]。然而，对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而言，在俄国社会能否跃过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则给予了否定性回答。他认为，对于一个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俄国而言，资本主义恰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因为“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越会接近”[14]。列宁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态度相对比较复杂，他从未讲过俄国可以跃过资本主义，而且还对这种态度给予了批判，但由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由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同样也得出了具有俄国特色的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结论。所谓列宁主义，其“真正价值就在于为一切落后国家指出了一条以特殊形式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5]。
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发展历程与对俄国时代主题的探索息息相关，列宁在早期，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先完成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成功将点燃欧洲革命的火焰，并反过来影响俄国。这种路径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跳跃”的基本态度具有一致性。也正基于此，列宁对民粹主义的跨越论提出了批评，认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16]。并且，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只能历史地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成果基础之上，“如果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就不得不把自己绝大部分力量用来实现一般的民主任务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而不是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即社会主义任务”[17]。从1917年起，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发生了改变，二月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俄国国内呈现出一片大好革命形势，而在此时，列宁仍持谨慎态度，坚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并不认为俄国能够独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作为这场革命的序幕，取决于它与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的决战。其后，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列宁也提到“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8]。但是，这只是其思想的一个方面，在列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恰巧也出现了向社会主义的急速“跨越”问题。这就是按照巴黎公社的蓝本来改造俄国现状，这种忽视客观条件制约，急于在某些领域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会产生诸多“跨越”困境。列宁所设想的让千千万万个群众参与管理的愿望碰到俄国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现实，使得愿望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既要看到理论的突破，也要正视探索中的不足。列宁一方面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极力宣讲社会主义民主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另一方面，列宁把社会主义民主由理论阐释走向了实践探索，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实践上的破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之路需要进行重新设计。正如列宁所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19]而后，作为迂回道路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其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相比以前更为务实，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逐步展开。
但是也应看到，列宁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跨越”的精神实质，并把这种精神融入了俄国革命与建设之中，理论与现实的碰撞，难免会出现偏差，纠正偏差的过程正是科学理论与实际问题有效对接的过程。从这层意义上讲，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的政治实践呈现了进步与难以避免的缺陷，我们在解读每一个观点时，更应放到具体的语境进行客观审视。但是，列宁与民粹派、普列汉诺夫关于跨越思想的差异，是一种超越与纠正，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立足于无产阶级，与民粹派立足于少数人和普列汉诺夫立足于资产阶级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本质差异，造成列宁社会主义民主观与民粹派、普列汉诺夫民主思想的显著区别。